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骂死王朗，是非常精彩的一幕。虽然这一幕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诸葛亮和王朗从未谋面，王朗是在家中病逝的。所谓诸葛亮骂死王朗这一情节，完全是罗贯中杜撰的。但不得不承认，这一情节让人看得大呼过瘾，诸葛亮的口才真不是盖的。
诸葛亮痛斥王朗时，称王朗为王司徒，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这么称呼他呢，王朗的这个司徒是什么官呢？
王朗是三国时期曹魏重臣、经学大家，魏文帝曹丕代汉自立后，拜王朗为司空，魏明帝曹叡即位后，拜王朗为司徒。王朗王司徒就是这么来的。
曹魏建立后，继承了东汉的三公制度，设司徒、司空和太尉，并称三公，都是宰相。其中司徒主管政务，司空主管监察，太尉主管军事。在曹魏初期，仍然保留着宰相的职权，但是后来随着政局的变化，三公渐渐沦为荣誉性职务，并无实际权责。曹魏的宰相逐渐从三公从转移到尚书台，作为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和尚书仆射往往是事实上的宰相。
以司徒为首的三公逐渐被尚书架空，成为实质的宰相，这背后当然和三国特别是曹魏内部的形势有关。
曹魏初期，三公是宰相曹魏的三公虽然继承自东汉，但是权力遭到了削弱，主要是曹魏的尚书令、尚书仆射这些尚书作为皇帝的近侍，分走了三公的部分权力。尽管如此，尚书早期仍然只是内臣，起作用是辅佐皇帝行事君权，并无对外发号施令的权力。参政议政、监督百官仍然是三公的职权。三公的地位和权力都在尚书之上。不管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曹魏早期的三公都是货真价实的宰相。
魏文帝有意统一天下，试图征讨东吴和蜀汉。在此之前他以此事询问太尉贾诩的意见。贾诩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提出“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不支持魏文帝对东吴和蜀汉展开军事行动。但是魏文帝没有他从他的意见，后来魏文帝讨伐东吴时在江陵战役中惨败。
贾诩作为宰相，在军国大事上尽了自己的职责，魏文帝没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钟繇曾上书请求恢复肉刑，魏明帝没有直接表态，而是召集公卿大臣商议此事。时任司徒的王朗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肉刑过于残酷，而曹魏如果恢复这么残酷的刑罚，不利于对东吴和蜀汉采取怀柔政策。大部分臣僚都同意王朗的意见，魏明帝也以“吴、蜀未平”为由拒绝恢复肉刑。这是王朗作为宰相，在朝政大事上发表意见，起到了重要作用。
董昭曾以卫尉的身份代行司徒的职权，当时洛阳城的官二代聚众交游、品评人物、清谈名理，魏明帝对此风气十分不满，官宦子弟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显然不利于社会稳定。于是董昭上书给魏明帝，称“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脩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请求魏明帝处理这些官宦子弟。
这正中魏明帝的下怀，魏明帝乘机把这些“浮华不务道本者”赶出了朝廷，这就是曹魏太和年间，轰动一时的太和浮华案。虽然这事是魏明帝先起意，但这也是董昭作为宰相，在官吏选拔方面履行自己的职责，巩固了宰相的职权。
魏明帝在位期间，大将军曹真上表请求从斜谷伐蜀，司空陈群认为“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反对曹真的作战计划，得到了魏明帝的肯定。这是陈群作为宰相，在重大国事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宰相的议政权的一种体现。
