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一种迅速的、深刻的、暴力的社会变化。如果变化比较缓慢，历史学家就称为进化；如果是表面的变化，就称为叛变；如果是非暴力的变化，就只称为快速变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引起英国革命的一些具体情况各持已见，但他们共同认可四个经常提到的因素：
①一个新阶级或新阶层的出现；②种种怨愤的存在；③一种使反抗合理化的思想观念的产生；④还有顶层权力的崩溃。
促成英国资产革命的三大因素
- 因素1：土地阶层和专业阶层的联盟促成了英国革命
不像在1540年，两个阶层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发动一场革命，但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的人数、财富、经验和权力不断增长。1540年至1640年，贵族的数量从60人增加到166人，从男爵和骑士从500人增加到1400人，从骑士从大约800人增加到3000人，绅士从大约5000人增加到15000人。
因而，在一个人口增加了仅仅两倍的世纪中，土地阶层的人数增加了三倍。他们的财富也增长了， 1536年至1636年，国王和教会丧失了价值650万英镑的土地，其中大部分被乡绅买走。1530年至1630年，沃里克郡绅士的平均生活水平上涨了将近400%。1640年，4/5的下院成员年收入都在1000英镑以上。
他们不仅富裕，而且受到良好的教育，还从一个世纪的议会经历中受益匪浅，通过四季法庭在各郡确立了自己的权力。他们与律师和商人保持密切联系，律师的数量在1590年至1630年间增长了40%，伦敦商人的数量和财富则数不胜数。
如果没有政治、财政、经济、宗教方面的不满情绪的驱动，土地阶层和他们的同盟就不会发动反叛。1629年解散议会的时候，国王查理宣告了他自此以后要进行无议会统治的意图，还把最后一届议会中煽动叛乱的人、像约翰·埃利奥特爵士投入伦敦塔来表明自己的决心。埃利奥特一直被囚禁到1632年去世为止。
一个世纪之前，人们可能不会太在意议会的终止和对郡治安法官更为严格的监控，而此时土地阶层的期望不断上涨，就使这些事情忍无可忍了。与此相伴随的还有查理在财政方面对他们的勒索，使他的统治更加无法让人忍受。
船税威胁着每个人的财产；因为未获得骑士身份而被罚款激怒了乡绅；实施森林法让贵族们愤怒；从监护中获得的三倍于以前的收入伤害了那些依据封建所有权持有土地的人。
这些勒索让人恼怒，但也不是很沉重，因为英国向土地阶层征收的租税在欧洲可能是最轻的。他们主要担心的是将来的勒索会剥夺他们的财产，使国王获得财政独立。查理赏赐的数不胜数的专卖权令所有阶层都感到憎恨，这是加在每个人身上的隐性税收，也剥夺了希望从事特定贸易或制造业的那些人的自由。
- 因素2：国王查理的专制统治带来了宗教和政治上的反动
查理和劳德设法协复主教的权力。他们让其中四位主教进入枢密院，赋予其他主教像治安法官那样更加积极的角色。劳德任命的主教反过来又想恢复宗教仪式和教堂装饰，他们把圣餐台挪回教堂，鼓励教堂使用彩色的玻璃窗户，要求教士穿白色法衣，命令世俗人士接受圣餐时跪在祭坛前。
与这些措施相伴生的还有神学上的反革命，在神学方面，阿明尼乌派的侧重点是自由意志、善行、以及教士在人类和上帝之间扮演调解者的角色。凡此种种都令清教徒憎恨，还深深得罪了反教权主义的绝大多数英国人，无论他们是不是清教徒。
最重要的是，它还制造了一种恐惧，人们认为有一个以王宫为中心的天主教阴谋将使英国重新受制于罗马，王后在王宫中的权力和国王追求亲西班牙的外交政策使恐惧感倍增。查理迫害清教徒牧师的失误之处是，他还没有无情到要镇压他们的程度，可是他的无情程度却足以激怒他们。
劳德大主教将威廉·普林、约翰·巴斯特威克和约翰·伯顿拖到星室法院（他们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牧师），理由是他们在小册子中诋毁主教，法院下令将他们监禁并割掉耳朵。在执行割耳刑时，宫廷内院聚集的人群高声呼喊鼓励他们，有些人还用手帕蘸他们的鲜血。尽管迫害仍在继续，但是在革命前夕，46名清教徒讲道者一周就在伦敦布道60次。
不管遭受的苦难如何深重，在没有胆量，没有联合起来、没有可以提供合法依据的共同思想观念的前提下，人们是不会起来叛乱的。英国有两种思想观念可为此目的提供服务，普通法和清教主义的思想观念。
