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就空间位置、形制与材质三方面对“冠”的符号象征意义作了详细阐释，并解析了树及树叶有关的“宇宙观”“生命观”“生殖观”等象征意义及流传，由此探究早期“叶冠”的文化意义。在梳理树及树叶、叶冠与佛冠、五佛冠的历时性符号演变历程中，清晰可见后期佛教造像对早期萨满所用叶冠的借用，后因五方佛图像的“表述”使得原有叶冠名称逐渐弱化，“佛冠”的称谓对早期原始文化编码有所遮蔽。
关键词
叶冠；佛冠；象征溯源；文化遮蔽
当前所见佛冠，多以五佛形式出现，故称五佛冠。由皮、纸、木或镂空金属所制，其形五叶连缀，每叶上装饰有五方佛、梵文字母或者法轮、金刚杵、莲花、宝剑、火焰等图案（图1，2），历代比丘、隆重法会仪轨其中央的主座和尚与佛教密宗上师、主持、方丈修法时，常戴此像徵五智如来的宝冠。
图1：清代刺绣五叶佛冠，青海省博物馆藏。
图2：玉树文成公主庙大日如来佛像头戴三叶冠。
笔者认为，当前佛冠的相关称谓及其与五方佛的关联性释读，对相关叶形宝冠的渊源与发展历程有所遮蔽。叶形宝冠自产生以来，历经一叶、三叶、四叶，后至五叶，后期佛教造像时借用了叶形宝冠，并对其赋予密教金刚乘的哲学思想，使其用以指代金刚乘的基本结构体系及佛教神系的完备系统，从而称之为五佛冠。为此，笔者尝试从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视角解读并梳理叶冠的文化意义与演变源流，分析整理后期“佛冠”对早期叶形宝冠形制的继承与变革，以此为例，探讨文化情境对文化文本的借用与遮蔽问题。不揣浅陋，如若不当，敬请方家指正。
一、追根溯源：冠
象征符号可指涉特定社会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抽象概念、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约定俗成的习惯及各种文化现象等象征意义。冠作为一种直观可见的文化符号，其背后隐藏着深厚的文化信息及密码，蕴含有特定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心理期许等深层内涵，其象征意义取决于冠所固有的三个特点，即所处空间位置、形制与材质。
（一）空间位置
就其所处位置而言，冠位于头顶，使其具有超凡脱俗的意义，它不仅和人体的至高点头部同样重要，并且与头顶之上的空间——天赐紧密结合。相似性与联系性是象征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连接点，人体头部为球状，柏拉图认为其形似宇宙，是思想的所在地，起着精神中心的作用，可比作人体的天空。为此，头冠携带头部的神圣意义并用以象征积极本源的活力，包括统治、命令、启示的权力，标志着功德圆满的超验性。例如，在各类神话文本中，创造出多头多臂的神灵形象，以突出头部的特殊功能，古希腊神话中的道路女神长着三头三身，看守冥界大门的恶犬刻耳柏洛斯长着多个头颅，古罗马人的保护神雅努斯长着双面孔，一副指向未来，一副指向过去。古埃及神阿蒙-拉的四个羊头象征着四种精神，陀罗神因掌管三界拥有三个脑袋，三头六臂的哪吒英勇好战，各类多头的神话母题将头部赋予持有者强大的特异功能，是其能力的集中展现，为此，在古代战争中有将敌人斩首作为胜利品的习俗。在欧亚传说中，头颅有被视为天穹的传说，冰岛神话中巨人伊米尔死后，其头颅化作天穹；《梨俱吠陀》中，天穹由原人的头颅变幻而成。狩猎民族的习俗中，将捕获猎物的头颅作为重要的祭祀品，其意是将其强大的生命力据为己有。
（二）形制
佩戴头冠时，冠围绕头径呈圆形，圆的象征意义被赋予头冠之上。圆周运动没有始终，没有停歇，使其获有象征时间的权利。古巴比伦人用圆计算时间，将圆划分为三百六十度，再将三百六十度划分为六段，每段为六十度，其名为萨尔，即世界与宇宙之意，并从其思辨中得出了时间的无限性、循环性与普遍性概念。北美洲印度安人也认为，圆是时间的象征，白昼、黑夜与月相的周期是位于世界之上的圆，一年的时间是环绕世界周围的圆。就圆形的功能而言，作为包围状的头冠，其圆形亦有保护的深刻意味，这种观念折射在个体身上，就衍生出头冠、戒指、手镯、项链及腰带等人体保护环的意象，例如，戒指作为护身符，保护巫师最敏感的部位——手指；头冠将天地时空聚集在“领导者”头部，则有保护人体精神场域，推动时空运转的象征意义，古代各民族文化中常见此现象。这些圆形环状的佩戴物，不仅起到装饰作用，更是起到稳定作用，维持灵魂与肉体的凝聚力。
