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处：《平生记》，作者：饶平如，版本：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9月
我的父亲名孝谦，字冲孟，也称通孟。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三日，故小名“桂郎”。晚年，他写诗，作日记，自号“傭翁”。他的日记也叫“傭翁日记”，他曾授我一册作为纪念，可惜的是，历经颠沛流离，日记早已丢失。
我所知道的父亲早年简历是，他毕业于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堂，曾任南城县商会的会长、南城启南小学的校长，还在湖北省的禁烟局里做过职员。不过我当时年龄尚小，所以对他这些经历毫无印象。
在一九三八年间，我家因避日机轰炸迁到故乡南城老家“倚松山房”居住。在他的卧室兼书房里，悬挂着他一幅十六寸的年轻时的半身照片。照片的轮廓呈椭圆形，父亲身着西装，头发也是三七分的“西装头”（旧时对西式发型的称呼），神采奕奕，年龄看起来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大哥告诉我，父亲年轻时曾想赴日本留学。那个年代的青年意识到中国贫弱，要挽救祖国，须向欧美等西方国家学习，日本就是这样强盛起来的。所以，当时的青年有的远渡重洋留学欧美，也有的就近到日本留学。到日本的轮船票据说只需六十元大洋，而且手续简单，并不要办签证，也没有什么叫护照的东西，人坐船去了，上岸就行。
后来，我在南昌家里楼上堆放旧书报的地方，也发现过好几本学习初级日语的教材，看来父亲确是把此事列入日程……可后来为何没有去成呢？大哥说，还是因为父亲是独子，他只有一个妹妹，没有其他兄弟。“父母在，不远游”，祖父去世虽早，祖母还在，他一个独养儿子，怎么可以离开年迈的母亲去远游呢？
父亲在湖北省汉口市做过禁烟局的职员。那时我的年龄大概是六七岁，记忆甚是模糊，惟有一幕场景，我仍印象深刻。
当时的汉口也有里弄房屋，不过结构比上海的里弄简单些。我依稀记得，那里家家户户大门之外即一条笔直宽敞的公用通道。
房屋大门一打开，里面即房间，没有院子，房间大约二十余平方，有楼，楼上一般设置为卧室。记得里弄进门右首第一家是我家。家里楼下房间放一张简单的木制方桌，几把椅子，如斯而已。
某日，我不知何故忽然飞奔出外玩耍，恰在此时，有一辆黑色的私人黄包车正好经过我家大门口，我避让不及，头直接撞上车轮。幸好，车轮撞击在了我两眼之间的鼻梁上，血流如注……
以后是否去了医院？事故责任如何认定和处理？我一概忘了。
只留下一幕印象：楼下那张小方桌上，那阵子就一直摆上了一个白色浅边的搪瓷盘子，里面盛上了许多棉花球。父亲天天用这些棉花球为我擦洗伤口，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才痊愈。可在这段往事的回忆里，我似乎没有看到过母亲，也没有见过家里其他人。难道当年父亲是单身一人领着我来到汉口？这似乎与情理不合，也许是我自己记忆不清……
我颇有些懊恼，在懂事之后，为什么不问一下母亲这次事故的详细经过，以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这件事。而这些往事，一旦从人的记忆里迷失，就再也无处寻踪了。
这件事现在留下的唯一痕迹是，虽然年逾九十五岁，在我的鼻梁上，靠近一点仔细地瞧看，还有一个浅浅的印痕。
我对父亲的生活和工作有较为明确的记忆，大约要到八九岁时全家迁居到南昌陈家桥十八号以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六年）。这段时间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定，老百姓也勉可算是安居乐业，我认为这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得意、生活也颇为快乐的时期。
陈家桥这个地区虽然周边杂乱，近乎贫民集聚区的样子，但当时这幢房屋系我们一家单独租住，故而尚属宽适。这幢房屋顶上还加盖了一层楼，全是木结构。加盖的这层楼较为低矮，不住人，用来堆放杂物，此外还设了一间佛堂。佛堂供奉着玉皇大帝、观音菩萨等神仙之像。房中终年香烟缭绕，异香满室。因为父母都信佛教，他们平时在楼下念经，到了特殊节日如玉皇大帝或观音菩萨的生日之时，则必须上楼到佛堂去焚香礼拜，下跪磕头，以示虔诚并祈求神佛保佑。
