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实施，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同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政府间合作文件。中国的“朋友圈”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拉丁美洲，沟通交流使用的语言涵盖数十个语种。其中，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之一，是沿线国家进行政治、经贸与文化交往的主要语种。
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英语语言服务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的人才供给现状却不容乐观。受母语和历史文化影响，沿线各国形成的本土化英语变体和标准英语相比差异较为明显。这无疑增加了听辨难度，造成语言服务工作的种种困难。
社会语言学家B.B.Kachru将世界英语划分为内圈、外圈和扩展圈三个同心圈。内圈国家以英语为母语，外圈国家以英语为官方或第二语言，扩展圈国家以英语为外语。“一带一路”面对的主要是外圈和扩展圈国家。外圈国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南亚一带，扩展圈国家范围较大，包括中亚、西亚、中东、中东欧等地区的沿线国家。以下举例简要分析各国英语变体的特点。
外圈国家中，以南亚的印度和东南亚的菲律宾为例。这类国家英语普及率高，属于亚洲英语变体。受地域历史文化、母语背景影响，两者既有相似性又各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都受到母语音节计时影响，重音无区分、元音无弱读、语调趋于平缓、长短元音不分、地方性发音明显等。两种变体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印度英语口音重、元音变体较多、卷舌现象明显，语速较快；菲律宾英语融合了当地语言、西班牙语和美国英语的特点，具有送气音与不送气音区分不清、鼻音不明显等特征。
东盟成员的英语扩展圈国家，如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这几个国家的英语变体的共同特点是不区分重音、词尾吞音或缺失明显。当然，四国变体也各具特点。泰国英语语调趋平，长短元音不分；不同于标准英语，一般疑问句使用降调，特殊疑问句反而使用升调。越南英语融合了越南语、法语和美式英语的特点，用声调区分词汇意义，无重音区分；一般不发尾音。印度尼西亚的双元音发音与英式发音相同，滑音动作完整清晰。缅甸曾为英属殖民地，其英语依附英式英语，同时融入本国语言习惯。
“一带一路”沿线的西亚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土耳其，这些国家语言的语音系统与英语的有差别，均在不同方面体现出各自母语的影响。分开来看，沙特阿拉伯的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英语中很多辅音在阿语中无对应发音，而借用母语中最相近的音进行替换。伊朗的官方语言是波斯语，与英语同属印欧语系，但两者的字母表、发音系统和音节结构都有所区别。伊朗人习惯将英语疑问句中的疑问词用升调加以凸显，陈述句末尾音调一般也偏高。土耳其英语重音计时的特点不明显，不区分轻重音，语调平缓。
最后一组国家是本国官方语言有同属斯拉夫语族的波兰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的英语变体均无长短元音之分。不同在于波兰的官方语言是波兰语，英语被视为外语，波兰人也习惯用波兰语中的相似音来替换英语相对应的发音。而哈萨克斯坦的官方语言是哈萨克语和俄语，复杂的语言环境产生了独特的英语变体。比如，哈萨克斯坦英语音调高；哈萨克语中缺少与英语中某些双元音近似的音，导致哈萨克语母语者容易把这些音发得更像是两个单元音的拼凑。
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助推器。可面对诸多非本族语英语变体，沟通交流无法顺畅地开展。如何加强对英语变体的敏感度，减少可理解性障碍，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笔者对此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制定适当的语言规划及评价标准。为了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服务需求，应结合各国英语变体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合理的语言规划及语言服务评价标准。具体来说，应着眼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局，广泛调研、深入分析、准确判断，定位各种英语变体在沟通交流中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建设规划。同时，对语言服务评价标准强调适切性，以译入语国家的文化、交际习惯和语用规则为依托，更多考虑如何适应沿线国家英语变体以促进彼此的理解，凸显国际社会有效沟通所具备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同理心和认同感。
第二，加快培养英语语言服务人才。人才是语言服务的关键与核心，应根据沿线国家的英语使用情况开展相应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改变教学模式，提升语言人才标准，重视复合型人才培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英语变体多达十几种，然而国内高校英语教学多以英美本族语为蓝本，涉及的变体较少，学生无法深入了解和学习英语变体的字母体系、发音系统和音节结构等要素，这一现状难以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英语语言服务人才的需求。武继红调查发现，多数英语教师认同以英语本族语为标准的教学模式，对英语变体持否定和怀疑态度。当今非本族语英语成为各国间交流的通用语言，英语教师需重新考量英语通用语现象，正确理解英语变体、语言和身份的关系以及跨文化交际中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适时调整，增加非本族语英语变体课程，加强学生对沿线国家英语变体的认识和使用能力，以满足时代的需求。
另外，还需强化相应国家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知识的摄入，提升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多重能力并重的高级人才。向沿线国家派遣留学生、访问学者，或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根据高校的专业培养基础与课程安排，有针对性地派遣学生到目的国进行实习实践。通过在当地的生活学习对所在国家的母语、官方语言有所了解，从而深入领会该国英语变体的特征。
第三，创新语言资源开发。英语语言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以英语为媒介的文学、民俗、艺术等都是了解英语变体的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全新的理念对沿线国家的英语语言文字资源进行开发。比如对相应国家的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进行研究，可揭示该国英语语言变体生成发展的过程，从而为英语变体的习得提供借鉴与启示。
同时，与英语变体国家联合打造旅游产品，如文化周、旅游文化节等活动，一方面，加深对英语变体的认识，另一方面推动“一带一路”倡导的互联互通。另外，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多样的英语语言产品，如英语变体学习机、翻译机等，也是语言服务的应有之义，对语言服务、语言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非本族语英语变体是一种客观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英语变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语言服务作为先行者和助推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现和平合作、互学互鉴、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需认清沿线各国英语变体特点，培养面向社会实践、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的高端语言人才，以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英语语言服务人才的需求。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山东省语言服务策略研究”（19CYYJ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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