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屈原一直以壮志难酬，抱恨而终的爱国主义诗人形象存在我们记忆中，让人凭生无限感慨，其实屈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悲催到一事无成，事业未竟的打击，直接触发了其千古名篇《离骚》的诞生。
骚体一出，天下震惊，从此而始，一举打破先秦文学长期被北方文化垄断的固定格局，独树一帜的楚辞冉冉升起，南方浪漫主义文学一出生便风华正茂，与《诗经》一南一北分庭抗礼，双子星座一般熠熠生辉。
最重要的是，屈原是第一个在文学中把个人情感完全融入并完美升华的人，此后做到此地步的是司马迁。在屈原之前，中国文学，无论《尚书》和还是《诗经》，都是群体意向的群体情感体现。
所以，屈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虽然我们现在读他的文字，或许并不觉得奇怪，但如果没有他，我们或许再也不会有这种文学体验了。
《楚辞》究竟担不担得起与《诗经》平分先秦文学格局的盛名？绝对可以！
但屈原毕竟是有继承的。《楚辞》到底是凭借哪些独特魅力一举超越有“东方圣经”之喻的《诗经》，且二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存在呢？
众所周知，华夏文明大都源自黄河流域，北方文化顺流而下，一路途径晋、齐诸国来到长江流域时，首先出现的文化载体，就是以汉水流域为主的楚国。
“楚辞”二字，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原指楚地的民谣歌词，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诗歌体裁的民间文化形式，诗人屈原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千古名篇《离骚》，由此奠定了楚辞为南方浪漫主义文学扛鼎之势。
《楚辞》诞生以前，《论语》及诸子百家著作，大都是以辩论、实用、思想性见长的方法论，《楚辞》的出现打破了这单一的文学形式，成就了我国第一位大文学家屈原，其代表作“离骚”一反诸子著述路数，全篇纯粹是个人际遇悲喜的感性抒发，其典型的浪漫主义形态，成为后世抒情散文的最早奠基。
·楚辞的方言特色
因那时候楚地巫风盛行，一到大型祭祀时，巫师们就会打扮成各种稀奇古怪的神灵模样，载歌载舞的上演一场神话故事大戏，这独特的娱乐方式造就了楚人奇幻无比的想象力，这种奇幻、绚丽的风格在诞生于本土的《楚辞》中随处可见。
由于楚辞的语句一贯参差不齐，常要用语气助词“兮”、“些”等为其助力，“兮”，就是现在沪语里常用的“啊”，据考证，《楚辞》里一共用了189个兮，《诗经》中虽然也有兮字广泛运用，但一般都用以断句，转折或结尾。
而屈原在创造骚体的同时，也创新拓展了兮字的意象空间，由原来的歌之余声变成了代表这种新诗体的专用虚字，后世把屈原创造的新诗体称为楚辞或骚体，这种诗体，在形式上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兮的运用变化。
帝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楚辞的抑扬顿挫将韵文风采发挥到了极致，配以兮字的巧妙衔接运用，把节奏与情感完美的融合到一起，一咏三叹，一节三拍，让人感觉每一个字都在节奏的基础上，有了音调的波浪起伏，读《楚辞》时能深刻感受到那种错落有致的高低回旋，如同涉足沙滩时，切身感受到汹涌海潮那波来波去的强烈冲击。
·香草美人：南方浪漫主义的经典意象
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香草美人”是《楚辞》中的一种借代手法，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所以在文中，香草是屈原的自我投射，遥不可及的美人是他求之不得，屡屡受挫的治国梦。
后世那些失意的文人骚客们，纷纷效仿屈原笔法，以“美女”、“弃妇”自喻，抒发无法实现的理想抱负，不被重用的抑郁与苦闷。
比如，汉代文学家张衡的诗作《四愁》：“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美人赠我琴琅，何以报之双玉盘”、“我所思兮在汉阳。”
唐代诗人李贺的《苏小小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
“香草美人”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因为这一意象结合着屈原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富有现实感，赢得了后世文人的认同，并一直盛行到汉、唐、清代，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文化传承。
·楚辞对纯文学发展的推动
在先秦文学中《诗经》属北方文学系统，《楚辞》则属南方文学系统，但更大的区别是，《离骚》极注重个人情感的发挥，在这之前的先秦经典中，无论《尚书》还是《诗经》，都是群体意向及情感的体现，屈原开宗立派，首创了将个人情感完全融入文学中并完美升华的楚辞形式，一举打破传统格局，给当时文坛注入一种奇幻而炙热的文学情感新体验。
我们现在读他的文字或许没有太多意外感触，但假如没有他，或许我们就不会拥有后世灿若星辰的那些浪漫主义衣钵继承者们：陶渊明、苏轼、李白、李贺、李商隐......个个大名垂宇宙。
反观诗经，本是古代劳动人民口耳相传的歌谣，所以情感平实朴素。而其情感也具有普遍性，是群体情感的一种体现。比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这都是普世男女都会有的恋慕之情，不存在限定对象的个人际遇慨叹。
而楚辞因多士大夫忧天悯人之作，因而辞藻华丽，情感浓郁，拿《诗经·小雅·谷风》和《楚辞·山鬼》做一下对比，就能看清二者明显的风格差异。
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
习习谷风，维风及颓。将恐将惧，置予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
