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宋刻木活字版古籍(宋版古籍的刻书风格)(1)

一百年前的宋刻木活字版古籍(宋版古籍的刻书风格)(2)

印刷术盛行之后,书籍的外在形式,逐渐发生变化,由卷轴制过渡到册页制度。印刷书籍成为由一版一印的印版逐页印刷而成。每一块版面,雕刻一版文字,印到纸张上,成为一页。每个版面,包括有不同的几部分组成,因而各自有自己的名称。如:一块版所占有的面积,称为版面或框郭。版面上印有边栏、界行和版心。版心又称中缝。从版心折叠,成为一个对折页的前后两面,称上、下面,或上、下页。版心分作三栏,各栏之间是用有鱼尾形的标志划分出来的。中栏一般印简略书名、卷数、页数,上栏最初是刻印页数的地方,后来把书名移到此处,也有的刊刻印书家名称,下栏记刻工姓名,以后又多记出版家名称或丛书总名。

一百年前的宋刻木活字版古籍(宋版古籍的刻书风格)(3)

(1)宋代刻书的版式。宋代的刻书,逐步形成一定的版式风格,北宋刻本,版面多为双边,版心黑线较细或不印黑线,称白口,字的行间比较宽阔,字体较大。南宋之后,书口黑线由细变粗,黑口比较流行。版框多为单边,或上、下单边、左右双边。书内不固定的部分,常印有刻书人的牌记。宋版书中,在版面左栏(右栏也有时有)往往刻印一小方格,格内略记书的篇名,称书耳或耳子。有的书,把整版面分成上、下两栏,或三栏。每栏内再刻印文字。这种版面分栏的书籍,一般在大众日用书、举子场屋书或通俗文学小说之类的书中,特别常见。

(2)宋代刻书的字体。北宋时期的刻书,多用欧阳询体字,欧体字形略长,瘦劲秀丽,笔画转折轻细有角。后来逐渐流行颜真卿、柳公权体。南宋以后,柳体字日趋增多,柳体比颜体略瘦,笔画挺拔有力,起落顿笔、过笔略细,横轻直重。从不同地区看,浙江刻本多用欧体,四川刻本字体多似颜体,福建刻本多用柳体。

宋版书的字体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渊。元代承袭南宋遗风,字体圆活,后来多用赵孟俯字体,更加柔软秀媚,被称为"元体字"。明代初期沿元朝风气,刻书字体与元代相似,甚至难以区别。明嘉靖年间(1506-1522年)展开复古运动,刻书模仿宋代所用字体,着重采取了整齐方板、棱角峻厉的轮廓,笔画呆滞,渐成机械或图案。明末清初,渐渐形成横轻直重、横细直粗、四角整齐的方块字,被称之为宋体字。但已不是原来宋版书的字体,这种字体在清朝一直被沿用着,到十九世纪现代活字印刷术兴起,又用这种字体铸造铅字。因此,这种字体被固定下来,成为标准的印刷体。现代印刷界把它称为"老宋体"。同时又铸造了以南宋字体为标准的"长宋体"、"聚珍仿宋体"等。到了明代,又逐渐发展出一种依照手写楷体来雕版印刷的"软体字"。也有依照行书或草书甚至篆文来雕版印书的。被称为精刻本书籍。在现代铅字印刷术中也有以楷书为字模的楷体活字,是取自清代精刻的软体字为依据的。由此可见,宋代刻书字体,一直影响到现代书籍的印刷。

(3)宋代刻书的刻工。一部印刷而成的书籍,需经过若干程序才能最后完成。其中,必须经由刻版工人来具体操作,所以刻工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影响着一部印本书的内容和版本质量。

宋代刻书,往往在书中留有刻工的姓名(有繁有简)。刻工姓名大都在刻书版面中缝的下方。刻工一般又包括有写工、刊工、印工、表褙工等不同的任务。写工负责书写原稿后贴于版面;刻工即刻版者,也称刻字匠;印工是负责印刷的工作;表褙即是装帧书籍的,又叫做装潢匠。有的集写、刻、印等工序由一人完成。也有的是分工各行其职,通力合作。书内留有刻工姓名除表示一定的责任之外,可能在当时仅为统计工作量而领取报酬的依据,并无其它意义,但是由于一个刻工的工作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区性,因此,却为后人考查一部书籍刻印地区或刻印时间提供了线索。如:

南宋时期,临安府于绍兴九年(1139年)刻印了宋姚铳辑《文粹》。刻书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陈然、牛实、沈绍、朱礼、何金、胡杏、弓成、王允成、王成等人。绍兴间一部刻本白居易撰《白氏文集》,书中不提刻印地点,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贾琚、张通、牛实、李彦、金升、乙成、李恂等人,已知其中牛实参加过《文粹》一书的雕刻,因此可推断本书的刻印地点是浙江杭州地区。又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国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实、贾琚、屠友、张通、蒋湮、牛宥、杨瑾、李恂、牛智等人。其中牛实、乙成、贾琚、李恂都参加了《白氏文集》的刻印,所以《三国志注》也应当是刻于杭州地区。因之,这些人多是南宋地区的一批刻书良工。据张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装褙工》一文:宋代刻工可考者约有3千余人。他们对保存、传播古代图书文化做了重要贡献。

