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隽隽（上海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媒体”成为风靡全球的时尚，无论吃饭、出游、养宠，年轻人们总爱拿出手机，拍上一段或长或短的视频，发布到各类个人账号上，和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分享。
抖音、快手这样的“自媒体”出现的时间并不久，但拍摄并记录自己和自己周边的人和事，却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电影技术刚刚问世，它的发明者之一卢米埃尔兄弟，就把镜头对准了自家的工厂、朋友、妻儿，记录下了工人下班、朋友玩牌、婴儿吃饭之类的日常景象。这些影片都不长，但一百多年后观看，其中种种温馨而热闹的细节亲切生动，依然会让观众流露出不自觉的微笑。
这种如实复原现实世界的技术令人着迷，卢米埃尔兄弟十分清楚其中的商机，他们派出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前往世界各地拍摄和放映影片。而他们的竞争者也不甘落后，很快研发出了真假难辨的“山寨”产品，去抢占市场。
远东一隅的上海，也是这张商业版图中的必争之地。1897年5月，一些旅沪外侨在全上海最为奢华的礼查饭店（Astor Hotel）观看了一个叫哈利·威尔比-库克（Harry Welby-Cook）的人放映的《英国士兵教会游行》《沙皇造访巴黎》等影片。或许是因为影片中的家乡风物令人回味，或许是因为运动影像变化万千，虽然票价昂贵，但接连几天礼查饭店的大厅都是座无虚席。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新鲜感逐渐消退，放映者又祭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绝招”。8月的一天，一家运动俱乐部Shanghai Recreation Club的成员们观看了《第一辆发自吴淞的火车到上海》（The Arrival in Shanghai of the First Train From Woosung）、《上海自行车运动员联盟的会议》（The Meet of the Shanghai Bicyclist Association）、《工人离开上海发动机厂》（Workmen Leaving the Shanghai Engine Works）、《在上海室内游泳池跳水》（Diving at the Shanghai Swimming Bath）。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上海活动影像了，很有可能是哈利·威尔比-库克来到上海之后现拍现放的。他并不属于卢米埃尔公司，使用的Animatascope是美国爱迪生公司的专利产品（现在已经很难判断究竟是正版还是仿冒）。不过，很有可能和许多同行一样，他不仅懂得放映技术，也掌握了摄影技术，巡回放映的同时抓拍影片，充实自己的片库。而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司空见惯的上海景象出现在大银幕上变得格外新奇，俱乐部主席插科打诨的命名，更让整个观看活动变得妙趣横生。这些影片如同今天的vlog、短视频一样，未必有完整的人物、情节，仅仅是记录下拍摄者觉得有趣的事物。而观看者也并非沉浸其中，观看一个完整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是在谈笑和互动中，享受快乐的欢聚时光。
此后，拍摄和放映电影的习惯在上海的西方人群体中延续下来。这些影片都已经难以寻觅，只能从当时报纸的本地新闻中窥知一二。有的影片，制作已经颇为精良。例如，1909年1月，上海和天津的两支球队举行了一场比赛。为了记录下比赛全貌，拍摄者使用了两台机器。运动员在台阶上合影、进场、比赛的不同阶段和观众都被拍摄了下来。或许正因为如此，两支球队的队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都赶往影院并对它翘首以待。考虑到1922年的《劳工之爱情》、《红侠》等电影还是固定机位的单一镜头，这部影片已经算得上是技术先进的大制作了，《字林西报》称赞其精良不逊于进口片（of a very high standard and of the imported films）应该不算过誉。