曹魏初期的三公权责范围包括商议军政大事、监督中央和地方官员、制定法令并跟踪落实。这也说明，当时三公和宰相相当。
三公的权力向尚书转移如前所述，曹魏除了三公之外，还有尚书也在为皇帝服务，随着政局的发展，尚书的权力一步步加强、三公的权力一步步削弱。这是为什么呢？是皇帝不信任三公，有意提拔尚书压制三公吗？恐怕不是。
曹魏初期的几个位列三公的大臣，贾诩、钟繇、华歆、王朗，都是曹魏统治者的亲信，对曹魏统治者非常忠心，更关键的是他们并无兵权，不会对曹魏政权构成任何威胁。为什么还是出现尚书取代三公的情况呢？
个中原因和三国时期战争频繁有关，如曹操长年征战四方，而曹丕执政时也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及至曹睿时，天下也不太平，蜀汉和东吴多次攻伐曹魏。在这样的情况下，曹魏统治者都希望大权独揽，政由己出，以便快速决断，毕竟战机稍纵即逝。如果在军情紧急的关键时刻，还要三公的意见，未免太不实际。曹操时期，所有奏章都直接送到尚书台，尚书提出初步意见后，报曹操批准，而后交对应的臣属执行。曹魏帝国建立后，延续了这一政务处理流程。尚书直接处理政务，使得三公的议政权遭到削弱。
除了议政权，三公的人事权也遭到尚书的侵蚀。以官吏选拔为例说明。东汉末年主管官吏选拔和人事任命的是司空和丞相府的东曹掾。曹操升任魏王、建立魏国以后，东曹掾变身成为尚书，如曹操任丞相时的东曹掾毛玠、徐奕、何夔、常林等人都成为魏国的尚书，或者是尚书令、或者是尚书仆射。这些尚书们把丞相府的官吏选拔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到了魏国的尚书台，此后曹丕代汉，依然沿用此制。人事权从三公转移到了尚书手里。
曹魏帝国建立后，无论是曹丕，还是曹睿，都始终面临蜀汉和东吴的军事压力，这样的政治环境，客观上要求曹魏皇帝继续大权独揽、政由己出。尚书的权力逐渐超过了三公，并非皇权和相权的矛盾，而是当时的客观环境，迫使曹魏皇帝必须这么做。
魏文帝即位后，大权独揽，重要军政事务都是自己决定了，再交有司执行。这使得三公的议政权遭到弱化，很少有参与朝政的机会，变得无所事事。于是廷尉高柔上书请求魏文帝恢复三公参政议政的权力，得到了魏文帝的同意，此后三公的议政权得到了小幅度地恢复。
高柔劝谏之后，三公的议政权有所恢复，但三公的其他权力遭到尚书的侵蚀后没再恢复，如人事权和奏章处理权，基本上都归尚书管了。
卢毓在魏明帝和齐王曹芳两朝时担任吏部尚书和尚书仆射，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卢毓在任上均有“典选举”，即选拔官吏的权力。魏明帝也说“得其人于否，在卢生耳”。司马懿有一次和夏侯玄议论政事时，夏侯玄说“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於台阁，上之分也”。这里的台阁就是尚书台，可见人事权已经被尚书所掌握。
在《三国志》中，曹魏后期的奏章处理权，一直在尚书台，几乎和三公没有任何关系。如徐宣在任尚书仆射时，魏明帝曾有事去许昌，让徐宣留镇洛阳、总揽政务。魏明帝返回洛阳后，尚书台的官员把已处理过的的奏章交给魏明帝查阅，魏明帝说“难道我的处理意见会和尚书仆射不一样吗”，没有再对那些奏章进行审阅。这一来说明魏明帝对徐宣的信任，同时也说明了奏章处理权也被尚书所掌握。
三公逐渐被尚书台取代，源于皇帝急欲大权独揽。而皇帝之所以这么急迫，只是在三国鼎立的大环境下，想提高工作效率，加快统一全国的步伐。如魏明帝有一次嫌尚书台处理奏章的速度太慢，居然自己跑到尚书台，想替尚书令陈矫操刀，遭到陈矫的婉拒。
车驾尝卒至尚书门，矫跪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三国志·魏志·陈矫传》
魏明帝大概也察觉到自己这么做，不合时宜，就很快惭愧地回去了。魏明帝亲赴尚书台，显然不是怀疑或者猜忌陈矫，而是他嫌陈矫上奏文书的速度太慢，他心急如焚，等不及了。魏明帝希望赶快处理和审阅，以至于连尚书台的事都想亲自动手。
