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盛行之后，书籍的外在形式，逐渐发生变化，由卷轴制过渡到册页制度。印刷书籍成为由一版一印的印版逐页印刷而成。每一块版面，雕刻一版文字，印到纸张上，成为一页。每个版面，包括有不同的几部分组成，因而各自有自己的名称。如：一块版所占有的面积，称为版面或框郭。版面上印有边栏、界行和版心。版心又称中缝。从版心折叠，成为一个对折页的前后两面，称上、下面，或上、下页。版心分作三栏，各栏之间是用有鱼尾形的标志划分出来的。中栏一般印简略书名、卷数、页数，上栏最初是刻印页数的地方，后来把书名移到此处，也有的刊刻印书家名称，下栏记刻工姓名，以后又多记出版家名称或丛书总名。
(1)宋代刻书的版式。宋代的刻书，逐步形成一定的版式风格，北宋刻本，版面多为双边，版心黑线较细或不印黑线，称白口，字的行间比较宽阔，字体较大。南宋之后，书口黑线由细变粗，黑口比较流行。版框多为单边，或上、下单边、左右双边。书内不固定的部分，常印有刻书人的牌记。宋版书中，在版面左栏(右栏也有时有)往往刻印一小方格，格内略记书的篇名，称书耳或耳子。有的书，把整版面分成上、下两栏，或三栏。每栏内再刻印文字。这种版面分栏的书籍，一般在大众日用书、举子场屋书或通俗文学小说之类的书中，特别常见。
(2)宋代刻书的字体。北宋时期的刻书，多用欧阳询体字，欧体字形略长，瘦劲秀丽，笔画转折轻细有角。后来逐渐流行颜真卿、柳公权体。南宋以后，柳体字日趋增多，柳体比颜体略瘦，笔画挺拔有力，起落顿笔、过笔略细，横轻直重。从不同地区看，浙江刻本多用欧体，四川刻本字体多似颜体，福建刻本多用柳体。
宋版书的字体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渊。元代承袭南宋遗风，字体圆活，后来多用赵孟俯字体，更加柔软秀媚，被称为"元体字"。明代初期沿元朝风气，刻书字体与元代相似，甚至难以区别。明嘉靖年间(1506-1522年)展开复古运动，刻书模仿宋代所用字体，着重采取了整齐方板、棱角峻厉的轮廓，笔画呆滞，渐成机械或图案。明末清初，渐渐形成横轻直重、横细直粗、四角整齐的方块字，被称之为宋体字。但已不是原来宋版书的字体，这种字体在清朝一直被沿用着，到十九世纪现代活字印刷术兴起，又用这种字体铸造铅字。因此，这种字体被固定下来，成为标准的印刷体。现代印刷界把它称为"老宋体"。同时又铸造了以南宋字体为标准的"长宋体"、"聚珍仿宋体"等。到了明代，又逐渐发展出一种依照手写楷体来雕版印刷的"软体字"。也有依照行书或草书甚至篆文来雕版印书的。被称为精刻本书籍。在现代铅字印刷术中也有以楷书为字模的楷体活字，是取自清代精刻的软体字为依据的。由此可见，宋代刻书字体，一直影响到现代书籍的印刷。
(3)宋代刻书的刻工。一部印刷而成的书籍，需经过若干程序才能最后完成。其中，必须经由刻版工人来具体操作，所以刻工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影响着一部印本书的内容和版本质量。
宋代刻书，往往在书中留有刻工的姓名(有繁有简)。刻工姓名大都在刻书版面中缝的下方。刻工一般又包括有写工、刊工、印工、表褙工等不同的任务。写工负责书写原稿后贴于版面；刻工即刻版者，也称刻字匠；印工是负责印刷的工作；表褙即是装帧书籍的，又叫做装潢匠。有的集写、刻、印等工序由一人完成。也有的是分工各行其职，通力合作。书内留有刻工姓名除表示一定的责任之外，可能在当时仅为统计工作量而领取报酬的依据，并无其它意义，但是由于一个刻工的工作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区性，因此，却为后人考查一部书籍刻印地区或刻印时间提供了线索。如：
南宋时期，临安府于绍兴九年(1139年)刻印了宋姚铳辑《文粹》。刻书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陈然、牛实、沈绍、朱礼、何金、胡杏、弓成、王允成、王成等人。绍兴间一部刻本白居易撰《白氏文集》，书中不提刻印地点，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贾琚、张通、牛实、李彦、金升、乙成、李恂等人，已知其中牛实参加过《文粹》一书的雕刻，因此可推断本书的刻印地点是浙江杭州地区。又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国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实、贾琚、屠友、张通、蒋湮、牛宥、杨瑾、李恂、牛智等人。其中牛实、乙成、贾琚、李恂都参加了《白氏文集》的刻印，所以《三国志注》也应当是刻于杭州地区。因之，这些人多是南宋地区的一批刻书良工。据张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装褙工》一文：宋代刻工可考者约有3千余人。他们对保存、传播古代图书文化做了重要贡献。