（三）材质
制作头冠的材质或为植物，或为矿物，亦有金属，显示出佩戴者在完成某种伟绩时应受到外界某种材质神力的庇护与帮助。从早期植物花环、草环、皮质、纸质、羽毛、木质及玉质乃至后期的镂空金属头冠，均是携带有其材质象征的神圣意义，以此显示佩戴者身份、权力、地位的权威性，并有“防病的功能”。在希腊和罗马，冠冕有“求神祝圣”的功能，在祭祀仪式上，祭祀与牺牲都戴有冠冕，神像头顶戴着王冠，一般是用奉献给他们的树叶和瓜果做成，例如宙斯的是橡树冠，阿波罗是桂冠，阿佛洛狄忒是香桃木冠，狄俄倪索斯是葡萄冠，色列斯是麦穗冠……在中美洲的画集中，只有农业神才戴王冠。印第安人的羽毛冠，金冠和头上的光环，“代表一种与太阳神平起平坐的企图”，随着其象征意义的消失，羽毛冠则成为民间节庆的装饰品，是美洲文化特征的标志。在古埃及只有神和法老佩戴头冠。古埃及神话中的冥王奥西里斯也戴有神圣的双重王冠，它由“白色的冠身，两根鸵鸟的羽毛，公羊的角，眼镜蛇冠饰等组成，有时还有其他复杂的装饰”，其中每一种成分都是一种象征，白色冠身表达光明的观念，鸵鸟毛是真理的标志，羊角具有传宗接代的热情，这些魔力使得头冠具有超强的神性而显得伟大，诸多神力被操纵在眼镜蛇冠饰中，可视为具有强大力量的神物。后来，王冠被用来指代高贵之物，用以奖励丰功伟绩，其本身的形象仅隐约携带其最初的象征价值，冠冕成为成功与身份的表现。
巫文化信仰时期的中国，头冠为身份尊贵且具有话语权的萨满所用，可称法冠，多因地制宜地采用植物、木、玉石等材质，用以沟通天地。巫术仪式是原始先民干预、控制自然环境的途径，作为对话神灵与现实的主导者，巫师掌控着整个仪式的话语权，代表所处时期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建构起原始社会的行为规范与秩序法则，由此孕育出“礼”的原始巫术礼仪，为此，原始礼仪成为区分人与自然、群体部落、世俗神界、身份地位的关键。因为头部是人体离天界距离最近的部位，便成为萨满巫师交好上天，祈求致福的支点之一，所戴头冠除却早期的象征意义，更是初期礼仪制度产生的重要载体。后至商代，演生出相应的冠服制度，周代后经沿袭专供贵族与王族使用，用以区分身份等级，《尚书∙虞书》载：“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尚书∙夏书》：“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此外，中国古代男子二十岁时举行加冠礼，为其成人礼的标志，亦是区别成年与未成年的界限。
二、一脉相承：叶冠
叶形宝冠的文化寓意，源自于古老的神树崇拜，其象征性蕴含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宇宙观”
树扎根在地下，探索地下的奥秘，它的主干和最早长出的树叶接触地面，在来自上天光明的引导下，上部的枝叶和树顶升向天空。蛇虫在其根部爬行，鸟儿在树间飞翔，汇集了天地间的所有元素，水与其精气一同流动，土地与其根部融合为一，空气哺育树叶，木质摩擦生火，树将地狱与天界有效地牵连在一起，这种树立在天地间的状态，使其具有“世界之轴”的意义，成为天地间的坚强支柱。为此，人类学视域中的神话文本中多有“神树为沟通天地之天桥”的母题，例如《天桥岭》中往来于天地之间的神树被恶魔耶鲁里利用，混入天际，而被天神断绝；通体发白的桦树树干上的切口是萨满升天的入口，是神灵、魂魄在天地、人间行走的途径；古代神树祭中，萨满要表演攀树的神技，并唱诵相关祭词。
（二）“生命观”