又据每个刻工工作的年限,为我们考查一部书的刻印时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管子集校》一书。对北图收藏的宋刻本杨忱序《管子》的刻印年代提出的判断是:"杨忱本载有张嵲读管子,文中有绍兴已未,即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而杨忱序题记大宋甲申。考绍兴已未之后,有宋孝宗兴隆二年(1164年)为甲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为甲申,再一次甲申则为元世祖二十一年,南宋之亡已五年矣。此只题大宋而不题年号,当为元世祖二十一年之甲申无疑。《序》中持尊王攘夷之义,正宥有亡国之痛。书盖开刻于宋亡之前,而序则草成于宋亡之后,仍目为宋本,固无不可"。但是经考查该书中的刻工姓名。有牛实、张通、杨谨等,他们曾参加过《白氏文集》的刻印,杨谨还参加了绍兴间淮南路转运司刻《史记集解》。此外,该书刻工中金升曾见于南宋孝宗淳熙间严州刻本《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中,章旼则见于绍兴间临安刻《王文忠公集》中,牛实还参加过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的《资治通鉴》。可见他们都是南宋初期的刻书工人,依刻工情况,说明杨忱序本《管子》中所提的大宋甲申,实为南宋初期孝宗隆兴二年的甲申,而不可能是元初忽必烈二十一年之甲申。因为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有限,这批南宋初期的刻工,怎可能在一百二十年后仍在工作呢?所以杨忱序本《管子》实为南宋初期的刻本。认为其刻印年代在宋末元初之说,完全可以排除了。而序中所谓持重尊王攘夷、亡国之痛情绪的流露,正是指北宋灭亡,金人入侵时之历史背景。

又如:宋刻本《经典释文》,前人因其卷后有干德三年(965年)、开宝二年(969年)校勘官衔名,曾定为北宋监本。但书内刻工有包正、徐藏,徐升、孙勉等人,他们也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杭州刻本《广韵》的刻工。同时,还分别参加过绍兴期间所刻的《乐府诗集》、《经典释文》等书的刊刻。因此可以判定《经典释文》为南宋绍兴间的刻本,而不是北宋监本。

宋代其它地区的刻工有:四川王公、彭云、方叔刻《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眉山张福孙、文望之、史丙刻《新刊增广百家注唐柳文集》。建宁地区刻工蔡庆、邓生、吴清刻《陶靖节先生诗注》,吴文、邓生、阮生刻《张子语录》。吉安地区刻工蔡才、熊海、余彦、蔡申、蔡章等刻《放翁先生剑南诗稿》。池州地区刻工潘晖、李卞、蒋正、王享等刻《昌黎先生集考异》。抚州刻工高安道、高文显、周昂、余安刻《谢幼盘文集》,高志广、蔡侃刻《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等。

(4)宋代刻书的牌记。宋代刻书的牌记,也称木记、墨围、书牌。宋代刻本,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家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但是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无固定的部位。书内记述之事,可多可少,可详、可略,地方常常在一书的序言、目录之后,或正文卷中、卷末。宋代刻书留用牌记的风气,在后世的刻书中也被承传下来。

牌记的形式,各式各样,不尽相同,一般只以四周刻一长方形边框,在框内简单地题录有关文字。宋代以后,牌记形式有所发展、变化,有的进行艺术加工。如刻成钟鼎式、碑式、爵式,或荷花莲花龛式。

宋代刻本的牌记大略有以下几种类型:

1、反映刻书人、刻书地点、时间的。如:临安书坊陈起所刻《周贺诗集》,卷末牌记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字一行。福建蔡琪刻本《汉书集注》牌记为:"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图7-17A)双行文字。廖莹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卷一后有"世彩廖氏刻梓家塾"两行篆书牌记,用亚字形框边。又如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引》,三皇本纪末刻:"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时岁干通七月(年)春王正上日书"双行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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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版本来源,镌刻底本依据,刻书质量。如:临安府荣六郎刻《抱朴子内篇》卷二十之后,所刻牌记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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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绍熙二年建安余氏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末刻:"公羊公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旧,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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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浙江王叔边刻《后汉书注》,牌记为:"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正,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莫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

3、反映版权所有:随着印书事业的深入发展,南宋后,各地营业性书坊普遍建立,书籍印刷商业化竞争现象日渐突出,出版者保护权利的问题已经萌芽。

如:宋刻本《东都事略》,目录后有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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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宋代刻书牌记举例

