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思索的时候，陈冲会微微偏过头，凝视着前方某个并不具体的角落。她仍在频频颔首，随之「嗯嗯」地表示回应，但有那么几个片刻，她好像进入了那个只有她才知晓的世界，与周围的节奏错开了几拍。
她对环境极敏感，总能捕捉到微妙而不可言的变化。在新疆拍摄《英格力士》的时候，她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光线。「和上海的完全不同，它有它的亮，暗也不一样，黄昏很长很美。光照会影响到你所有的情绪，你知道自己在一个全新的地方」。这种陌生感有助于她进入一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式，「存在着，每天就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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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环境又极愚钝，不会因为他人的肯定或否定而情绪波动。她的导演处女作《天浴》拿下了台湾金马奖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影片」等在内的六项大奖，别人梦寐以求的荣誉，对她创作状态的影响却是零。
「那份鼓励当然让你愉悦，你很辛苦，你尽了最大的努力，有人在背后拍两下，（你）会感到宽慰。但这对我每一天在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影响，一部好的电影和一部糟糕的电影，完全是以同样的努力拍出来的，（但结果）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一天我都给了自己的最好，希望能够让主创人员也发挥出他们的最好，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所以，她和环境真正严丝合缝的时刻并不多：有时是她太快了一些，有时是环境不巧慢了一步。人生至今，她自认为所有的选择都出于随性，「没有计划，从来都不是精打细算的人」。虽然总是恐飞，担心这会是自己最后一次飞行，她又忍不住向往远方，「我特别渴望到达，人生有太多的别离和被别离，太伤感。到达却往往带着某种好奇和希望，到一个陌生或是熟悉的地方，它都会给你新的可能性」。
这回，她再一次成为导演，多少下了一点决心。把一个故事变成电影就需要决心：她一度对昂山素季的故事很感兴趣，「我惊讶和羡慕她为理想可以付出的牺牲，这样的人太少了」，但收集来的资料从未真正地在她脑海中构成一部电影，「没有成熟的思考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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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她就心心念念想拍严歌苓写的《扶桑》，资金到位了，编导、美术部门的准备也周全了，她却怀上了小女儿。第一个孩子让她饱尝了高龄产妇的种种艰辛，她决定停止拍摄。
那个心愿就一直留在了过去。如果再有机会，是否会重起炉灶？「生活永远在进行和发生着，人也在不停丰富和变化着，我们对理想的坚持、对人的信念，不断被考验和锤炼。如果再拍 20 年前的小说，一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剧本和故事了」。
最终能成的，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换句话说，合适了。
「王刚是一个成熟的，也可以从世俗观点上来说，成功的商人、作家、教师。少年时他也一度在周围的成年人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但他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不是教给他英语，而是带给他一种精神，以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趣味，带给他希望，他才成了今天这样的成年人。」
她不想用这个故事来凭吊集体记忆，也无意讨论一个特殊年代的伤痕，她想讲述的是成长。少年时代的梦想和困惑，少年时代的孤独和惆怅，虽然成年后会渐渐明白这是条必经之路，鲜有人能安然无恙地走过；但当时当刻，往往只觉得孤身陷于千壑万崖间，无可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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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如「我是谁」「我的父母为何是这样」的疑问冒头的时候，人生往后的基调已经在暗暗铺陈。陈冲相信，但凡经历过青春的人，都会有所共鸣。青春的挥霍总是多于节制，五花马，千金裘，动辄就要抹消万古愁，但事实上，迷惘才是那个如影随形的东西。
