“你是不是要把我家孩子抱走啊？”
“怎么可能？我才不是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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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张维平拐卖儿童案开庭当天，赵丽等被拐卖儿童的家长在广州市中级法院门前。
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 编辑 滑璇
贵州人赵丽（化名）至今记得14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时，她和丈夫、儿子、婆婆住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的一间出租房里。儿子小前进刚满两岁，白白胖胖，生得可爱。白天，她和丈夫在外打工，婆婆在家照料孩子。
一天早上，赵丽的婆婆正在做家务，住在隔壁的一名老乡说可以帮忙看孩子。婆婆还和人家开玩笑：“你是不是要把我家孩子抱走啊？”老乡笑了：“怎么可能？我才不是那样的人。”
▲电影《失孤》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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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孩子的打工仔
张维平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人，1971年10月出生。在村里，张家经济条件不好。与邻居相比，老房子低矮简陋。张维平读到初二时便辍了学，在家务农。没几年，便外出务工挣钱。
张维平身高一米六八左右，皮肤较黑，面容消瘦，嘴边留两抹淡淡的八字胡。当年，他穿着朴素，笑起来一脸憨厚。“和一般的打工族没两样。”李树全说。
上世纪90年代，广东成为中国大陆最开放、发展最快的省份。张维平也随着这股热潮，从贵州跑到邻省打工。起初，他在东莞市厚街镇的一家厂子里做鞋，那是全中国最著名的鞋业生产地之一。1996年后，他辗转来到增城，在荔城区（现增城区荔城镇）的一家化纤厂里找到了工作。
到增城打工前后，张维平听老乡说起过一些拐卖孩子的事：与张同县的胡某、同为遵义人的曹某做的就是这样营生，曹某甚至卖掉了自己不到一岁的儿子。张维平还认识一个吴某，对于此间的门道略知一二。
或许从那时起，张维平心里就种下了拐卖儿童的种子。等到适当的时机，这颗种子就会发芽。
1998年，张维平在石滩镇认识了性工作者“陈英”，相处了一段日子。两人一起住在张维平在化纤厂的宿舍里。
一天，“陈英”把张维平拉到东莞的石碣镇，指着马路边的一个小男孩问他：“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孩子卖掉？”小男孩被一个女人抱着。“陈英”说，那个女人是孩子的妈妈，是自己的四川老乡。
两三天后，“陈英”抱着小男孩来到张维平的宿舍。张维平找吴某帮忙，寻到了买主。那一次，张维平、“陈英”见到了男男女女共4名买家。买家没问孩子的来源，张维平怀疑，吴某告诉他们孩子是张、陈二人生的。事后，“陈英”从买家手里拿到了9000元左右的“抚养费”。“陈英”分了张维平500元。
不料，半个多月后，张维平便被警方抓获。1999年7月，他因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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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成的中间人
2003年，在狱中获得减刑的张维平，刑满释放。无处可去之际，他来到了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
在石湾车站附近，他租了一间临时房，每晚只要10块钱左右。没事时，他就到附近村口的一家小店闲坐。店里两名七八十岁的老人听说张维平因拐卖儿童坐过牢，便介绍他结识了另一个行里人——“梅姨”。
▲警方根据描述绘制的“梅姨”画像。
初次与梅姨合作，张维平十分谨慎。偷孩子前，他在电话中告诉梅姨，自己和女朋友生了个孩子。因为家中还有妻儿，这个一岁左右的男孩无法带回家抚养。他希望梅姨介绍一个人家收养孩子，收养的人家只需付一笔“抚养费”。
在张维平的供述中，那是他第一次亲手偷走别人的孩子。收养孩子的夫妇给了他12000元。其中的1000元，他给了梅姨当做介绍费。
仅仅两个月后，张维平便与梅姨有了第二次合作。他开始熟悉带孩子与买主见面，买主带孩子体检等流程。他还得到了梅姨的承诺：无论男女，只要有小孩，她都要。
从那时起，张维平不再想着到工厂做工，每隔数月就偷个孩子经梅姨之手卖掉。每个男孩12000元，除去给梅姨的部分，张维平能拿到11000元。二人之间还有一种默契。张维平不说孩子是从哪里来的，梅姨也从不过问。
据张维平交代，仅2004年，他就拐走并卖掉三个孩子。2005年，他又得手四次。
也是在那两年，张维平有了自己的家庭，成为一名父亲。但他仍然不愿收手。除了卖掉自己偷来的孩子，他还帮别人“销赃”。
2004年，他曾与一个名叫“小妹”的性工作者有过短暂交往。小妹先后两次请张维平帮忙卖孩子，张都将孩子从梅姨处出手，并从中获利。
和张维平一样，小妹最初也有些遮掩，说孩子老乡生的，想送给别人收养。张维平虽然不太相信，但也依着行规，不问来处。
通过梅姨，张维平还帮表弟周容平联系过买家。被卖的是周容平邻居家刚满1岁的男孩，由周等4人入室抢走。孩子卖了13000元，张维平却告诉周只卖了10000元，事后还收了1000元中介费。
2016年张维平在贵州落网后，警方曾问他，是什么心态让他多次拐卖儿童。张维平称，究竟是什么心态，他自己也说不清。
他能说清的一点是，卖孩子得来的收入，都在赌博时输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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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将被判重刑
2017年7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张维平、周容平等人提起公诉。这是张维平第三次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诉。
上一次是2010年5月，张维平因拐卖儿童罪被广东省东莞市第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经减刑，其于2015年8月获释。
广州市检的公诉，意味着本案要在广州市中级法院一审。依据刑事诉讼法，在中级法院一审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与周容平等4名没有前科的被告人相比，张维平无疑是最有可能被判重刑的那一个。
2017年11月2日庭审时，另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申军良准备了满满一页纸的问题，要张维平回答每一个孩子是从哪里偷的、在哪里交易、被卖到了哪里。张维平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但孩子究竟卖到了哪里、卖给了谁，只有梅姨知道。
“只要你说出梅姨在哪，帮我们找到孩子，我们所有家长愿意给你写谅解书。”申军良说道。张维平和他对视了两秒，点点头。
但他根本不知梅姨的下落。
两人最后一次联络是2005年底。当时电视里多次报道东莞警方的打拐行动，张维平被吓到了，想金盆洗手。他换掉手机卡，主动切断了与梅姨的联系。
案件侦查过程中，张维平带警方寻找过当年介绍他与梅姨相识的两位老人。他们中一人已经去世；另一人患病，无法记起往事。
此后，“广州增城公安”在微博上转发了“寻找梅姨”的消息，称其“真实姓名不详，约65岁，身高一米五，讲粤语、会说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截至发稿时，梅姨仍未找到。
依据刑法，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在本次被公诉的5名被告人中，只有张维平没有主动聘请辩护律师。他在法庭上表示：“我希望法院判我死刑，立即执行。”
可是申军良不愿看到张维平被判死刑，在梅姨下落未明的情况下，他是找到9名被拐卖儿童的唯一线索。
“如果张维平被判死刑，我就上诉。”申军良说，他死了，我们的孩子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了。
值班编辑：张一对儿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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