到了曹魏后期，尚书权力明显呈扩大化之势，而三公权力明显萎缩。高平陵之变后，徐州刺史王昶曾向朝廷上表，提出要规范尚书和侍中的权责，包括5条，“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综理万机，以考庶绩；三曰进视惟允，以考谠言；四曰出纳王命，以考典政；五曰罚法，以考兴行。”
其中的第二条，综理万机，尤其值得注意。因为综理万机在传统意义上是宰相，即三公的职权，现在却归于尚书之手。可见宰相的职权已经明显向尚书转移了。辅佐皇帝总揽万机这样的宰相职权，在曹魏初期的尚书中是没有出现的，但是后期却有这样的权责，可见尚书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已经具备了取代三公，成为宰相的基础和条件。
尚书取代三公，成为宰相的原因曹魏后期，特别是高平陵之变，司马家族控制曹魏后，尚书基本取代了三公，成为曹魏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曹魏后期宰相职权从三公过渡到尚书，其原因在于曹魏内部的权力斗争。
魏明帝死后，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为了方便自己一个人独断专行，形成大权独揽的局面，曹爽对司马懿进行了排挤和打压。
司马懿原本是太尉、录尚书事，拥有宰相的职权。曹爽便以明升暗降的方式，把司马懿从太尉迁为太傅。虽然太傅在官职上高于太尉，但并无任何实权，和拥有宰相职权的太尉简直是天差地别。如此一来就架空了身为辅政大臣的司马懿。
同时，曹爽把自己的亲信丁谧、何晏、邓飏提拔为尚书，并借机扩大尚书的权力，使得尚书的权力进一步提高。丁谧、何晏、邓飏在任尚书期间，权势很重，朝中重臣都不敢得罪他们。曹爽扩大尚书的权力，其实就是在扩大自己的权力，有利于他和司马懿的权力斗争，便于他压制司马懿。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一举拿下曹爽，并灭其三族，赢得了这场权力斗争的胜利。此后，司马家族就逐渐控制了曹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先后执政，不过司马家族和曹氏集团的斗争并未停歇。司马家族在牢牢掌控曹魏军权的同时，还延续了曹爽控制尚书台的做法，派遣自己的心腹和亲信出任尚书。
如和司马家族有姻亲关系的荀顗、羊瑾和亲信何曾、裴秀、陈骞、傅嘏等人先后在尚书台任职。一些对司马家族立过功的人，也会被司马家族委任为尚书。如侍中王沈，本来是魏帝曹髦的近侍，当曹髦欲讨伐司马昭时，王沈火速跑去告知了司马昭。事后，司马昭任命王沈为尚书。曹魏后期，尚书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司马家族的支持者，他们的命运和司马家族紧密相关。由这些人组成的尚书群体，成为司马家族消灭异己，篡魏立晋的有力工具。司马家族大胆放心地使用尚书，由此让尚书的职权明显呈扩大之势，已经具备取代三公、成为宰相的条件。
如孙权去世后，曹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都上表请伐吴，他们的伐吴策略各有不同，朝廷一时拿不定注意。于是朝廷专门下诏询问尚书仆射傅嘏的意见，傅嘏回复应该暂缓伐吴，不支持任何一方的伐吴策略。这事发生在司马师执政时期，司马师没有询问三公的意见，反而特地询问尚书仆射的意见，足见尚书的权责之重。还如司马昭执政时，曾进行爵位制度改革，实行五等爵。这样重大的制度改革，三公并未参与，而是尚书仆射裴秀一手主导完成的，三公完全没有参与。可见此时尚书权力之大。
曹魏后期，三公的诸多权责几乎被都尚书所取代，虽然在名义上三公还是宰相，但此时三公基本上沦为虚职和荣誉性职务。
车骑将军、扬州都督王凌镇守淮南，曹爽执政的最后一年，迁王凌为司空。只是王凌不用赴朝廷任职，而是仍然以现职镇守扬州，只是多了一个司空的头衔。司马懿灭掉曹爽后，迁王凌为太尉，让他仍然镇守扬州。
骠骑将军、荆州都督王昶，因为在江陵征讨诸葛诞的功劳，“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就是说虽然升了司空，仍然留镇荆州。
征西将军、陇右都督邓艾，因为攻灭蜀国的大功而“拜太尉”；同样在伐蜀战役中立下军功的镇西将军、关中都督钟会，也被拜为司徒。但是邓艾和钟会并没有因为晋升为三公就回朝廷赴任，而是继续留守蜀地。