诗经语言典雅朴实，主要描写人的日常场景，是现实主义的开端，主要采用赋比兴的手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形式上四言为主。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靁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山鬼则奇骏华丽，抒情热烈奔放，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期间夹杂着南方方言，以及标志性的“兮”字。
在楚地民风、民俗、及民间曲调基础上，屈原“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借鉴了《诗经》的艺术精神和手法，创作出琦玮瑰丽的诗篇，与《诗经》一起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创作规范。
《诗经》的四字体对后世诗词歌赋影响巨大，而《楚辞》首次将个人情感完全融入文学中并得以完美升华，其热情奔放，奇幻瑰丽的文风，极大地推动了后世散文体裁的辉煌，因而成为古代浪漫主义典籍的开山之作。
说起我国传统文学，离不开两种经典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主义的源头，前者为《诗经》，后者非《楚辞》莫属。
现今大部分观点认为《诗经》和《楚辞》是我国古代文学写实和浪漫的开端，《楚辞》因楚言成为为南方浪漫主义代表，《诗经》则成为写实主义的北方文学开山。
其实这两部文学经典表面差异的背后，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传承，衍生与发展的关系，《诗经》诞生了《楚辞》，《楚辞》发扬光大了韵文，给后世散文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迥异的叙事节奏
一般来说《诗经》中的诗以四字句为典型句式，句中是二二节奏，《离骚》的典型句是五、六字句，句中常常是三三或三二节奏，“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调易杂”。
但《离骚》既不是四言，也不是七言，而是句式灵活多变的自由体，语言节奏自有独到的妙处，交叉使用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九字句，通过字数的增加与减少，有意造成跌宕起伏的语言节奏，形成《离骚》特殊的语言节奏美，和《诗经》相比，《楚辞》变化是高低的纵向变化，而《诗经》则是横向的延迟。
《诗经》的感情是克制，在短短的四字背后蕴藏了丰厚情感，而《楚辞》的感情是放肆，如排山倒海似的蜂涌而来，读之，能切身感受到作者身后的那种大悲情怀。
·一脉相承的文学渊源
虽然《诗经》和《楚辞》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风格，面貌各异的文学样式，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楚辞》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又做了重大开拓并将其发挥运用到极致，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等都不再是作为借喻或借以起兴，而是融合了作者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因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这种开拓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
《楚辞》是《诗经》赋比兴中，赋这一韵文演变而来，并在发展中加入了南方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可以这样说，楚辞作为南方文学顶峰，它的根仍然在黄河流域的北方文化中。
·不约而同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
“我徂东山， 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鹳鸣于垤，妇叹于室”
《诗经.东山》从一个小兵的视角出发，把普罗大众对战争的厌恶、和平的向往、家乡的思念、对妻子的哀叹写得入木三分，令人不胜悲戚。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泽；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秦风·无衣》
谁说你没有衣服穿？我愿意和你同穿战袍，谁说你没有衣服穿？我愿意和你同穿一件汗衫，我愿意与你同穿一件战裙，《秦风·无衣》抒发了团结友爱的英雄气概和爱国情怀，这些诗篇深刻反映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也清晰的表达了下层劳动人民，位卑未敢忘国忧的爱国主义情怀。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楚辞》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天问》
《离骚》、《天问》成功塑造了一位忧国忧民，为民生计上下求索的爱国者形象，从而使屈原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不朽的爱国诗人典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一脉相承，这种赤诚的家国情怀在中国文学史上如一条价值观底线贯穿着始终，《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而言，具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屈子开宗立派，源出《诗经》，意发南国，深刻地做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个人情感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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