从《大宪章》到《权利请愿书》的普通法观念捍卫了个人自由和财产的神圣性，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广为流传。绅士们在伦敦四法律公会吸收了普通法原则，并作为治安法官应用法律规则。然而当议会1641年开始蚕食国王的合法权力时，就发现向英国的法律求助是没有用的。一些政论学家求助于1066年诺曼人在英国推行国王和贵族专制之前的古代宪法。
但是，源于自然法的论证比诺曼奴役的神话显得更重要，尤其是人民的安全是大地上的最高法律，人民的利益是最高法律，还有人民可以通过议会决定他们的安全何时受到威胁。亨利·帕克1642年写成的7个广为流传的小册子为了给议会议员反抗国王提供合理的依据，提出了这种学说。
与墨守法律教条相比，清教主义更让议会议员对其事业的正当性有了绝对的自信，这种事业必须靠革命来推行。清教主义的核心是《圣经》的真理和个人的良心比权威的指示更卓越的信念。在有义务服从君主这个问题上经过一个世纪的深思和挣扎之后，清教徒得出的结论是，反抗邪恶的君主是合法的和必要的。
他们在无数次的布道中说，任何时候君主侵犯了上帝的法律，对君主的服从就应该让路给对上帝和良心的服从。这样，查理的抱怨就不足为奇，他说："如果神职人员宣讲的不是服从...国王将几乎得不到民兵的支持。"
当时人詹姆士·哈林顿的评说很睿智，"政府的分裂引起了战争，而非战争导致政府的分裂。"假如顶层的权力没有崩溃，议会议员绝对不会发现他们能够反抗查理。王权崩溃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长期的和结构性的，另一个是直接的和灾难性的。
由于亨利八世将他的财富浪费在对外战争上，由于萨默塞特和诺森伯兰寻求议会的支持，由于伊丽莎白喜好用"爱情魔法"进行统治，都铎王朝没有能建立起绝对君主制。查理继承了一个在军事、财政和行政上都缺乏权威的王位。
16世纪30年代，曾有过建立常备军的想法，但是当诺森伯兰解雇了它的意大利和德意志佣兵之后（这是一种经济措施），就再也没有建立常备军的打算了。查理也不能指望贵族的军事力量帮助他，因为随着他们的扈从和雇佣骑士的衰落，他们的军事力量也被削弱了。
国王在财政方面软弱的根源是修道院的土地被出售后未能发展出替代性的财政收入来源。查理设法通过各种手段补救这方面的不足，但这些手段产生的财政收入仅仅够他勉强维持和平时期之需。还有这些手段也没有产生足够的收入来支付王室官僚的薪俸，结果查理在行政方面必须依靠各郡的乡绅和城镇的商人。
他无力坚持自己对森林的权力，无力榨取全额的船税，也无力镇压讲道者或审查印刷品，从这些事情可以明显看出他在行政方面是无能为力的。17世纪30年代，书报审查成效最好的时期已出版的书刊中也只有1/3经过了审查。
但如果查理没有走入战争迷途，没有犯这样的弥天大错的话，特权政府的统治或许还会持续很多年。1637年，在没有同苏格兰枢密院和议会商议的情况下，他把"神圣的典范"扩大到苏格兰，采用的形式是一种类似于英格兰的新礼拜仪式。此举导致了圣·伊莱斯天主教堂的动荡，动荡从教堂蔓延到爱丁堡的街区，并发展到其他城镇。
- 因素3：因为查理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已经使贵族和商人愤怒了
所以民众意见的暴力迸发更为危险。1625年的《财产废除法》意图恢复国教自宗教改革以来丧失的所有土地，这就让贵族们相信他们的土地和遗产不再有保障了。
前所未有的高税收、其中对所有贷款利息收入征5%的税让商人们出离愤怒。贵族和商人此时与长老会的牧师结成了同盟。他们和数万其他苏格兰人宣誓签署了一个国民契约，用它来维护议会的权利，保证由教会会员大会决定宗教政策。
1638年，教会会员大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废除了苏格兰教会中的主教。查理愿意撤销新的礼拜仪式，但无法容忍废除主教。1639年，他组建了一支部队开向北方，看到的却是自己无心战斗的部队四散奔逃。第一次主教战争以耻辱的《贝里克条约》告终，查理这时从爱尔兰招回自己最能干的大臣，斯特拉福伯爵托马斯·温特沃思。斯特拉福伯爵力主查理召开议会，于是他在1640年4月召集议会。
但是议会坚持在民怨得到平息之前，拒绝给国王拨款，查理为此解散了议会。查理和斯特拉福这个时候同时面临苏格兰战争和英格兰纳税者的反抗。船税的征收下降，城市拒绝给国王借款，国库很快空虚。
倔强的斯特拉福坚决进行第二次主教战争，但也没有取得胜利。不情愿参加战斗的英国军队8月在纽伯恩遭遇失败，苏格兰占领了达勒姆和诺森伯兰。英国、还有随后的法国和俄国都证明了军事失败和财政破产是革命的前奏。
为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三大因素必不可少：