15 岁到 17 岁，她都在剧团里，是她第一次离家的集体生活，也正值懵懂又梦幻的青春期。她还记得那排位于大木桥路大院里的平房，院子里杂草丛生，房间里总是坐着一群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当时不过三四十岁，无一例外地手捧茶缸，是吃完的水果罐头的再利用，外面还套一层玻璃丝编织的隔热套 —— 这让他们看起来精打细算到略显寒酸，有些百无聊赖。
团里组织看旧资料片时她才发现，那些茶缸的主人原来包括王丹凤、张瑞芳、白穆、程之、陈述、赵丹，平反后的白杨也时常会加入 —— 陈冲惊得差点掉了下巴。1976 年她入团，当年已经因为电影《青春》一举成为全国最受瞩目的女演员之一，凭《小花》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时，还不到 20 岁。时代赋予她机会成为佼佼者，但目睹过传奇艺术家被蹉跎了十年青春后的状态，她认清了盛名之中的残酷和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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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年少成名只让她感到种种不便和误解。一次在街上遇见别人在墙上画自己的巨幅肖像，她端详了一会儿被仔细描绘的眼睛和嘴唇，突然感到一种荒谬 —— 那一刻她更加确定，外界的评判对自我价值体系的设立毫无帮助。
后来她去奥斯卡担任过颁奖嘉宾，一度是美国片酬最高的亚裔女演员，也获得过华语电影最高奖项的若干次影后，但她的属性始终更接近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一日三省，不敢怠慢。同时，这要求她撇开表象，去追问一些更深层的答案，即使答案本身模糊、混沌、暧昧不清。
在严歌苓执笔的《本色陈冲》后记，陈冲曾记录了这样一个近乎超现实的场景：夜半回家时，一只白色的孔雀独自站在街心，孔雀定定然望着她，打开了屏。见到孔雀的第二天，她的一段感情划上了句号，这让昨夜的那一幕平添了一种隐喻。她确定自己当时百分百的清醒，但回想时也疑惑，到底是梦还是现实？
「任何回忆都会像一场梦，更何况是遥远的回忆，里面一定会有主观的选择」。她用这个细节解读《英格力士》中的回忆戏份。电影叙述下的回忆更需要艺术的提炼，提炼一种遵从人物意念的感受，「展现给观众的其实是一个审美观点」。
美术指导朴若木参照了新疆和俄罗斯的建筑，花了大量的时间置景，从南疆找来许多旧的木门和木窗，才搭出一整条维族街。「大银幕上肯定不能用全新的、假的东西，观众其实能感受到那种细腻，也会得出自己对那个年代的一个感受」。
陈冲坚持参与电影的编剧部分。《天浴》原本是个短篇，她重搭了骨架，然后由身为原作者和编剧的严歌苓在此基础上「让它更有质感，更复杂化」。这次的《英格力士》，王刚起先也给过她一稿剧本，但她觉得离小说太近，「没有脱离，也没有把它整个翻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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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脑海里想拍的剧本是什么，你应该把它写下来。从写完到拍摄，中间一定会发生许多变化，到了新的景点，或是遇到了新的演员 …… 但你的感动点在那儿，那是一种记忆的结晶，是一种情怀，即使呈现的形式上会有新的灵感，这个基础不会变」。
故事刚开始写，演员基本就定得七七八八，王志文、袁泉和王传君属于最早的那一批。角色在文本阶段时，陈冲就在寻找演员身上「非他莫属」的契合点。第一次接触王传君，陈冲就看到了他身上那种气质，「非常谦卑，但也非常清高，他不会妥协于世俗，也不会妥协于时代」。
她觉得王传君和他扮演的英语老师「王亚军」一样，「有信念」：「在现在的娱乐环境中，许多年轻演员很容易就能赚到数量可观的钱，可这些东西对他居然真的没有任何诱惑。」王亚军算不上什么顶天立地的英雄，却在一个粗鄙的年代保持了一种绅士的生活方式，尽管这可能会给他带来巨大的麻烦。
所有的年轻演员在开拍前一个月就进组，不仅是为了排练，而是回到当时的一种生活状态。扮演老师和学生的演员玩在一起，打羽毛球打篮球打乒乓，或是更古老的踢毽子，「物质条件虽然匮乏，但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功课压力，有功夫做白日梦」。这是拉开两代人气质的关键：「因为感到无聊和时间漫长，他们就渐渐会产生一种创造力。」