曹魏帝国建立后，三公作为宰相，几乎都留在朝廷处理政务，除非短期出差而离开朝廷，一般不会长期镇守地方。而王凌、王昶、邓艾和钟会这些三公，却可以不用处理三公府的政务而长期镇守地方。类似这些的任命，在曹魏后期频频出现。这也证明了三公基本已经虚职了，失去了宰相的地位。
为什么在曹魏后期的权力斗争中，当权者总是要扩大尚书的权力，控制尚书台，而不是控制三公呢？把心腹和亲信安插在三公中，作用岂不是更大？三公的地位高、影响大，为什么不让三公帮助自己巩固权力？原因大概有两点。
1.正因为三公的地位高、影响大，所以历来充任三公的人，都是资历老、功劳大的官员。要想充任三公，当然是有门槛和限制的，不能像尚书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安插自己的亲信。这些老资格的官员，往往都是三朝元老，甚至是四朝元老，就算拉拢过来。他们也会忸怩作态、装腔作势，让当权者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如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弑君后，太常王祥哭得伤心欲绝，称自己没保护好曹髦。然而没过多久，他就被司马昭拜为司空，几年以后又拜太尉。王祥明显已经归附了司马家族，他还曾劝进司马昭进位晋王，可是当司马昭封为晋王后，他在和荀顗一起去拜见司马昭时，荀顗跪拜司马昭，王祥却以“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为由拒绝跪拜司马昭，只是向司马昭作揖而已。
同样还有司马昭的叔父司马孚，曹髦遇害后，他第一个冲上去抱着曹髦的尸体痛哭流涕，还上表请求追查幕后真凶；晋武帝司马炎篡魏立晋后，司马孚老泪纵横，握着退位皇帝曹奂的手，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看上去真像是大魏纯臣，然而司马孚却全程参与了司马家族篡魏立晋的全过程。
王祥和司马孚，显然是司马家族的支持者。然而他们却硬要表现出一番曹魏忠臣的模样，装腔作势，装模作样，惺惺作态。这样的人用起来肯定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即便已经归附了，却总感觉有些别扭。所以当权者宁愿多使用尚书，扩充尚书的实力，也不愿意使用三公，扩充三公的实力。毕竟尚书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十分自然。
2.担任三公的人，往因为资历特别老而导致往年纪都非常大，由此产生了年迈体弱，没有精力处理政务的问题。三公作为宰相时，担负有监督百官、起草诏令、颁布律例、选拔官吏等重要职责，所以必须要找经验丰富、威望很高的人才行。可是经验和威望也是要时间积累才行，初出茅庐的人显然无法胜任。
等到官员具备经验丰富、威望很高这些条件时，他们的年纪都很大了。三公年纪老迈，带来的后果是，工作效率低下，不能有效执行当权者的意图，甚至可能与当权者的意图相反。三公年老体弱，精力不济，很难起到宰相的作用。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是当权者宁愿扩大尚书的权力，也不愿意扩大三公的权力。尚书也因此取代三公，成为了宰相。
结语在曹魏初期，由司徒、司空和太尉组成的三公，是事实上的宰相，担负着商议军国大计、监督文武百官、选拔官吏等重要职责，但是因为三国战争频繁，皇帝急欲大权独揽，提高工作效率，争取早日统一天下，使得皇帝的近臣-尚书，掌握了三公的权责，侵蚀了三公的大部分权力，并逐渐架空了三公，曹魏宰相的职权，一步步由三公向尚书转移。
到了曹魏后期，随着内部权力斗争的风起云涌，当权者更加看重尚书，一再扩大尚书的权力，三公的职权日渐萎缩，已经丧失了宰相的地位。随着司马家族权力赢得最后的胜利，尚书已经取代三公，成为新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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