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高太尉，想必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感到太陌生。
此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转型最为成功的“足球”运动达人，是《水浒传》里的反派大BOSS，是将众多英雄好汉逼上梁山的背后最大推手。
在《水浒传》的描述中，高俅原是出身于市井中的无赖混混，但由于各种因缘际会，他因为踢得一脚好球得到宋徽宗的喜爱。
此后一路高升，短短数年内竟然成为了大宋帝国的最高军事长官！
此情此景，实在是让人除了一句国骂之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如果非要用比较文雅的语言来形容这种现象，联系当时宋徽宗时期的朝堂衮衮诸公的人品与能力，实在不能不让人想起诸葛亮骂死王朗那一段精彩发言里的著名词句：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
诸葛丞相这段话，骂在北宋末年的徽宗朝堂之上，真是一个字都不用改。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位高俅高太尉，在担任帝国最高军事长官后，虽然在军事上毫无建树，但在经营方面却是一位“奇才”。
对于如何利用国家军队来做生意牟利，高太尉可谓是玩出了历史的新高度。
首先，我们还是简单复盘一下高俅高太尉发迹的过程，真实的历史和《水浒传》中的描写基本吻合，如果你看过《水浒传》第二回，相信对于这个故事不会太陌生。
根据《宋史》记载以及推断，高俅本人应该是有些才干，诗词书法都有一定造诣，个人武艺大概也有些功底，踢球（蹴鞠）应该只是个人众多才艺之一。
《水浒传》里把他描述为的市井无赖，显然是为了文学效果低估了他。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高俅无疑属于第二种。
蹴鞠
高俅原本是大学士苏东坡家的小史（相当于小秘书），后来被转送给驸马王诜，也就是《水浒传》里的那个小王都太尉。
这位王驸马是一个文艺青年，擅长书画，兴趣爱好与登基前的宋徽宗，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很是投缘，两人关系十分要好。
有一次，端王赵佶与王驸马外出游玩时因为要梳头，借用了王驸马的篦刀，赵佶当时就觉得式样和做工都很不错。
王驸马趁机告诉他自己还有一把新的，干脆送给你吧。
于是回家后王驸马就派高俅去送了个同城快递。
高俅大概长得十分清秀帅气，让赵佶看着十分喜欢。当时赵佶正在踢球，高俅则在旁边观看。
赵佶见他看得出神，便问“你也会玩这个吗？”
“会一点”，高俅谦虚地回答。
随后在赵佶的邀请下，高俅下场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赵佶惊喜地发现，这厮岂止是会一点，简直就是个大行家。于是心中十分喜爱，便干脆把他留在府上。
赵佶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
高俅从此便成了赵佶亲信。
宋徽宗赵佶
不久之后，宋哲宗去世，端王赵佶虽然被认为有些“轻佻”，但依然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新皇帝，也就是宋徽宗。
高俅，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成为了简在帝心的潜邸“旧臣”。
宋徽宗当了皇帝后，不断有意识地提拔高俅，并给他创造机会去历练镀金，积攒资历。
几年之间，高俅官至节度使，随后，又官拜太尉；最后，“开府仪同三司”，身份尊贵得与宰相平起平坐。
这份际遇连徽宗当年其他的玩伴都羡慕嫉妒不已，他们难免有些幽怨，而徽宗听说后却毫不在意地说：“你们谁有他那样一双灵巧的脚呢？”
高俅的这段经历告诉我们在传统官场上的两条规律：
第一是陪领导玩好一个业余爱好是多么的重要，这点从会踢球的高俅和会书法的蔡京身上就能看到；
第二是官场之上，无论是靠干活立功的普通玩家还是靠行贿送礼的氪金玩家，都玩不过高俅这种深得领导宠幸的开挂玩家。
宋徽宗自创的瘦金体书法
作为段子，宋徽宗与高俅都是“有趣”的，但作为一个国家，这样就不成样子了。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我国任何一个健康的政治治理时期，在选人用人上都讲究“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
但在北宋末年，像高俅这种一不能运筹帷幄，二不能冲锋陷阵的幸进之徒，竟然能走上国家最高军事长官的位置！只能说如果一个帝国的统治者对于最要命的军队管理都如此儿戏，这个国家不败亡才是奇了怪了。
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大宋帝国的军队有两位最高长官。一位是深受徽宗皇帝信任的宦官童贯，还有一位则是高太尉。
要说这位高太尉也是一个“奇才”。虽然他在军事管理上毫无建树，但在如何搞面子工程上讨皇帝欢心，在私底下利用国家军队经商发财、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等方面，却是颇有灵感。
例如史书记载他乖巧善佞，对上司尤其是皇帝徽宗百般讨好，十分能迎合徽宗好名贪功的心理。