伊甸园中有两棵树，“善恶认识之树”和“生命之树”。树象征生命，它不断演变，不断生长，具有全部垂直性的象征意义。在很多民族的信仰中，树与生命紧密关联，如凯尔特的橡树，日耳曼的椴树，伊斯兰的橄榄树，西伯利亚的落叶松和白桦树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认为“桉树是滋生一切生物的生命之树”，它将根脉蔓延到地球的各个区域，产生地球上所有的居民；它的根扎到地底下的最深处，产生恶魔和精灵；它的树枝深入天空，产生出生活在空中的生物；它的顶端伸进天堂，产生出众神，这样，它将一切生命联系在一起，为此，桉树成为人类的祖先，这就是古人相信植物有性的属性的根源。
在一些地区，“生命之树”用以指代新生，如伊朗、爪哇岛的生命之树，最典型的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感悟，吴哥的一则铭文讲，树的根为梵天，躯干是湿婆，枝叶是毗湿奴。基督教传说中亦有生命之树与神之形象结合的例子，如《创世纪》里的生命之树，《新约》里使人新生的树等。在德国，当一个婴儿出生时受洗礼，一般要种一棵“诞生树”，男孩子就种男性树，女孩子就种女性树，阿尔伯特·马格纳斯（公元1250）说，进行这种仪式的树有两种，梨树是男性的，苹果树是女性的，孩子们的健康与成长取决于这些树的生长情况。
（三）“生殖观”
“树生人”是极为常见的母题。波斯人认为，最早的树和最早的公牛是人类最早的祖先，公牛是男祖先的象征，最早的树是他们的女祖先；古条顿人认为橡树具有男性特征，因为橡树果像一个有包皮的阴茎头（有壳斗的橡树果）；在巴伐利亚，人们认为桦树是女性的，小孩子是桦树生的或者在桦树洞里找到的，一个新生的女婴要放到桦树盆里洗浴，这样她长大后对男人有吸引力。在中国，独龙族的“行米戛朋”是指树里走出来的人，即“树生之人”（《行米戛朋》）；高山族认为是“雷劈大树生下阿美人始祖”，哈萨克有“树生九子”的民间故事，蒙古族《绰罗斯准噶尔的起源》中讲树是孩子们的生母，裕固族传说树木的儿子是“木尼古”，维吾尔族认为树是人类的母亲，彝族《竹男和梨女中》讲梨树洞中生女孩，柯尔克孜族传说人类繁衍于一棵茂密的白杨树，高山族讲“人类产生于‘阿鲁马哈’的一棵榕树”，锡伯族称柳树为“佛多霍玛法”，认为与自身繁衍有关，满族有“水中生的神树上生出人类”的母题，赫哲族神话中有“达赫苏尔生于桦树”的故事，苗族讲“太古时，兄妹结婚生出9种树，树生人类”。
伴随着原始思维中相似率、互渗率的支配，先民们将生命之树衍生为“丰产”的象征，如摩擦取火时，取一块有洞的木头（女性生殖器象征），用一根树棍（男性生殖器象征）在树洞中旋转，二者摩擦而生火（热与生命），以此比拟男女媾和的过程。如今，依旧在活态民俗中可见由树崇拜延伸出的生殖崇拜现象，如伊朗的部分游牧族群中，一些妇女会在身上纹一棵树，树根位于阴部，繁茂的枝叶在胸部展开，以隐喻如树般繁盛的生殖力；安汶的一些部族认为他们是树所生，视树为图腾，从不用来作柴火。一支奥尔蒙部族的图腾是一种能产生油的树，但是他们从来不吃树上的油，甚至也不在树下坐；在欧洲大陆的某些原始村落，孩子们要让大人们用桦树条（生命树条）抽打，否则长不大，万圣节前夕，雌性家畜和女性要被家人用桦树条抽打阴部，据说有助于生殖旺盛或者子孙健康；在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丈夫要用桦树条抽打妻子的臀部，保证她有生命力及临盆顺利；新娘的嫁妆中必不可少要有一束桦树棍或者桦树条（“树条”一词在德语中与男性生殖器同名）；在波兰，新娘要被已婚的妇女用冷杉棍驱打上床，高大的冷杉与男性生殖力等同；在日本，冷杉是男性的象征，梅树是女性的象征，在婚礼上要用这两种树的幼枝作为桌子上的装饰品；旁遮普、喜马拉雅的等地可见青年女子婚前与树婚配的习俗，果树与育龄女子存在某种关联性，是生殖现象的暗喻与补充。阿尔泰人认为，人的灵魂降临之前，借鸟身住在天上，或栖息在树上。中国更有两树连理的婚育传说。此外，在中国人的宗族谱系中，子孙繁衍如大树般枝繁叶茂，形成“谱系树”，生命之树象征家族、城邦乃至国家的强盛，则是关于树象征意义的社会性折射，而树叶则是子孙后代幸福繁盛的写照。
