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出自《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这么回答的。身为君王，齐景公当然知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后果，所以他点头称是。
语法上，这话组词里的前一字是名词意动用法，表示“把……当作” 。就是说，把皇上当作皇上，对皇上要行君臣之礼；做皇上的要有皇上的样子，做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以此类推。
这是孔子所有言论里最受诟病的一句话。孔丘说“女人和老虎难养”的那个段子，都没有像这一句成为众矢之的。如果说彼一句只是体现生活小节的话，那么这一句关联的事体就大了。因为，这句话是在帝王面前受到首肯的，不得了，被说成了“封建专制的灵魂”、“统治阶级的符咒”，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总纲领，孔丘也成了古代封建思想的总代表。尤其是汉代被引申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所谓"三纲五常"；宋代之后更被歪曲成“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演变成害死人的教条。
如今，帝制被推翻已久，在一些“解古达人”眼里，孔丘成为时代罪人似乎也就有了证据。从革封建制度的“命”的角度看，批判者指这种伦理被专制政治体制塑造成“维护和强化封建等级”的工具。从这种当时的政治需要来看，孔丘的命运就这样被“注定”了。
这些解古达人比孔丘高明。他能欺负你是死人一个，再不能为自己辩解。他们推翻了历史，让那些创造了以往时代的人尸骨无存、声名狼藉。赶走了前贤，解古达人似乎就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历史的“圣杯”，并顺理成章地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所以，这些解古达人都是“湿身”派的，身上全是时代潮流的泡沫。
按照他们的逻辑，写下《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就更要被挫骨扬灰，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了。为什么西方人却并没有对为人类文明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前人这样去发难呢？因为，尊重历史的人才懂得尊重时代。推翻历史和创造时代是两码事，而承袭历史则利于创造时代。曾经创造历史的力量，在今天同样可能创造时代。我们只有弄明白孔子这句话是怎么引领过去时代的，才能够以同样的方法和机缘去发掘当下的机会，以引领新的时代。
二、文化进化与“亲属称谓”为了说明问题，我推介一下埃尔曼•塞维斯的《文化进化论》。根据该书的阐述，“亲属称谓”是关系“文化进化”的重大课题。亲属称谓与社会生活相联系，故而具有重要性。而对亲属称谓的研究，从摩尔根就开始了。摩尔根认为，这些称谓与标识亲属系谱、描绘亲属关系的等级制度有关。对“亲属称谓”问题的无知，才导致对孔丘此语肆无忌惮的批判。
按照塞维斯的观点，人类历史上的亲属称谓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我中心式—家族式的称谓。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小的、孤立的”亲属关系。第二阶段是社会中心式的—家族式的称谓。它包含了原始部落、氏族、世系群等大家族的各组成部分，体现不同家族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阶段是自我中心式—非家族式称谓。例如，我的老爷、厨师等等。这包括了封建社会等非工业化文明的类型。这个阶段的称谓包含以往社会的全部因素，范围更大、更复杂，并且有了一些诸如阶级、官位、贫富差距和社会头衔等新的因素。第四阶段是社会中心式—非家族式的称谓。即在现代工业社会里，社会的规模、密度和复杂性迅速扩大，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职务以及社团的称谓极大地增加了。医生、先生、教授这些头衔指称的是非私人关系，它们都不是家族式的，而明显是社会中心式的。
据此，结合国学的历史分期理论进行分析。1952年初，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文中，把春秋战国之交（公元前475年）定为奴隶制的下限。孔丘主导的这次伦理变革，即是在春秋战国奴隶制解体、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关系面临礼崩乐坏的剧烈变化。随着孔丘这次面君所产生的关于亲属称谓的说法，就对应于塞维斯所说的从第一、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也就是跨越自我中心式—家族式、社会中心式—家族式，发展到自我中心式—非家族式的亲属称谓关系的变化。
孔丘确定的这个称谓，因它是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形成了它的特征。那就是没有明确区分这第二、第三两个阶段，却为第二阶段式和第三阶段式这两种称谓的相互变换留下了空间。从而，促成了社会群体与君王之家之间展开历史和伦理的较量，在这两种称谓关系之间进行合乎情理的转换。当时来说，在民与君这两种身份之间有所作为的人，必须十分小心如何称呼他人，或者被他人所称呼，否则，小则是僭越、忤逆，大则是谋逆、谋反。
总体来说，孔丘这个称谓无疑叫响了中国特有的王朝更替、家天下的格局。长期以来，孔丘在自我中心式-社会中心式、家族式-非家族式之间架起的这个亲属称谓和社会伦理兼具的桥梁，极大地方便了读书人从自我与社会两个不同的角度，灵活地去界定个人的社会地位。
要说明孔丘这个亲属称谓的历史贡献，不妨对比一下其他人的做法。现在我们不时能听到的一个了不得的称谓是“老子、我”。这个第一人称的“老子”，其实和传闻中孔丘的老师、《道德经》的作者李聃之间不存在什么真实关系。而“老子”这个词极大地标榜了个人的权能，和佛教“唯我独尊”的自我称谓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弱点在于对亲属称谓关系很含混，体现了社会中心式—自我中心式、家族式—非家族式的高度混合。这和孔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称谓词还不能同日而语。