《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在管理禁军期间，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例如他主持军队争标竞赛，开始吹吹打打，后面花样百出，颇为热闹，让徽宗看了十分满意。
而另一方面，在高俅以及其他诸如童贯之流的管理之下，北宋的军队体系可谓已经从上到下烂到根子里了。
当时的军官若想要升迁，不向长官行贿送礼那是万万不可能的，至于升官之后该如何捞回投资，高太尉本人则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说起来，北宋时期的军官在如何发财致富方面，办法不外乎就是以下三条：
第一是吃空饷。
比如说某将领麾下所属军籍编制上有一万士兵，朝廷按照一万人的标准拨款发军饷，但将领手底下其实只有五千人。多出来五千人都军饷，自然就被各级将官给吞了。
这种事历朝历代的王朝末世时期都是如此。太平时节，将领们欺上瞒下，把皇帝与纳税的百姓当冤大头；一到真正要打战的时候，难免就要抓瞎。
第二是喝兵血。
将领想方设法克扣士兵应得的军饷，该发不发或者尽量少发，剩下的就中饱私囊进了各级将领得腰包。
这种事在腐朽的北宋军队里普遍存在，在后面的朝代也是史不绝书。
明朝末年的多次士兵哗变基本上都与此有关。
据说清朝末年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每次发饷袁大人都要亲手足额发到士兵手上，因此深得军心。
这一事例恰好说明当年清朝军队里克扣军饷的事情是多么的常见，以至于足额发钱的袁世凯都成了一股清流。
第三是无偿使用士兵为自己打工。
这等于用国家的钱养自家工人。
后来靖康年间有人弹劾高俅，说他掌管禁军二十余年，不仅将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还把禁军当做私役，不管训练，专管为他营私出力。
此时的另一位军队最高指挥者宦官童贯也完全是一路货色。
公开向这位宦官行贿而直上青云者比比皆是，在童贯的豪宅庄园里，从打扫厕所到耕种土地劳动力，都是无偿使用的士兵。
宦官童贯，历史上不仅封了王，还长出了胡须
为了更好地役使士兵，聪明过人的高太尉改革招兵制度，在他掌管军队的那段时间里，推出了一系列招募士兵的标准：
在招募士兵的时候，首选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尤其是一些有绝活的工匠，因为有这样的“技术人才”替自己打工，来钱自然就快；
军中有不愿意训练的士兵可以不训练，但前提是要出钱。
高太尉允许各级军官和士兵经营各种产业，只要交够足够的钱，平时来不来军营都没关系。
你要是实在没钱没手艺，那么力气大也行，至少可以给高太尉做点扛包种地之类的体力活。
反正核心的核心就是，你不仅不能对当兵的待遇有什么“非分之想”，还要能为太尉创造利润。
因为，高太尉与各级将官们肯定是不可能给你发足够军饷的。你不仅要有办法能养活自己，还要能挣钱能创造利润与价值。
只有这样的士兵才是好士兵，至于能不能上阵打仗，那些都是细枝末节。
上面的最高长官都是这样一群蠹虫，下面的各级军官们的操守如何可想而知。
普通士兵在这样的军队里会遭受什么样的待遇自然也不言自明。
在《水浒传》里，林冲是被高俅迫害逼上梁山最著名的好汉
在这样的一种军事生态里，当时的社会风气便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宋代的官方史书上记录了大量士兵逃亡后部队在大街上到处拉夫抓壮丁的记载。
为了防止兵士逃亡，军队还在所有士兵的右臂上或烙或刺而留下永久记号。
小说《水浒传》里的罪犯们被刺字发配充军和被蔑称为“贼配军”，这并不是作者的一种虚构。
试问这样的军队，又能有几分战斗力呢？
也难怪人数众多的宋军在宋徽宗末年与辽、金的军事斗争中，为何表现如此不堪。
例如，北宋与刚刚崛起于东北的金国联合进攻辽国。辽军在金军面前往往一败涂地，但当他们回过身来与背刺自己的宋军作战时，还是能打得宋军一而再、再而三的全线溃败乃至全军覆没。
于是，金国彻底看穿了自己这个“盟友”的虚弱不堪。
后来宋军被如狼似虎的金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最终有了“靖康之耻”，这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有两个著名的小故事，或许可以成为这一结论的注脚：
公元1125年，金军向宋朝宣战后，宋徽宗果断把皇位推给了儿子，自己做起了缩头乌龟。
宋钦宗登基之后，派遣中央禁军二万人前去保卫黄河渡口。
军队开出京城时，人们看到神奇的一幕：这些大宋的“精锐”好不容易才爬到马背，不少人双手紧抱着马鞍子或者马脖子，不敢松手。
而这样的军队一遇到金军主力，立刻便做鸟兽散了。
公元1126年下半年，为了抵挡金军的第二次大举进攻，十三万宋军军队守在黄河岸边，与金军隔水相持。
当天夜里，金军并未进攻，只是猛擂战鼓，通宵达旦。还有个说法是金军把羊吊在战鼓上面，让惊慌乱蹬的羊敲了一夜鼓。
第二天早晨，宋军主将发现自己手下的士兵已经全部逃跑了，眼前只剩下了一座空荡荡的军营。
了解了前面的事情，在此我们实在不能怪士兵们都是些贪生怕死之徒。
种下什么样的因，收获什么样的果。
如果不是宋徽宗和他宠信的童贯、高俅之流们几十年如一日的持续折腾，好好一个国家，又岂会走到这一步？
只是不知道当宋徽宗被当作俘虏，被金国关在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坐井观天的时候，会如何思考这几十年的所作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