有的影片则记录下了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的生活场景，如“猎纸运动”（paper hunt）。猎纸又称“撒纸赛马”，是颇受在沪西人喜爱的一项户外活动，甚至有专门的俱乐部。该项目的前身，是英国贵族的猎狐传统。16世纪开始，英国的农庄主们需要捕猎狐狸，保护农庄财物。后来，猎狐逐渐演变为一项正规运动，所需的马匹、猎狗和装备，是贵族们炫耀的资本。到了上海之后，由于环境、物产、条件的不同，这项活动也有所改变，先是用身穿红色斗篷的仆人象征比赛目标，后来则改成沿途撒纸，代表狐狸的气味，参赛者循之前进，以最先到达纸尽处者为胜。现在的档案馆中还保存着一些静态的照片，当年拍下的影片却已杳无踪迹。
撒纸赛马的场景（1935）
还有一些影片，则类似于本地新闻报道。如1909年初法国总领事的新年招待会（the New Year reception at the French Consulate-General）、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新楼奠基之类的事件，都被摄为短片，并且短短几天之后就在本地的影院放映了。而且，据称新年招待会的影片刻画极佳（splendidly depicted），将领事和他的客人们尽数摄入。当然，在今天看来，在适宜的光线下拍摄出清晰的人物形象只是及格水准，这样的影片作为“新闻”也已经失去了时效性，但考虑到当时的物质和技术限制，已经算得上了不起的成就。难怪《字林西报》自豪地宣称，这些影片说明，“上海在地区事件发生之后就制作出移动影像的能力，已经丝毫不逊于西方城市了。”（Shanghai is in no way behind the cities of the West in reproducing moving pictures of topical events the day after they have taken place.）
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
除此之外，一些日常的休闲娱乐场景也被摄影机记录下来。一年两度的赛马盛会、上海游艇俱乐部（the Shanghai Yacht Club）的成员在黄浦江上的开幕巡游（opening cruise on Huangpu），都曾被摄为影片并加以放映。不难注意，这些影片的拍摄对象和观众群体，都是在沪外侨群体。掌握了摄影技术之后，他们几乎想要将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统统记录下来。而每到放映这种电影的时候，被摄入影片的人会呼朋引伴、兴高采烈地现身影戏馆，还对电影的内容和当天的情形进行绘声绘色的讲解。于是影戏馆里不仅观众更多，氛围也高涨起来。用现身银幕的机会诱惑人们进入影院，这样的伎俩卢米埃尔的摄影师就使用过，他们往往在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站上好几个钟头，装模作样地空摇着摄影机的手柄。到了晚上，那些认为自己被拍到的看热闹的人们，都纷纷涌进了电影院。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将被摄者/观看者的身体感官延伸到原本无法达到的地方，正是现代媒介最为神奇的地方，也是早期电影吸引力的来源之一。而通过辨认影片中的自己和同伴，这些集拍摄对象和观看者于一体的西方人完成了镜头内外的我/我们的表演、审视和想象，他们的身份地位、社群归属得到确定，情感关系也得到了巩固。
这些影片的拍摄者，也是这一群体的成员。现在有名可查的，是意大利人劳罗（A. E. Lauro）和西班牙人雷玛斯（A. Ramos）。劳罗大约于1907年左右，以意大利西尼斯公司（Cines）代理人的身份来到上海，租售该公司和其他欧洲厂商的电影器材、胶片、留声机和唱片。1913年，他在海宁路鸣盛梨园旧址上开设了爱伦影戏园（Helen Theatre），1917年又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开设了上海大戏院（Isis Theatre）。同时，他本人也是静态和电影摄影方面的专家，据说还曾在罗马的电影节上斩获过奖项。雷玛斯来沪时间不详，却有着“上海滩电影院大王”的声誉，他在鼎盛时期，单是上海名下就有7家影院，香港和汉口还另有产业。两人都将影院的经营和影片的拍摄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由此在中国电影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的“自媒体”电影当中，很少有中国人的影子。原因之一，应该是中国人和在沪外侨社交圈层的割裂。由于地位的不平等和语言文化的差异，同在上海的中外人士哪怕在工作和公共事务中有一定交集，各自的生活和社交却是泾渭分明的。而西方舶来的电影在西方人的圈子中广为流传，却对于中国人来说却陌生依旧，很多放映电影的场馆甚至连中文名称都没有。当然，精明的雷玛斯等人并不拒绝为中国人提供服务。1909年5月，他曾为一个叫方荣卿的中国人拍摄了出殡的影片。这位“方荣卿”究竟是什么人物，目前已无从查考，不过生前应该有钱有势，否则，他的葬礼上是不会出现“中外团练队出送，鸣礮志哀，观者塞途，颇极一时之盛”的景象的。而从呈现效果来看，《申报》称赞影片“一路军容神情活现，真炫目动心之妙剧也”，应该也是十分传神地达到了客户所希望的壮观效果的。