早期西藏萨满文化及后期脱胎于萨满的苯教文化中，多见树及树叶的原始崇拜。“模糊的直觉取代逻辑理性思维”，将树的直观特征演绎为逻辑思维中建构的神树，成为人神交流的媒介物。树是藏文化表达宇宙中心的核心文化元素，携带有早期构建宇宙空间的意义，是原始社会文化象征体系中重要的信仰载体。藏学家图齐、霍夫曼等人认为早期西藏苯教与萨满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以冈仁波齐为代表的宇宙山崇拜和以神树为载体的宇宙树信仰，与原始苯教依旧有深度关联。“宇宙山”上生长着“宇宙树”，苯教信仰中也有圣山上生长圣树的记载，苯教著作《经部集要》中，九级雍仲山是圣地的中心，雍仲山上有雍仲树。藏族史诗《格萨尔》中，“黄金宝座里，有白螺的生命树，它是白帐王的生命柱；有一棵黄金生命树，它是黄帐王的生命柱；有一棵黑铁色的生命树，它是黑帐王的生命柱；是我三大王的生命树”，生命树是灵魂与肉体分离的渠道。藏北加林山的岩画中所绘的树木形象，反映除了“事树神”的原始思维。至今为止，藏族民俗中依旧有生命柱的观念，用生命树制作的神鼓，在仪式中法力无边。
自然崇拜的原始时期，树与树叶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由生命树思想衍生的文化因素是早期苯教及后期民俗文化中隐秘的原始编码。为此，在苯教宗教仪式中，巫师所戴的叶形头冠，将宇宙树的空间、象征及通神意义凝聚在人体的至高点，使得巫师具备超凡的能力。树叶作为头冠上的装饰物或者主要形态，更是体现了早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故而笔者认为，在佛教未进入西藏之前，其应称为“叶冠”。这种携带原始宗教、神话思维及信仰意义的符号文本，在长时段的时空框架内广泛传播，具有土生土长的萨满意味。
当前所见藏传佛教服饰之五佛冠，为五片叶形，笔者称其为五叶冠。五叶冠的产生远早于五佛冠，为西藏等地区早期萨满所用，借用树叶为冠，与早期原始信仰密切相关。
三、比较研究：佛冠乃叶冠之支流
佛冠是在早期萨满叶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叶冠的产生至少可追溯到6世纪之前，是早期欧亚大陆的普遍性文化现象，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之中。公元6世纪后，斯瓦特风格佛教造像借用萨满叶冠形制，产生了一叶冠，对克什米尔地区、西藏西部地区的头冠有一定影响，在阿里地区出土文物中多有体现，这也应是在该地出现五佛冠图像的渊源。其后，一叶冠逐渐演变为三叶、四叶，约13世纪左右形成五叶冠。此时期，伴随着蒙元藏传佛教的影响，藏传石窟寺大量出现，五方佛的图像样式在全国得以推广，五叶冠中出现绘制五佛的现象在明代定型后，以五佛为题材的佛冠普遍开始流传。可以说，将五佛运用于叶冠之上，是佛教造像借用萨满叶冠的形制后，融合五佛思想的结果。目前所见五佛冠，其叶冠上并非均为五佛，也有绘菩萨、吉祥图案、法器及护法等，五佛仅为其中一种形制。
在阐释绘有五佛的叶冠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五佛的渊源与意义。现存蒙文、藏文史料中有“五色四藩”概念，此概念出现与藏传佛教二次传入蒙古有关，“五色”源自于五方佛，四藩指主供佛四周的四佛。《阿毗达摩俱舍论》记载，须弥山为宇宙中心，其周边为四大洲，四大洲两侧又有二中洲，此乃古代西藏最直接的宇宙观，与神圣“宇宙树”的象征意义不谋而合。18世纪中叶，乌拉特蒙古莫尔根庙（今包头市梅力更庙）的莫尔根活佛结合儒家文化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五行”（金、木、水、火、土）与佛教“五恶”（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五毒”（贪、嗔、痴、爱、恶）、“五智”（金刚部、宝部、莲花部、竭磨部、佛部）等概念解读“五色四藩”，其落脚点便是五方佛。
