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于紫禁城养心殿。至于同治皇帝的死因，清朝官方文献给出的说法乃系“适出天花，元气日亏，以致弥留不起”；而诸多野史传闻根据同治皇帝生前曾屡次留恋于烟柳之地，以及其驾崩前的病症，给出了“其为花柳病者以崩”的死因说明。
除了同治皇帝的死因成谜，同治皇帝的原配嫡后——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在同治皇帝驾崩仅仅两个多月以后，猝然崩逝于储秀宫，死因同样晦暗不明。
对于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的死亡原因，清朝官方也给出了相关说明：
嘉顺皇后许同治十一年作配大行皇帝正位中宫。淑慎柔嘉。壸仪足式。侍奉两宫孝敬无违。上年十二月。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遽于本日寅刻崩逝。
也就是说，阿鲁特氏因为同治皇帝驾崩而伤心过度，乃至患病不起，直至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猝然崩逝。
尽管清廷就阿鲁特氏的“殉夫之烈”，专门下发了谕旨予以表彰，但根据慈禧太后和阿鲁特氏之前的种种过往，朝廷上下、坊间传闻依然流传出了阿鲁特氏并非病逝而是被谋害的说法。
《清代野史大观》对阿鲁特氏的死因，有过如此说明：
盖载淳疾笃时，那拉氏已训责阿鲁特氏倍至。及载淳殂，载湉立，阿鲁特氏以与所草之遗诏不符，剧悲痛。事为那拉氏所知，亟召至，遽批其颊曰：“尔既害吾子，尚思作皇太后耶？”阿鲁特氏跪于地，泣不止。久之始还宫，益痛不欲生，旦夕悲啼，目尽肿。一日，崇绮入视，知其状，奏闻。那拉氏曰：“皇后如此悲痛，即可随大行皇帝去罢。”崇绮出，未移晷，而阿鲁特氏之凶耗矣，年仅二十有二。
也就是说，慈禧太后所选光绪皇帝，并非同治皇帝临终选择的皇位继承人。作为同治遗诏的见证人，阿鲁特氏心中自然悲痛异常。眼见于此，慈禧太后掌掴阿鲁特氏，并将同治皇帝驾崩之因归结到了阿鲁特氏的身上。为求慈禧太后宽恕，阿鲁特氏生父崇绮将其悲痛之状奏闻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便下达了令阿鲁特氏自尽殉夫的命令。
同时，在《清代野记》中，也有着“后以片纸请命于父，父批一“死”字，殉节之志遂决”的记载，进一步证实了阿鲁特氏的直接死因，就是源于其父崇绮的“劝说”。
作为阿鲁特氏的父亲，崇绮狠心劝说自己的女儿自尽，自然是出于保全阿鲁特氏家族的目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慈禧太后到底为何想要逼死阿鲁特氏？
1、“选后风波”让慈禧太后对阿鲁特氏怨恨深矣
同治皇帝在选择中宫皇后的时候，并未顺从生母慈禧太后的意愿，选择慈禧太后中意的富察氏，而是选择了嫡母慈安太后推荐的阿鲁特氏。这让慈禧太后大失面子的同时，认为慈安太后和同治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将会直接影响自己对朝政大权的掌握。于是，慈禧太后便将所有的怨恨全部发泄到了阿鲁特氏身上。
更重要的是，同治皇帝和这位“气度端凝，雍容端雅”的皇后之间，“伉俪綦笃，而燕居时，曾无亵容狎语”。阿鲁特氏于后宫的独宠，让慈禧太后刻意培养富察氏的计划落空。非但如此，因为慈禧太后对阿鲁特氏的百般刁难，同治皇帝竟然“终岁独宿乾清宫”，甚至“往往步出内城，作狭邪游”，直至身染花柳重疾，不治身亡。
同治皇帝驾崩后，慈禧太后对阿鲁特氏的怨恨集中爆发，遂逼杀阿鲁特氏。
2、同治皇帝遗诏的直接影响
除了“选后”、“独宠”等影响外，《清代野记》还记载了阿鲁特氏被慈禧太后怨恨之深的另一个原因：
后美而端重，见人不甚有笑容，穆宗亦雅重之，每欲亲近，后见上则微笑以迎，慈禧即加以狐媚惑主之罪。左右有劝后昵慈禧者，否则恐有不利。后曰：“敬则可，昵则不可。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迎入者，非轻易能动摇也。”有谗者言于慈禧，更切齿痛恨，由是有死之之心矣。
众所周知，作为晚清政权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生平最大的遗憾就是未曾被从“大清门迎入”，也就是未曾位列中宫，成为后宫之主。阿鲁特氏一句“我乃奉天地祖宗之命由大清门迎入者”，无疑触及了慈禧太后的忍耐底线，对其杀心遂定。
另外，同治皇帝驾崩之时，已经年满19岁，也已经亲政将近两年，拥有绝对理智的判断力就皇位传承发出遗诏，选择一位有利于晚清政权的皇位继承人。诸多野史传闻也证实，同治皇帝临终确实发出过“以贝勒载澍入承大统，且口授遗诏，令鸿藻于榻侧书之，凡千余言”的命令，而且“时阿鲁特氏方问疾在侧”。
也就是说，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光绪皇帝，而是为了继续稳固朝政大权，继续帝晚清政权的绝对统治。为了消除负面影响，掩盖同治皇帝曾立传位遗诏的事实，才将阿鲁特氏杀人灭口，永绝后患。
参考文献：《清代野史大观》、《清代野记》、《清实录·德宗实录》、《清史稿·列传一·后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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