而1910年代之后，随着电影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和熟知，上海的电影市场也变得更加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涉足电影，商务印书馆便是其中实力最强的一家。这家成立于1897年的老牌文化机构，十几年间就因翻译和出版了社会急需的双语字典、新式教科书等而享有极高声誉。1917年，商务在照相部下面开设了电影业务，将“代摄”影片作为主营方向之一，由留美归国的鲍庆甲主管。据考证，鲍庆甲是商务创始人鲍咸昌的儿子，高凤池的女婿。血亲加姻亲的关系，让他在人事、资金等方面享有种种特权。据《申报》消息，鲍庆甲留美期间，曾在亚洽亚大学（疑为佐治亚大学/Georgia University）、贝西尔大学（疑为Bethel University）和纽约大学学习印刷工程，1916年回国的时候却未获得学位，看起来很像是位方鸿渐式的公子哥儿。不过，对于电影，他却是执著和认真的。为开展业务，商务派人赴美购置了大量优良的设备，1920年又单独成立了活动影戏部。而鲍庆甲则不放过任何拍摄的机会，积极拓展市场。1918年5月的一天，美国红十字会在上海举行游行，商务印书馆前往拍摄了影片，并预备寄到美国开演。1919年1月，将当时中外政界民间都关注的焚土行动摄为影片，或许对于提升商务影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着更大的作用。戊戌百日之后，清政府虽然终止了激进的维新变法，却在内外压力之下以更为温和保守的方式逐步改良，禁烟就是重要举措之一。这一举措受到国内外社会团体的关注，1909年2月，英、美、法、德、日、俄等国家代表齐聚上海，召开了万国禁烟大会，并通过了若干项旨在协作禁烟的决议。这次大会被视为1912年海牙《国际禁毒公约》的先声，也促使工部局对租界内的烟馆、烟土行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并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层面激起了巨大的回响。1919年1月，北京政府特派焚毁监督员会同江海关监督、税务司等开启了持续十数天之久的焚土行动。从开箱验土，到运送、销毁价值数千万两白银的鸦片，均有大批媒体记者全程见证，销毁当天更有各国驻沪领事现场观看。而鲍庆甲也前往拍摄了电影，并计划在有商务分支机构的内地城市进行放映。这样的事件，对于以鸦片开始了屈辱的近代史的中国人民来说，有着不言而喻的激励作用；而以此为内容的影片，自然也有着时事新闻、宣传教育等多方面的价值。
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影片，看上去是“富二代”异想天开的“玩票”，实际上是秉持了一贯的开启民智、传播新知的理念的，和在沪西方人那些自娱自乐的影片有着本质区别。1920年代，商务又陆续拍摄了《盲童学校》《技击大观》《女子体操游戏》《最近苏州之华东八大学运动》等影片，开创了中国教育电影的先河，在学校等场所放映的时候，收到了不错的反响。但此时的电影领域，故事长片已经占据主流，制作的时候需要多个不同工种的分工协作，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本越来越大；而放映的时候，消费者更看重的是其趣味性而非思想性。因此，商务的这些影片并没有获得良好的商业回报，1926年正式决定结束电影业务，专注于自己更加擅长的图书出版。商务的退出，对于企业本身或许是一种优化策略，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这或许才是工业化生产的起点。
到了电影制作的每一个流程都已经高度专业化的今天，草根“自媒体”的兴起，却似乎走进了历史的循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短视频，带着科普、社交的属性随机流传，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又莫名有些熟悉。当历史和现实互为镜像，我们或许能够理解属于每一代人的永恒不变的心理诉求。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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