4、反映刻书所用成本、工价。如:嘉泰二年(1202年)绍兴刻本《会稽志》,牌记题:"绍兴府今刊会稽志一部三十卷。用印书纸八百幅,古经纸一十幅,副页纸一十幅,背古经纸平表十一幅,工墨钱八百文,每册装背口口文,右具如前,嘉泰二年俞分、俞澄、王思忠具"。又如:淳熙三年(1176年)刻本《大易粹言》牌记:"一部二十四,合用纸数印造工墨钱。下项纸幅共耗一千三百张,装背绕青纸二十张,背青白纸三十张。俊墨糊药印背匠工等钱,共一贯三百文足,赁版钱一贯二百文足,本库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钱八贯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贴司胡至和具。杭州隆儒学教授李清孙校勘无差"。

5、宋代刻书的纸张。由于书籍印刷大量增多,促进了造纸事业飞速发展。宋代以后,浙江一带的临安、湖州、衢州仍然是产藤纸的主要地区。长江流域,用竹造纸有了新的发展。福建建阳地方是刻书中心,闽北造纸业特别发达,建阳的麻沙镇所产纸张称麻沙纸,色泽稍黄,厚簿韧性与麻纸类似,宋代闽刻中的麻沙本多用这种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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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和四川地区,刻印书籍多用麻纸和树皮纸。如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用桑皮纸印刷。吉州刻本《文苑英华》用楮皮纸。

王世贞在其所藏《汉书》中说:"余生平所购《周易》、《礼记》、《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余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汉书",尤为诸本之冠。桑皮纸白洁如玉,四旁宽广"。

宋代刻书还采用椒纸印刷。如前所述,左司廊局内曹掌典秦玉桢奏闻奉敕以枣木椒纸雕印该局已有藏书。椒纸是用花椒水浸染过的一种加工纸,用其印书,可以防虫蛀,以利书籍长期保存。

宋代雕版印刷发展很快,对纸张的需求也随之逐渐增长,供不应求。为了节约用纸,刻书往往用已印过书的纸之背面,再来印刷。用纸背印书,多见于公文纸背面,这种书称公文纸本或牍背纸本。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在其《士礼居藏书题跋续编》中,对一部宋刻本《芦川词》所写跋文:"宋本每页纸背大半有字迹,盖宋时废纸多值钱也。此词用废纸刷印,审是册籍,偶阅之,知是宋时收粮档案,故有更几石、需几石,下注秀才进士官户等字,又有县丞提举乡司等字,户籍官衔可考见"。又据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引明人所记:"余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版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牍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称也。"

宋人也有用自制纸印书的。如清干隆时,谕钟音察访建安余氏后裔,奏称其祖印书纸皆自造,在纸上印勤有堂字样。由此可知宋刻书有的用自制纸印刷。

6、宋代刻书的避讳。避讳也称笔讳。是一种历史现象,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圣贤或尊长的名字,避免直写说出或写出,以示尊敬。称避讳或笔讳。它起源很早,秦汉之后,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和发展,避讳作为一种制度也越来越完备和严格,避讳一般有一些规定,主要有如:

嫌名不避。所谓嫌名,指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可以不避。

二字不偏讳,如讳有二字,其中单涉一字,不算犯讳,可不避。

已祧不讳。古代祭组一般除始祖外,只祭近祖。皇帝一般祭七祖或九祖,超过七世或九世的祖先,另设庙堂,称为祧。故凡已祧之祖,可以不避。

避讳的方法,各朝代也不尽相同,通常采用的是:

改字:凡遇帝王或所尊者之名,回避之以其它字来代替,如秦始皇名嬴政,讳"正"字,遇"正"改用"端"。有时遇到帝王名字,不直书,常用"今上御名"、"圣上御名"来代替。

缺笔:将与帝王或尊者名字相同之字,少写一笔。最常见的是缺末笔,也有缺中间笔画的。

空字:对于应避讳的字,空缺不书,或圈以墨围。

此外,也有采用其它方法的,如因避讳改音、改名、改官名等等。

宋代避讳规定最严,不仅要避当代皇帝讳,七世以上君王或先人名字都要避讳。如宋太祖赵匡胤始祖名玄朗,不但玄朗二字要避,与此二字同音也要避。甚至有些特殊的字,也需避。如不得采用龙、天、君、帝、圣、皇等字为名。南宋高宗赵构,官方颁定的避讳之字,竟多达五十余个。

宋代的刻书、印书,无论官、私,都要遵照避讳的规定。

如:两浙西路转运司刻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书中桓字讳作"渊圣御名",构字避作"今上御名"。抚州公使库刻汉郑玄《礼记注》二十卷,讳字缺笔至孝宗"慎"字。

建安黄善夫刻《史记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刘元起刻《汉书注》一百二十卷。书内避讳缺笔至"敦"字(宋光宗名),蔡琪刻《汉书集注》缺笔至"慎"字(孝宗名)。

坊间刻书,如临安府尹家书籍铺刻《续幽怪录》四卷,书名原为《续玄怪录》,因避宋帝始祖玄朗,故改玄为幽,书内文字缺笔到"廓"字(宋宁宗名赵扩,同音字"廓"也需避讳缺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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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刻书中也有避家讳的,如:陆子遹刻其父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游字则缺末笔以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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