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叫官庄的小村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呢？用季羡林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最穷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最穷村子里最穷的家。
6岁时，被叔父接到济南，这才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但是离开父母，寄人篱下，心里还是有疙瘩的，这也养成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
国学大师季羡林
季羡林入的第一所小学是一师附小。校长王士栋是一位牛人，是山东省数得着的教育界名士，但就是这样一位牛人校长，却让季羡林的叔父恼火，从而让侄儿转学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五四”运动之风也刮到了山东，王士栋不甘居于人后，于是改文言为白话，自编读本，选了一则阿拉伯的寓言故事。
这则寓言故事被季羡林叔父读到，他大为震惊，高声说：“荒唐！荒唐！骆驼怎么能开口说话呢？转学！”
就这样，季羡林离开了刚读了一年的一师附小，转入了新育小学。
因为年代久远，新育小学在记忆中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只记得这是一个比较破烂的学校，荒草凄迷，碎石满地，进校门左拐，几间简陋的平房是老师的宿舍。
新育小学大概有十多个教师。老师对学生比较温和，让人感到亲切。当时的小学老师，大多是教多门课程的，开设的课程大概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
课余时间，老师会带着学生到校园的空地上种菜，自己挖地，自己下种，种一些扁豆、芸豆、辣椒、茄子。学生对此记忆深刻，反而课堂上教什么知识是无法永远保存在记忆之中的。
当然，新育小学的老师还是比较厉害的，比如上面的这位老师他教孩子们英文，能就近举譬，他教英文字母f，说，f就像一只大马蜂，两头长，中间细，这个比喻让季羡林至今不忘。
小学教学里普遍存在体罚的现象，温和的老师，严厉的老师更多。比如有一位教算盘的老师就规定：打错一个数字就打一板子！
一堂课下来，几乎每个人都要挨板子，有的同学错得很多，那么只有等老师打累了，才会板下开恩。那时候体罚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不像现在，学生是打不得、骂不得，当然也都成了半成品、易碎品！
新育小学里也收女同学，有些七八岁的女生已经开始缠着小脚了。
小学是每学期考试一次，每年两次。不像现在考试这么密集，周有周测，月有月考，期中期末全市或全县联考。这样密集的考试不知是否符合教育规律？
民国时孩子的天性和今天应当没有什么两样，男孩子喜欢打架，欺负人，也被别人欺负。小学生之间的打架，其实并没有什么原因，也没有什么仇恨，只是个人有劲使不完，精力过甚罢了。
现在，学校看到学生打仗常常无限上纲上线，不是请家长，就是让学生回家反省。学校管理小心谨慎，分怕出漏子，这是明显地管理上侏儒现象，校长、班主任不懂教育规律所致。
民国时，孩子了解社会的方式却是看刽子手杀人！
当时军阀混战，中原板荡，农村政权形同虚设，县太爷龟缩在县城内，农村地区不见一个警察，坏人或者为穷所逼的人铤而走险，变成了土匪。
这些土匪横行乡里，这些土匪大多行的是杀人越货，绑票勒索的勾当，手段极为残忍。
这些土匪被抓住之后，送到济南，就在学校前面的空地处。行刑时，土匪被王花大绑，背上插着一根木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名字上面用朱笔画上一个红叉。
穿着破烂的刽子手，喝得醉醺醺的，斜背着一支步枪，走到囚犯身后，举手就是一枪。枪毙之后，警察撤走，围观的人就围上去，土匪被枪毙是没有人收尸的。
学校虽然规定不准学生看，但是学生宁愿背着被批评的风险，也乐此不彼，这或许就是孩子们了解社会的一扇窗口吧。
这种事情，沈从文在他回忆性的文章里也写过，可见民国时的社会治安是很混乱的，小老百姓麻木地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季羡林在新育小学完成学业，升入了初中，进入正谊中学就读。正谊中学是一所民办学校。正谊中学在济南只能算是三流学校，绰号“破正谊”，与“烂育英”凑成一对，成为难兄难弟。
正谊中学因为是私立，工资不高，因此请不到好教师，有一位叫国文老师，连“玫瑰”都认不得，读之为“久块”。
虽然师资水平普遍不高，但是也有非常厉害的老师。
比如有一位英文老师，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学生写的英语作文，他一字不改，而是根据原文之意另写一篇，让学生揣摩、模仿、体悟。
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让季羡林受益良多。他说：“拿自己的作文和老师的作文细心对比，可以悟到很多东西，简直可以说是一把开门的钥匙。”
现在，这样的老师很难在中小学遇到了。许多教语文的老师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学作品，教英语的教师就更不用说了。
民国时，也举课外补课的，那些教学好的老师也会开设补习班，赚取外快。教的学费还不菲，一个月大约得3-5块大洋。这不是一般穷苦人家能负担得起的。
正谊中学创办人是鞠思敏，这是一位有担当、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积度关心同学们的成长，特别是在道德素质方面，更倾注了全部心血。
每周一上午八时至九时，全校学生必须集合在操场上，他站在台阶上对全校学生讲话。讲话的内容主要是怎样做人，怎样尊敬师长，怎样爱国，怎样讲公德、守纪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怎样孝敬父母，等等。
季羡林回忆说，他讲的那些普通人做人的道理，都是金玉良言，我也受到了潜移默化。
这或许就是民国教育与现代教育最大的差别。现在的校长一般是强调分数的重要性，学校里不是育人场所，而是只见分数不见人的教育。
季羡林15岁时考入了北园高中。
高中是公立学校，经费不发生任何问题，都是政府全额拨款，因此师资都是“极一时之选”。
如一师附小的校长鞠思敏。还有其他许多老师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学识修养，即使是放到大学里也都是响当当的教授级人物。
民国时的高中教师真的都是饱学的鸿儒，比如当时教经学的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已经有八十多岁了，每次上课时，都是孙子扶他去的。
那时学校管理主要由“监学”负责，校长是很少露面的。那时的监学可能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政教处主任吧。
季羡林遇到的这位监学似乎很负责。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他就站在讲台下面，环视教室面露奸笑。任何时候，学生对管理严格的教师都心存恶意，因为这个教师有点秃顶，因此送了他一个外号：刘秃蛋！
民国时，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程度很高，比如吃饭问题。
当时饭堂，学校根本不管，由学生同承包商打交道。每个班选出一个伙食委员管理食堂，主要负责巡视厨房，看看有没有厨子偷肉偷粮的事件。
学校教育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荣誉感，表彰奖励的方式也非常值得今天借鉴。
比如北园高中表彰的标准是每一班的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达到或超过95分，可以受到表彰。表彰的办法是得到状元公亲书的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这个墨宝极具经济价值和荣誉价值。
季羡林就曾得到过一次这样的奖励。
上面就是关于民国中小学教育一些情况，窥一斑而见全豹，总体来说，民国处于内有军阀割据，外有日寇入侵，国家处于赤贫状态，但还是力保教育的，一些从事教育的有识之士，也能倾尽全力启发民智，这或许是民国时期大师涌现的一个底层逻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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