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高祖李渊正式传位皇太子李世民。明年正月，正式改元“贞观”，是为贞观元年。这年冬天，千里之外的蜀地梓州（今四川省绵阳市），一位病榻上的州刺史在临终前给子孙娓娓道来他不平凡的往事，告诫他们即便一辈子默默无闻，也一定要尽职尽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说出他鲜为人知的故事。
新旧《唐书》的“忠义之首”自古以来，“忠义”二字便用于指代那些兼有忠心义气、为国为民之人，历来都被黎民百姓争相传颂。他在两百多年的大唐历史中，虽然没有“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或其他名臣勇将那样功勋卓著、声名显赫，但却是在《二十四史》里的新、旧《唐书》之《忠义传》中均列首位，他便是夏侯端。
善于相人，善识时局夏侯端，寿州寿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人，是南梁尚书左仆射夏侯详之孙。在隋朝时担任大理司直，负责刑狱断案。据记载：
高祖（李渊）龙潜时，与其结交。——《旧唐书》
李渊
大理司直一职在隋朝官秩从五品。我们再看看李渊的履历，7岁便袭封唐国公，历任州刺史、卫尉卿、太原留守、大丞相，在没有登基建唐前就已位极人臣。由此可见，在大隋同朝为官时，李渊就对夏侯端另眼相看，结交为好友，丝毫不受官阶、地位高低的影响。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山西爆发毋端儿起义，朝廷以镇守太原的李渊为山西、河东安抚使前往征讨。李渊上表请求以夏侯端为副将，史书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
高祖讨贼河东，（孔）绍安与夏侯端同监军，礼遇尤密。——《新唐书》
由此可见，隋炀帝当时同意了李渊关于夏侯端随同出征的奏请，但并未任命为副将，而是作为监军监督李渊的部队，而李渊对夏侯端礼遇尤其密切。李渊入长安后，将他引入内室，曾担任过李渊的秘书监（掌管文书档案）。夏侯端受信任如此，就如同当年，本家先祖夏侯婴之于汉高祖刘邦。要知道在政治局势波谲云诡的时期，能真正推心置腹的人凤毛麟角，稍有不慎便万劫不复。
隋炀帝
除了备受信任，夏侯端还善于相人，善识时局。当时隋炀帝临幸江都，全国陆续爆发农民起义，各群雄势力割据。夏侯端于时局纷纭中一眼相中了李渊，并悄悄进言：
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参墟得岁，必有真人起于实沉之次。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全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旧唐书》
简言之：天下已然纷乱，大隋社稷不稳，唯独你李渊可以安天下。但是要趁早下决心啊，不然祸福难料！
大多数人认为李渊太原起兵是李世民首先劝说的，其实不然。根据史料记载，隋朝权臣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是第一位劝李渊起事之人；李渊夫人（即后来的太穆皇后窦氏）的堂兄窦抗是第二位；而夏侯端则是第三位。如果说前两位兄台劝说时，时局尚不明朗且未曾紧迫；而此时夏侯端的劝说，正值情况危如累卵，间不容发，虽然李渊表面不为所动（因为他对时局有自己的判断和把握），但却是真正把这话听进去的，而且听到心里去，并由此开始这盘大棋的布局。
唐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在长安登基称帝，建立唐朝。这时唐朝处于草创初期，只占有了关中和巴蜀之地，全国尚未完成统一。当时关中的形势不容乐观：刘武周盘踞于北，薛举窥伺于西；朔方有梁师都欲勾结突厥进犯关中，李轨在陇西一带虎视眈眈。这年冬天，为消灭威胁最大的薛举集团，唐以李世民为元帅，出兵进击薛军，便发生了唐统一战争中的关键性战役——浅水原之战，经过先败后胜的战事，唐军一举消灭薛举集团，使陇右地区尽为唐所有，关中地区的安全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浅水原之战前后，中原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瓦岗军在洛阳附近被王世充击败，首领李密率众西奔降唐，驻守黎阳（今河南浚县境内）的瓦岗军将领徐世绩（即李绩）也一并降唐。这样，唐便收罗了瓦岗的力量，又极大地扩张了地盘；但同时也与盘踞中原的王世充、窦建德两大集团形成直接的正面交锋，唐统一进程到了最后的关头。
这时候的唐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在正面对抗王世充、窦建德的同时，招抚河南、山东地区仍然摇摆不定的各路势力。夏侯端主动请缨，绕道前往敌占区和敌后方进行招抚。于是朝廷加封夏侯端大将军衔，任命为河南道安抚使，经过黎阳时由李绩发兵护卫其到关东各州县传递檄文。夏侯端的足迹，向东达到了东海，南至淮河，经过他的晓以大义，陆续有二十多个州县派使者到达长安，表示愿意归附大唐，对王、窦集团形成来自后方的强大压力和震慑力。
当夏侯端率部行至谯州（今安徽滁州）时，汴、亳两州的刺史都已率部归降王世充，两州自然成了敌占区，返回长安的路途由此被切断。夏侯端平时素得人心，跟随他的还有约二千人，虽几乎粮绝，但终不忍心离他而去。夏侯端知前路难料、凶多吉少，就坐在沼泽中杀了自己的马，以犒劳将士。他流着眼泪说：