父亲一般早上七八点钟起身，盥洗在卧室中进行。室中有洗脸盆架。当时并无自来水设备，在厨房里放有一个大水缸，大师傅老敖每日下午用水桶到外面水井中汲水挑回家，把家中水缸盛满。我估计饮水和用水是不分的。洗脸时由女佣负责去缸中打水，供盥洗之用。
我们早餐吃粥，下粥的菜多半是昨日剩下的红烧鱼或别的菜肴，从来不会到市面上去买什么油条、花生米之类的食物。吃粥的人也不限时间，随到随吃，来去自由，不采取“集中用餐制”。一般来说，父亲和我以及三弟寿如在一起吃粥的时候较多。大哥、大嫂们为一批。母亲晚一点到，她总是喜欢吃云南的大头菜下粥。祖母更晚，她吃的菜是专为她的喜爱而特制的——类似“梅干菜”，江西人称为“Nó”菜，拌以肉糜，做成肉丸，味要偏咸，再以油炸之，方成。这菜给祖母专门享用，我们不敢去尝试的。
父亲早餐后便到他的办公室去做他的工作——写状子。
父亲的办公室有一大书桌、一张藤座椅。桌上摆着笔筒、墨盒和一部供参考的《六法全书》，书桌对面是客户坐的藤躺椅。书桌左侧是一个窄而高、设有数十个小抽斗的文件橱。来客需要法律帮助时，便在此室内洽谈。我还知道父亲书桌左下的一个抽屉里，常年备有一筒“白金龙”牌香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产品，为当时名牌香烟。烟筒系马口铁制成，一筒有五十支烟，以薄薄的铁片封口，筒身饰一条白身金纹的龙。烟草呈金黄色，有异香。这烟父亲自己不抽，是为客户们准备的。他自己只抽水烟。
我十四五岁时，实在好奇不过，终于一日下午，趁父亲外出，摸到父亲书房，找到烟筒，抽出一支。恐怕给人发现，我提前自备火柴，跑上二楼。楼上平常是没有人的。我一面从楼门处窥察楼下的动静，一面从口袋中取出香烟，仿效成人，用双唇将香烟夹住，一面擦燃火柴，将香烟一端点燃，用力一吸。哪里知道，一股浓烈的气体直冲咽喉，呛得要命，哪里有一点香味，简直就是自讨苦吃。我赶紧将香烟用脚踩灭，溜下楼来，佯作无事之状。自那之后再也不敢尝试此物了。
父亲写状子用长约三十五公分、宽约二十公分的毛边纸打草稿。他用毛笔写行书，写完再请人誊写。这是他绞尽脑汁的时刻，总要字斟句酌，不能疏忽大意。有的时候，午饭已经上桌，菜肴摆放齐全，众人已经就座，而父亲还在书房里写状子。此时，母亲便命我到书房去请父亲来吃饭。我走进书房，见父亲正在伏案疾书，便轻轻地喊一声：“爷爷（南城人方言，“爷爷”指父亲，“公公”则指祖父）！吃饭啦！”父亲“唔”了一声，不久，就出来和我们同桌吃饭。
有的时候，因为好奇，我会在父亲走出书房之后，往桌上的状子看一眼，想知道他到底写了些什么。
只见第一句写的是“呈为呈请事……”几个字，我认得，以下的就看不懂了，而且又有涂改之处，更难辨识。
父亲写好状子，便交给书记员去誊抄。家里书记员换了好几个。据我回忆所及，第一位是余仲阳，我称他“余仲叔”的，可能他与我家还有点亲戚关系。第二位姓梅，不知其名，瘦小个子，经常面露微笑之色，很好玩。他经常要我讲故事给他听，当我讲《西游记》中某段时他又指出我看书时的白字，弄得我下不了台，很是难为情。例如，我不认得“齋”（斋）字，“吃齋”说成“吃齊”（吃齐），他就哈哈大笑。第三位姓何，名鹤鸣，人长得很高大，不知何人所荐。由于此人言语举止有些轻浮，父亲很不喜欢，所以不到一年便辞退了他。第四位叫吴士铨，他是父亲的友人吴山比老先生的长子，为人极其老实，字也写得笨拙一些，勉强过得去而已，办事也不甚精到。某次，某场官司，法院送来律师出庭的“传票”，竟给他丢失了。没有传票怎么去出庭？父亲也无可奈何，我当时还记得父亲叹了口气，说：“没有办法，这回只好去卖卖我的老面皮了！”意即自己要到法院去打招呼，请人想办法弥补这个缺失，去补发一张传票。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爆发，父亲率全家离开南昌，律师业务自然停止。直到一九四八年我回到南昌时，父亲只租用了原来陈家桥房屋的三分之一，其时的书记员名赵椿林，也是我家最后一位书记员。因为战乱，生意寥寥，无事可为，后来赵椿林便和我一伙，在我的切面店帮忙了，这在我写的另一本书《平如美棠》一书中业已记叙。
说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律师业务兴旺之时，书记员的办公场所就设在下厅左面一间书房，也摆一套书桌椅，后面还有一张帆布折叠行军床，书记员即住宿在此处。书记员吃饭与我们同桌。待遇是每月四元大洋。这属于基本工资，主要收入要靠打赢官司的钱。例如，官司打赢了，客户送律师的酬金（或者名之平曰“服务费”）是两百元大洋，照例还须送十分之一的劳务费即二十元给书记员。