只要有时间，陈冲也常常参与到那些游戏中去，「噌」一下冲上乒乓求桌，杀得对方片甲不留，乐得朗声大笑。一群人在闭塞的边疆小城生活几个月，上世纪 70 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渐渐显山露水。「现在的人好久没见了，可以拥抱一下来表达思念，但按照传统的习惯，彼此的身体不怎么能接触，就没有这样的捷径可以走。当他们的身体受到限制时，就能进入一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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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中抽象的部分，她会提早和演员沟通，但是点到即止。她也理解演员们在面对一场重头戏时的恐惧感，「一个好的角色当然会让你恐惧，而且这个恐惧你是完全收到心底来用的，是一种力量」。体察出演员的情绪，她多半以安抚和鼓励为主，「导演应该是爱演员的」，但偶尔她也觉得自己过于温和，「反正没有在现场发过脾气」。
是不是真的没有脾气？
当然不是。《天浴》之后，她还导演了《纽约的秋天》，用的是 Richard Gere 和 Winona Ryder 这些好莱坞当时的一线演员，但那算不上一次成功的经验，「现场有大制片、二制片、三制片、四制片 …… 各种看着你管着你」。她抵触的心情顿起，总想和他们的要求反着来， Gere 劝她，没必要，「我突然领悟到，的确没必要。其实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就是在怎样的气氛下，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达到自己原先想要的目的。」
后来她有些懊悔，哪怕不顺利的时候，在现场发脾气根本毫无意义：「都是正面的经验，如果今天再来一次，我的方式可能会比原来好得多」。
她是走到过世界高度的演员，这意味着她不会放弃向上攀：「生命在枯竭和萎缩的时候可能会逼着自己长出一支新的嫩芽来，这就是再生。」
放眼世界，真正适合 40 岁以上女演员的出挑角色也是可遇而不可求。有人说，放下身段就会获得机会，陈冲一耸肩，「我有点太放得下了，演了些没脸见自己的戏，堕落到只好去当导演了」。
当然是玩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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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集体主义的年代就早早进入个体自由语境的女人，一个真切地体验过什么叫荒诞的女人，怎么会不知道什么叫「放与不放」。但陈冲是那只白孔雀，她知道开屏有时机。
她把自己定义为「新手导演」，「虽然岁数在这儿，但就是属于业余吧」。说业余，或许是她心中的比照对象的缘故 —— 毕竟她合作过的是 Bernardo Bertolucci 、李安、姜文这样的导演。「导演」的身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和着迷，但人生每一阶段有不同的任务。拍摄《英格力士》，她离家足足 5 个月，「我的确感到对我的小女儿是不公平的，也可能真的给她带来了一定的伤痛」。叛逆期的小女儿或许一时半刻并未察觉到母亲缺席的问题所在，「但是我能够看得到将来的一些可能，这种牺牲不是随便就可以做的」。
在美国的那几年，她曾总结过自己马不停蹄的工作缘由：「就是移民属性，总在为明天担心，在为后天奋斗。」如今，她觉得自己的明天已经不那么重要，「还有担心和奋斗的话，一定是为了孩子」。
上海和旧金山都是她的家，一边是年迈的父母，一边是丈夫女儿，都是血脉相连的人，「世界上没有文字可以描写我对这两座城市的离别和到达，每次在飞机上俯瞰它们的远去，每次飞机『咯噔』一声落地，我都要忍住眼泪。」
因为这些缺席，她内疚，回家后会忍不住对孩子们加倍教育。最近她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对女儿们太过苛刻、太多批评：「父母是焦虑的，总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孩子们其实能从你身上得到某种气氛，你是否真的让他们感到你的欣赏？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是『人』。」
人生里总是少不了遗憾，但幸好它有流动性，「我希望女儿们有一天能成为母亲，也许那时，她们可以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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