然我奉王命，不可从。卿有妻子，无宜效我。可斩吾首，持归于贼，必获富贵。——《旧唐书》
众人听了这番肺腑之言，都泪如雨下。夏侯端见众人没有按他说的行动，立刻拔剑自刎，幸而被军士们死死抱住，劝说道：“您跟朝廷非亲非故，如今为了尽忠而舍生取义。我们和您共患难，长途跋涉，历经危险，怎能杀害您去取富贵呢？”于是众人相携再次踏上遥遥归途。
当时从谯州西行返回长安近二千里路，夏侯端一行潜行了五日，军士就饿死了十分之四；一路上还有敌军的围追堵截，军士或战死或走散，人数又折损了大半。夏侯端与剩余的三十余人向东绕折回，靠采摘野生豆子充饥维持基本生存。即便到了绝境，他也时刻把天子赐予的符节带在身边，即便睡觉也从不离手。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回到长安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可以想象当时这支几十人的孤军是多么地绝望。夏侯端对剩余的军士说：
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中。我受国恩，所以然耳，今卿等何乃相伴死乎！可散投贼，犹全性命。吾当抱此一节，与之俱殒。——《旧唐书》
夏侯端再次表明坚定不移的心志，并请求众人不要受自己连累，这是最后一次保全性命的机会。即便如此，众人还是坚持不走。
当时的河南除了杞州（今河南省杞县）外，都已成为王世充的割据范围。杞州刺史李公逸听闻夏侯端的持节守义，受其忠义感染而坚持不降敌军，并派兵将夏侯端接到馆驿安置。同时，王世充也听说了他的事迹，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还派使者前往招降，并欲封他为淮南郡公。夏侯端当着使者的面焚烧了王世充的诏书，用刀割烂他赠送的衣服，怒声斥责道：
夏侯端天子大使，岂受王世充之官！自非斩我头将往见汝，何容身苟活而屈于贼乎。——《旧唐书》
此时，李世民率大军向河南挺进，王世充调集大军加强了洛阳的防守，窦建德也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中原地区进入三方势力胶着状态。夏侯端趁着敌军西调，无暇顾及的间隙，从山中险峻小路间道而行。他解下天子符节上的旄藏在怀里，用节竿加长刀把，披荆斩棘前行。这时候跟随夏侯端的军士只剩下三十二人，一路上有的坠崖溺水，有的被猛兽袭击，共患难的弟兄还在不断减少。二千里的路程，花费两年多跋涉，这支大唐天子使节团从最初的二千人，到最后回到长安的不到二十人。他们没有一位贪生怕死、忘恩负义，这与夏侯端本人的忠贞不屈、义薄云天密不可分。这位唐朝的“苏武”，怀揣着天子的符节，终于回到朝气蓬勃的长安。
这时候，已是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农历七月，虎牢关之战刚结束，王世充、窦建德势力同时覆灭。长安城一派张灯结彩的喜庆气氛，迎来了入城献捷的年轻秦王李世民，他身披熠熠生辉的黄金战甲，意气风发；齐王李元吉以及李世绩等二十位大将紧随其后；再后面是铁骑万匹、甲兵三万，威武雄壮，昂首列队而过；队伍的前后还有鼓吹乐队，演奏着《秦王破阵乐》；王世充、窦建德被关在囚车内，与缴获的战利品悉数献于太庙。
在围观的人群中，就有刚回到长安的夏侯端等人，与秦王的威风形成鲜明对比：此时他们个个都是鬓发脱落，形貌消瘦枯槁，已看不到人的样子，默默行走在坊间有如乞丐，没有手持天子符节，无人问津。夏侯端进宫拜见唐高祖李渊，老友相见执手，老泪纵横。夏侯端向李渊述说了这次出使的过程和结果，但只字不提一路上的危险和艰辛，只表示有辱使命，有负国家重托。唐高祖悯恤夏侯端，不久之后委任他担任梓州刺史。
夏侯端担任地方官员后，颇有政绩并深受百姓爱戴。他视钱财如粪土，常常将所得的俸禄施舍给鳏寡孤独的百姓，抚恤他治下的民众。贞观元年，夏侯端病逝于他常年工作的地方，直至他临终前，他的亲友才知道这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并广为传颂。
大唐荣耀，永载丹青《孟子》有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夏侯端怀揣着象征大唐威仪的符节，带领士卒千里回归，冲破层层黑暗，不忘初心，不辱使命，这是开启大唐盛世序幕的雄浑。纵观有唐一代，由夏侯端领衔，从安金藏剖腹以明唐睿宗不反，到颜杲卿怒骂贼首安禄山，再到张巡血战坚守孤城睢阳，一众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前赴后继，造就真正的大唐荣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英雄辈出的民族，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忠诚和正义将继续成为新时代的强音。
《旧唐书》在最后为这些大唐的英雄忠义之士写了一篇赞词：
兽解触邪，草能指佞。烈士徇义，见危致命。国有忠臣，亡而复存！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邹凯
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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