父亲曾告诉我，他从不承接刑事方面的诉讼，而只承接经济方面的如债务纠纷或财产分割纠纷，至于所谓离婚诉讼，那时极为罕有，可以说是接近为零。因为当时的民风民俗，相当守旧，就是夫妻分离也只是双方私了，不会来找律师的。父亲还有一个原则，如果来的客户是理亏的一方，他也婉言谢绝。他说他不能把无理的事辩护成有理而打赢官司。
父亲还有第三个“原则”，他希望客户送的报酬是现金而不是匾额。这大概是针对他一位好友而说的戏言。父亲的一位友人，广益昌的老板曹朗初，找父亲打过官司之后，曾送过父亲一幅匾额，中间写了四个楷书大字：保障民权。
父亲把它悬挂在我和弟弟卧室的北墙上，位于这栋房屋最深最后一堵墙上，目的就是不给人看见。他笑着对我们说：“如果让人看见了，群起而效尤，都送匾额的话，那我们靠什么吃饭呀！”当然，曹朗初并不是只送匾额一件礼物就充了诉讼费用，但父亲的担心却也不是多余的，大概客户各人有自己的取舍之道，这是捉摸不准的。
父亲吃过午饭之后，便坐上一辆五百大洋从上海买来的黑色黄包车。家里的车夫名叫荣发，为人木讷诚实，中等身材，由他拉着，直奔江西大旅社而去。这个下午便是父亲和其他工商法律界好友们聚会的时间。原来，他们在江西大旅社长期包了一个房间，大概犹如今日之俱乐部吧。或交流业务经验，或介绍业务商机，同时也放松一下身心。大家谈论、闲聊、饮茶、打麻将，最后是一桌酒席……我记得，总是要到晚上九十点钟时分，父亲满脸红光、带着八九分醉意，回到母亲房中。我和弟弟看到醉酒的父亲，心里都有点怕，不敢到前房去，每次要等母亲喊我们才过去。父亲常常带回几只香蕉，有时是苹果，猜想是酒席之后的果品，父亲随手取几只带回来给我们小孩吃的。
又有一次，某日午饭前，父亲面容严肃地对母亲说：“今天我到大旅社去有事。”“什么事？”母亲问。父亲说：“吃完饭再告诉你吧。”于是，母亲心神不定地吃完了饭，急着问：“什么事？”父亲才说：“我们存放在崧大里的三千元钱给倒掉了！”所谓“倒”，乃南城方言，犹言打了水漂。母亲一听，“哇啦”一声便泪流满面，痛哭起来。三千块大洋啊！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也许还包括我们小孩三人收到的压岁钱呢，就这么化为乌有了！
父亲说：“所以我才叫你先吃完饭再听我说呀，否则你饭也吃不下的。”
原来父亲有个商界中的朋友名叫赵鹏九，胖而矮，也是南城人。我见过此人。他想开店，找众人集资，取店名为“崧大”，铺面就选在洗马池的热闹路段——南城人称为“码头好”。店面极小，只有一般店面的二分之一。里面也不过二十来个平方，卖的是时尚服装、鞋履箱包、配件挂饰之类，各色百货都有。我有时路过洗马池这条马路，还见过这家店铺，也走进去过，因为距江西大旅社不甚远。
父亲是被拉的投资人之一，此去是处理该店的关门歇业善后事宜。到了晚上，父亲终于回家了，还带回一个大大的包袱。包袱打开，摊在母亲房间的地板上。哇！满满一大堆“垃圾商品”。原来，赵鹏九表示，钱是还不出来的，目前只好把店中剩下来的、卖不出的东西，平均分摊给各个投资人抵还债务，算是作个了结。
这一大堆垃圾商品，怎么处置？父亲立即把大哥、大嫂、定姐等人都叫来，任他们自选，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于是大家手忙脚乱，在商品堆里忙不迭地翻来翻去。这个说：“这件衣服我好穿！”那个叫：“这顶帽子我要！”“这条长裤颜色不错！”“哈，这双丝袜我正合适！”……我和三弟都很幼小，只晓得在旁边看热闹而已。
经过众人们一番选捡，但凡好一点的都被拿走了，地上仍剩下一些谁都看不上眼的东西，像什么假玉手镯呀，念佛珠呀，老式过气的帽子呀，颜色黯淡的长围巾呀，都没有人要。母亲就把这些剩下的物件收拾起来了……
事隔多年，当一九四八年我回南昌结婚，姨婶把我母亲的遗物，当众分给我和三弟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了这条灰色的长长围巾，便取来收藏起来。之后，妻子美棠把它带到上海。由于这围巾既已老旧，颜色本也不怎么好看，所以我在上海工作时也很少用。直到一九五八年我去了安徽劳教，美棠把它寄来给我御寒。在艰辛困厄的岁月里，这条虽老旧但质地确是纯真羊毛的长围巾，陪着我度过了十多个年头的冬天——直用到它支离破烂，到处是空洞，不堪再用为止。人与物的缘分也难于预料若此。
原作者｜饶平如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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