密教传入西藏后，沿袭了以《金刚顶经》为中心的金刚乘密教及其“五佛显五智说”，亦以金刚乘为主流，“五方佛”则为其金刚乘教法的核心，并运用密宗教义对“五方佛”予以阐释，用以代表金刚乘的宇宙观念，体现密宗的哲学思想与艺术价值。其以大日如来佛为中心，有金刚界五方佛和藏胎界五方佛之分，目前所见以金刚界五佛为多。在西藏，准备圣水和祭祀“八部众”、驱赶妖魔鬼怪的过程中，喇嘛头戴五面头像冠；在蒙古、尼泊尔和巴厘等地也有类似的冠饰。冠上的每一面都代表某种围绕着五佛之一的对应网络，即各自的方位、色彩、动物宝座、手印及象征物等：
白色：中央，教诲，为五方佛的主尊佛，法器为法轮或佛塔。
蓝色：东方，见证，为阿閦佛，法器为金刚杵。
红色：西方，静虑，法器为莲花。
绿色：北方，无畏，法器为羯磨杵。
黄色：南方，慈悲，法器为宝珠。
五佛冠在不绘制五佛的时候，常用佛菩萨所持法器为代表，或绘制吉祥图案，这种五面头冠既集中了保障祭祀具有宇宙和道德意义的内外力量，并将五佛（或代表五佛的符号）与物质世界一起结合在仪式中，即五个方位点及其中心和五种颜色。
五佛图像常见于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载体上。藏传佛教寺院多在主殿供奉五方佛形象，五佛组合大体呈两种排列方式：一为曼荼罗中心的五佛环形构图，一为五佛成排横列。目前，夏鲁寺甘珠尔殿南壁与三门佛殿北壁、古格遗址坛城殿（曼陀罗殿）正壁、青海瞿昙寺瞿昙殿与宝光殿（该寺供奉的五方佛造像以多臂形象出现）、甘肃永登妙音寺万岁殿西壁等均有五方佛造像。金萍在其博士论文中梳理了夏鲁寺、古格遗址、瞿昙寺、妙音寺五方佛造像的特征，分析了其源流与艺术风格，认为瞿昙寺的多臂五方佛与古格王朝遗址曼陀罗殿的五方佛像相似度较高。阿里地区象雄苯教文明历史悠久，其五方佛多臂形象反映了较强的密宗色彩。虽然古格曼陀罗殿的具体建造时间和壁画绘制时间尚不能完全确定，但是瞿昙殿五方佛造像与古格的特殊联系在壁画中清晰可见，是五方佛造像借用原始苯教叶冠的早期地理传播区域。
四、文本遮蔽：原型与表述
梳理树及树叶、叶冠与佛冠、五叶冠及五佛冠的历时性符号演变历程，清晰可见后期密教造像时对萨满所用叶冠的借用，后因五方佛图像的“表述”使得原有叶冠名称逐渐弱化，“五佛冠”的称谓对早期原始文化编码有所遮蔽。
自然崇拜到拟人化的神祇崇拜的演变过程，是原始社会精神信仰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敦煌石窟塑像为例，五佛冠形成之前，该区域内的塑像可见多种头冠样式，虽非五佛冠，但是依旧可以明显看到早期自然崇拜的遗迹。例如三面冠，此形制在敦煌北朝石窟所见最为频繁，部分三面冠周围饰有日月、忍冬纹等装饰，第275窟北壁的菩萨像三面冠两侧出现了花朵样式，而北魏第254、260及西魏第249、285等窟的塑像三面冠的冠梁支撑起一颗圆珠，而珠子中升伸出一个鸟形头。对于这样的形制，不得不令人想起“生命树”间飞翔的小鸟，一派自然和谐、积极向上的自然景象，而作为生育象征的鸟形，在史前诸多不同文化类型中均有相似的文化意义。
此外，敦煌石窟常见三面冠上装有仰月、日月装饰，如275窟、259窟的仰月三面冠，赵声良先生将其解读为山形，435窟北壁头冠中央为山形，山梁双侧为圆形宝珠，宝珠上部亦是仰月形制。第275、259等窟的菩萨所戴三面冠三面之间有植物装饰，428窟佛冠上塑有莲蕾，北周290、297 、299 、428等窟出现的花蔓冠取代了三面冠，壁画中多见三角形、山形头冠。此类头冠虽有深奥的佛教意义，虽受龟兹、中原、波斯等不同文化的影响，携带有多元文化的痕迹，但是都不约而同地将表述载体集中于自然物，而此类自然物在萨满信仰文化中均具有“宇宙”“生命”“丰产”等象征意义。
萨满符号意义在前，佛教文化意义在后，探索五佛冠背后的原型编码，只有挖掘萨满信仰中最初的文化文本与编码程序。五佛思想及造像形成后，在“表现”与“被表现”的转换过程中，真实的“叶冠”原型被模糊、被遮蔽，利用历时性的动态视野，以谱系学的视角审视冠、叶冠、佛冠及五佛冠的生成、发展与流传，寻找后期文化文本的“元话语”，发现被后期文化遮蔽的“一级编码”是人类学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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