三、中国封建社会“亲属称谓”的总纲领孔丘解决了封建秩序的语言与沟通的问题，将亲属关系置于广泛的社会范围，置于居于封建社会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面前。孔子借此语梳理了复合在天下君王身上的多重伦理身份。封建君王是社会矛盾最集中的角色，不失时机地参与塑造这个公共角色，而不是消极退避，这体现了孔子的可贵和高明之处。而且，他一次疏通了自我和社会、家族和非家族之间的亲属称谓的等级问题，使以帝王为核心的官民王朝战争体系，演变为家族—社会的文化体系。这对于中国封建政治秩序下社会和文化生态的形成具有正面的指导意义。
本来，君王这个角色就是天下标榜的，帝王之家是天下贪求富贵之人膜拜和仿效的第一个对象。按照分形规则来说，天下人都在以迷你版本复制这个家庭，抓住它就等于抓住了封建制度的总命脉。对于没有官职的一般家庭来说，圣上之家及君臣关系与他无关。但是，由于在帝国日益盛行的科举制和文官制度的关联，普通读书人家或与官府打交道的人家，又必须熟知这君臣规则和无处不在的帝国家庭伦理。只有理顺这个称谓词所指明的关系，一代明君才能掌握上岗的密码。因为它奠定了帝王更替的伦理基础，所以就促成了家天下格局的形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称谓句一语中的，成为中国封建伦理秩序的核心。而这实则是一种社会责任体系，孔子借此强调每个人要尽力做好自己，“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正其名、顺其言，如此，齐景公才表示信服。对这个伦理的完善解说，诸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义，成为人们处理传统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而这个伦理的意义还在于，虽然，帝王的身份通常都是来自于战争和世袭，如今却须以天子之家的家庭隐情来换取不可测度的所谓“天威”。
孔丘并没有权能去制约帝王和皇族，所以这个伦理无论利与弊，都归于民心的制约。儒学的礼法思想，尤其是孟轲阐发的朴素的民本思想，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制约了封建帝王的不良行为。所以，对这句话的伦理含义以及它在儒学体系里的意义，还不能加以片面地理解。
社会的亲属称谓总是随着社会整体的变化而产生一定变化的，试想，谁能够把自己囿于封建帝王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里，两千多年一成不变呢？那岂不成了困在笼子里的猴子？今天，掌握了文化进化论的人们，应当和孔丘一样，认识到这种历史性的变革需求了吧？
四、孔丘：“第一家庭”和“上喻”伦理在文化进化的社会里，亲属称谓本身也是进化的。不同阶段的社会秩序和本土文化产生对应的亲属称谓。封建社会解体，旧时代的亲属称谓也必定被摒弃；新社会里已经不存在君臣关系了，封建伦常里的父皇与儿臣之间的那些，只存在于影视作品里。适应家天下格局的亲属称谓，把我们带入了亲属关系的单一实体化、固化和僵化的困境。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性别交往年轻化和自由化、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面前，社会正在做出必需的调整。取而代之的社会亲属称谓，是以“你”、“我”、“他”这三种人称来分别引领的。这说明社会不再是以某人的亲属关系为中心的，而是分散而独立的亲属社群关系。
如何完善新的社会阶段，也就是塞维斯所说的第四阶段——工业发达和市场开放社会里的亲属称谓文化，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孔丘设置的既简单又完整的亲属伦理关系，满足了封建社会的需求，在当下则难以重复。那种以自我和自家为中心的、大一统的亲属称谓关系，不仅因为涉及个人隐私可能增加年轻人的心灵负担，而且会造成社会融合的文化壁垒，其适应性得不到保障。接受多元性和交互融合，是我们适用亲属称谓时所考量的新因素。
百年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热泪盈眶的亲属称谓，大约要算具有比喻意义的“祖国母亲”这个词了。虽然，这不是直接的亲属称谓，却反映了国家儿女们对融入亲属称谓的满腔热望。过去在封建的“差序格局”里大行其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已经叫不响了，叫不应了，走不出国门了。作为文化实力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没有适应于全球的新的亲属称谓文化，则不足以彰显中华文明特有的亲和力与“天下大同”的理想。
孔丘建构的亲属称谓伦理，是以天下“第一家庭”——帝王之家开始，并以其为中心得来的。因而，我们称之为“第一家庭”式的亲属称谓，并将它命名为“上喻”伦理，也就是便于普通百姓自下而上往上看的意思。相对来说，现在从普通家庭建构的亲属称谓与伦理关系，则是“下喻”伦理，它是扎根于普罗大众中间的。这是方便“第一家庭”自上而下向下看的意思。当然，这个只是文化视角问题；而关键是，你必须完善今人的亲属称谓和相应的伦理关系，使其具备完整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主义小家庭和大家庭的相互融合与健康发育，这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缺少的。
在新近的一些社会调查中表明，当代中国处在伦理关系中心的，依序分别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同事同学和朋友、国家和社会，称为“新五伦”。与昔日国家“第一家庭”及其伦理相关的因素，现在被抽象为国家与社会，这是个人必须协调的第五伦。所不同的是，在当下，所谓的天下“第一家庭”，其内部无疑也同样适用这“新五伦”。而且，今天对“第一家庭”的理解，各人在不同的领域里会有不同的定位，已经不限于特定某人。两者一致的地方在于，无论是上喻伦理还是下喻伦理，无论何种“亲属称谓”关系，都必须解决社会网络中同质同构的亲属称谓及其伦理关系的问题。这是社会文化在功能上的需求，与具体的文化类型的差异没有关系。
综上，我们要做的是，按照应有的生活态度，去建构今天新的社会关系所适应的亲属称谓关系。在这条道路上，孔夫子应该是我们的榜样，而不是绊脚石。
图片/来源网络 文字原创/头条号汉文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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