又据每个刻工工作的年限，为我们考查一部书的刻印时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管子集校》一书。对北图收藏的宋刻本杨忱序《管子》的刻印年代提出的判断是："杨忱本载有张嵲读管子，文中有绍兴已未，即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而杨忱序题记大宋甲申。考绍兴已未之后，有宋孝宗兴隆二年(1164年)为甲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为甲申，再一次甲申则为元世祖二十一年，南宋之亡已五年矣。此只题大宋而不题年号，当为元世祖二十一年之甲申无疑。《序》中持尊王攘夷之义，正宥有亡国之痛。书盖开刻于宋亡之前，而序则草成于宋亡之后，仍目为宋本，固无不可"。但是经考查该书中的刻工姓名。有牛实、张通、杨谨等，他们曾参加过《白氏文集》的刻印，杨谨还参加了绍兴间淮南路转运司刻《史记集解》。此外，该书刻工中金升曾见于南宋孝宗淳熙间严州刻本《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中，章旼则见于绍兴间临安刻《王文忠公集》中，牛实还参加过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的《资治通鉴》。可见他们都是南宋初期的刻书工人，依刻工情况，说明杨忱序本《管子》中所提的大宋甲申，实为南宋初期孝宗隆兴二年的甲申，而不可能是元初忽必烈二十一年之甲申。因为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有限，这批南宋初期的刻工，怎可能在一百二十年后仍在工作呢?所以杨忱序本《管子》实为南宋初期的刻本。认为其刻印年代在宋末元初之说，完全可以排除了。而序中所谓持重尊王攘夷、亡国之痛情绪的流露，正是指北宋灭亡，金人入侵时之历史背景。
又如：宋刻本《经典释文》，前人因其卷后有干德三年(965年)、开宝二年(969年)校勘官衔名，曾定为北宋监本。但书内刻工有包正、徐藏，徐升、孙勉等人，他们也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杭州刻本《广韵》的刻工。同时，还分别参加过绍兴期间所刻的《乐府诗集》、《经典释文》等书的刊刻。因此可以判定《经典释文》为南宋绍兴间的刻本，而不是北宋监本。
宋代其它地区的刻工有：四川王公、彭云、方叔刻《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眉山张福孙、文望之、史丙刻《新刊增广百家注唐柳文集》。建宁地区刻工蔡庆、邓生、吴清刻《陶靖节先生诗注》，吴文、邓生、阮生刻《张子语录》。吉安地区刻工蔡才、熊海、余彦、蔡申、蔡章等刻《放翁先生剑南诗稿》。池州地区刻工潘晖、李卞、蒋正、王享等刻《昌黎先生集考异》。抚州刻工高安道、高文显、周昂、余安刻《谢幼盘文集》，高志广、蔡侃刻《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等。
(4)宋代刻书的牌记。宋代刻书的牌记，也称木记、墨围、书牌。宋代刻本，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家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但是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无固定的部位。书内记述之事，可多可少，可详、可略，地方常常在一书的序言、目录之后，或正文卷中、卷末。宋代刻书留用牌记的风气，在后世的刻书中也被承传下来。
牌记的形式，各式各样，不尽相同，一般只以四周刻一长方形边框，在框内简单地题录有关文字。宋代以后，牌记形式有所发展、变化，有的进行艺术加工。如刻成钟鼎式、碑式、爵式，或荷花莲花龛式。
宋代刻本的牌记大略有以下几种类型：
1、反映刻书人、刻书地点、时间的。如：临安书坊陈起所刻《周贺诗集》，卷末牌记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字一行。福建蔡琪刻本《汉书集注》牌记为："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图7-17A)双行文字。廖莹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卷一后有"世彩廖氏刻梓家塾"两行篆书牌记，用亚字形框边。又如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引》，三皇本纪末刻："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时岁干通七月(年)春王正上日书"双行牌记。
2、说明版本来源，镌刻底本依据，刻书质量。如：临安府荣六郎刻《抱朴子内篇》卷二十之后，所刻牌记最为典型。
又如：绍熙二年建安余氏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末刻："公羊公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旧，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再如：浙江王叔边刻《后汉书注》，牌记为："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正，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莫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
3、反映版权所有：随着印书事业的深入发展，南宋后，各地营业性书坊普遍建立，书籍印刷商业化竞争现象日渐突出，出版者保护权利的问题已经萌芽。
如：宋刻本《东都事略》，目录后有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
图 宋代刻书牌记举例