- 因素1、查理拒绝成为有限君主
查理与军队进行密谋，蔑视议会首领的建议，这些都表明他不愿成为有限君主。下院的领导权落入约翰·皮姆和奥利弗·圣约翰手中，上院的领导权落入贝德福德伯图以及塞耶和塞尔子爵之手。这些都不是陌生人，他们17世纪30年代曾在普罗维登斯岛公司共事。
为了报答国王赐予的官职，他们这时承诺在议会中为国王打理他的事务。1641年2月的谣言让贝德福德成为国库大臣，让皮姆成为财政大臣。如果有什么策略可以挽救改革事业的话，就是这种承诺了，但是查理更愿意听信王后和内宫绅士的建议。他拒绝了议会首领的提议，启程去苏格兰征召军队。他在爱丁堡耗费了1641年的整个秋天，在控制苏格兰教会和行政机构的问题上向苏格兰人让步，却没有征召到军队。就在这时爱尔兰爆发了叛乱。
- 因素2：爱尔兰叛乱
1641年夏天，斯特拉福的继任者在爱尔兰解散了由9000人爱尔兰天主教徒组成的军队，斯特拉福曾希望用这支军队镇压苏格兰的叛乱。军队在得到其应得收入不足一半的情况下，携带兵器回家了。随着秩序的破坏，天主教牧师大量涌入乡村，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
同年10月，厄尔斯特的奥尼尔发动叛乱，一伙天主教徒占领都柏林城堡未果。叛乱起因于英国30年来的夺地、背叛、剥削和宗教迫害。叛乱导致了对大约1万名清教移民的屠杀，这个数字在伦敦被传言夸张到20万。
尽管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分歧很大，却一致认为叛乱必须被镇压。但是应该由谁来命令军队前往镇压呢？如果命令由国王下达，他就有可能利用军队镇压议会；如果命令由议会下达，它就有可能利用军队剥夺国王的权力。爱尔兰的叛乱使强迫国王服从法律的斗争转化为夺取国王权力的斗争。
1641年11月，当下院在《大抗议书》中向全国进行呼吁的时候，这种转化就明朗了。《大抗议书》的内容多达204条，是过去10年所有怨愤的集合，它还附有两项要求：国王必须任命议会信任的大臣，召集最庄重的和最虔诚的神学家的宗教会议改革国教。第二项要求表露了清教徒废除主教和改革礼拜仪式的决心。
早在1640年12月，15000名伦敦市民就曾向议会呈递了一个请愿书，请求将主教制度"连根带枝"一起铲除。2月，议会就请愿的价值进行辩论，但随后便将请愿书搁置。一直到了夏天，一小撮狂热分子向下院提出一个《根枝议案》，该议案经过以皮姆为首的温和多数的修改，由议会任命的9个世俗人士提供给国教机构。
- 因素3：根枝派的要求
根枝派狂热分子与皮姆派清教徒的联合引发了对《公祷书》的抨击。希望维护主教的人只有一点点，但很多人希望保留礼拜仪式。在这些人中间首次出现了一个支持国王的党派。在对《大抗议书》进行辩论的漫漫长夜中，他们发言反对这个激进的文献，11月22日深夜，最终进行表决时，145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大抗议书》仅以11票多数通过。将要发动内战的两方已经出现了。
1641年12月，下院通过了《民兵议案》，将民兵的控制权从国王手中转移到议会任命的大将军手中，由此扩大了保王党和议会党的分歧。同月，激进的清教徒取得对公共委员会的控制，并迅速建立公共安全委员会，制城市民兵。
查理在其宠臣的陪同下亲自前往下院抓人，他们的佩剑在身边霍霍作响。但是五位首领已经逃走。议会首领这个时候被迫要求控制民兵和任命国王的大臣，这样的要求都是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并保卫上一年取得的成果。查理拒绝了这两项要求，逃往约克。3月，议会将《民兵议案》变成法令，而且开始创建军队。6月，查理为了在每个郡筹建军队签署了军队授权书。到了8月，内战爆发了。
下院的302名议员留在伦敦支持议会；236名议员逃亡支持国王。所有以阶级构成为标准解释这种分裂的尝试都失败了。双方都有商人和律师，有古老的和新的土地家族，有富裕的乡绅和小乡绅，有蒸蒸日上的家族和江河日下的家族。
总结
事实上，英国有产阶级内部也分裂了。比较胆小的和保守的人因皮姆的政治激进主义、布道者的宗教激进主义、乡村的圈地动荡和危机时刻的突然聚集在下院周围的恶徒而变得如惊弓之鸟。不考虑保王党比议会党晚11年出现的因素，只有与宗教有关的因素可以与议会分裂建立起决定性的关联。比如，约克郡1/3以上的王党乡绅是天主教徒，一半以上的议会党人是清教徒。所有站在下院一边的贵族中有1/4赞成宗教改革。不管怎么样，英国革命是一场清教革命。
参考文献：《英国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