4、反映刻书所用成本、工价。如：嘉泰二年(1202年)绍兴刻本《会稽志》，牌记题："绍兴府今刊会稽志一部三十卷。用印书纸八百幅，古经纸一十幅，副页纸一十幅，背古经纸平表十一幅，工墨钱八百文，每册装背口口文，右具如前，嘉泰二年俞分、俞澄、王思忠具"。又如：淳熙三年(1176年)刻本《大易粹言》牌记："一部二十四，合用纸数印造工墨钱。下项纸幅共耗一千三百张，装背绕青纸二十张，背青白纸三十张。俊墨糊药印背匠工等钱，共一贯三百文足，赁版钱一贯二百文足，本库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钱八贯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贴司胡至和具。杭州隆儒学教授李清孙校勘无差"。
5、宋代刻书的纸张。由于书籍印刷大量增多，促进了造纸事业飞速发展。宋代以后，浙江一带的临安、湖州、衢州仍然是产藤纸的主要地区。长江流域，用竹造纸有了新的发展。福建建阳地方是刻书中心，闽北造纸业特别发达，建阳的麻沙镇所产纸张称麻沙纸，色泽稍黄，厚簿韧性与麻纸类似，宋代闽刻中的麻沙本多用这种纸张。
浙江和四川地区，刻印书籍多用麻纸和树皮纸。如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用桑皮纸印刷。吉州刻本《文苑英华》用楮皮纸。
王世贞在其所藏《汉书》中说："余生平所购《周易》、《礼记》、《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余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汉书"，尤为诸本之冠。桑皮纸白洁如玉，四旁宽广"。
宋代刻书还采用椒纸印刷。如前所述，左司廊局内曹掌典秦玉桢奏闻奉敕以枣木椒纸雕印该局已有藏书。椒纸是用花椒水浸染过的一种加工纸，用其印书，可以防虫蛀，以利书籍长期保存。
宋代雕版印刷发展很快，对纸张的需求也随之逐渐增长，供不应求。为了节约用纸，刻书往往用已印过书的纸之背面，再来印刷。用纸背印书，多见于公文纸背面，这种书称公文纸本或牍背纸本。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在其《士礼居藏书题跋续编》中，对一部宋刻本《芦川词》所写跋文："宋本每页纸背大半有字迹，盖宋时废纸多值钱也。此词用废纸刷印，审是册籍，偶阅之，知是宋时收粮档案，故有更几石、需几石，下注秀才进士官户等字，又有县丞提举乡司等字，户籍官衔可考见"。又据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引明人所记："余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版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牍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称也。"
宋人也有用自制纸印书的。如清干隆时，谕钟音察访建安余氏后裔，奏称其祖印书纸皆自造，在纸上印勤有堂字样。由此可知宋刻书有的用自制纸印刷。
6、宋代刻书的避讳。避讳也称笔讳。是一种历史现象，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圣贤或尊长的名字，避免直写说出或写出，以示尊敬。称避讳或笔讳。它起源很早，秦汉之后，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和发展，避讳作为一种制度也越来越完备和严格，避讳一般有一些规定，主要有如：
嫌名不避。所谓嫌名，指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可以不避。
二字不偏讳，如讳有二字，其中单涉一字，不算犯讳，可不避。
已祧不讳。古代祭组一般除始祖外，只祭近祖。皇帝一般祭七祖或九祖，超过七世或九世的祖先，另设庙堂，称为祧。故凡已祧之祖，可以不避。
避讳的方法，各朝代也不尽相同，通常采用的是：
改字：凡遇帝王或所尊者之名，回避之以其它字来代替，如秦始皇名嬴政，讳"正"字，遇"正"改用"端"。有时遇到帝王名字，不直书，常用"今上御名"、"圣上御名"来代替。
缺笔：将与帝王或尊者名字相同之字，少写一笔。最常见的是缺末笔，也有缺中间笔画的。
空字：对于应避讳的字，空缺不书，或圈以墨围。
此外，也有采用其它方法的，如因避讳改音、改名、改官名等等。
宋代避讳规定最严，不仅要避当代皇帝讳，七世以上君王或先人名字都要避讳。如宋太祖赵匡胤始祖名玄朗，不但玄朗二字要避，与此二字同音也要避。甚至有些特殊的字，也需避。如不得采用龙、天、君、帝、圣、皇等字为名。南宋高宗赵构，官方颁定的避讳之字，竟多达五十余个。
宋代的刻书、印书，无论官、私，都要遵照避讳的规定。
如：两浙西路转运司刻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书中桓字讳作"渊圣御名"，构字避作"今上御名"。抚州公使库刻汉郑玄《礼记注》二十卷，讳字缺笔至孝宗"慎"字。
建安黄善夫刻《史记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刘元起刻《汉书注》一百二十卷。书内避讳缺笔至"敦"字(宋光宗名)，蔡琪刻《汉书集注》缺笔至"慎"字(孝宗名)。
坊间刻书，如临安府尹家书籍铺刻《续幽怪录》四卷，书名原为《续玄怪录》，因避宋帝始祖玄朗，故改玄为幽，书内文字缺笔到"廓"字(宋宁宗名赵扩，同音字"廓"也需避讳缺笔。
宋代刻书中也有避家讳的，如：陆子遹刻其父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游字则缺末笔以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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