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课原子弹模拟图
前言：1958年8月的一天，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领导对邓稼先说：“钱三强同志极力推荐你参加一项秘密工程：搞原子 弹。”邓稼先听到这番话，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满9天，他立刻就乘“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回到了祖国，为的就是报效祖国。
他用8年时间研究出“596”号原子弹1940年，在日军占领的北平，老百姓被迫举着日本小太阳旗 “庆祝”节日，邓稼先气愤地撕毁了小纸旗并狠狠踩在脚下。为了免遭迫害，父亲让二姐带着他逃离北平。临走，父亲对他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现在，他遵从父亲的愿望学习了科学，并有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报效祖国的机会，他欣喜若狂。
不过，他也知道搞原子弹， 就必须从此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甚至不能随便和朋友交往。回到家里，他对妻子说：“鹿希，以后家里的事，我可能无法帮你管了。我要调动工作，去干一件事。干好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他要调往何处，去干什么? 他不能说，她也不再问。
邓稼先被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他是被选来的第一位高级研究人员。筹建队伍是当务之急，他挑选一批刚从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知识。他亲自授课，并组织讨论。
黄梅戏剧照
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撕毁了双方于1957年10月签订的合作国防高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中共中央果断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并将 “596”定为自行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
邓稼先立即带领理论队伍开始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在当时“中国式的计算机”上模拟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所谓“中国式的计算机”，不过是几台手动、电动计算器，外加几把算盘而已，那些“家当”可能还比不了今天人们手上的计算器。然而，他们就是凭着这样的“武器”在打攻坚战。
邓稼先咬紧牙关，边学习、边钻研、边教学。有时，从夜里搞到凌晨三四点钟，和衣就在办公室的长椅上躺下休息，天亮又继续投入工作。别人劝他要注意休息，他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人卡我们的脖子，想让我们低头。我们要争口气，把腰杆挺起来。”
一年之内，他们进行了九次模拟计算，考察了各种物理因素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取得了研制原子弹的许多关键参数。周光召则用最大功原理论证了计算结果的合理性，打消了一些人对计算结果的怀疑。
1962年年底，邓稼先起草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为了使理论工作更好地与 实验配合，他参加了以王淦昌为主任的冷实验委员会，参与指导了核实验前的各种模拟爆轰实验。他经常深入实验现场，与实验人员研讨实验方案和测试结果。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30 分，美丽的蘑菇云从沙漠中升起。原子弹爆炸成功，理论设计方案圆满地通过了检验，这是包括邓稼先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最值得记忆的时刻，是中国人骄傲与伟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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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抢在法国人之前搞出“639”号氢弹中国研制氢弹计划的代号是“639”。1963年9月，在钱三强的部署下，邓稼先负责的理论部一部分主力人员开始摸索研制氢弹的原理。1965年春，上海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以于敏副主任为首的研制组逐步明确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可能途径。邓稼先赶到上海，与大家一起分析计算结果，反复研究，终于形成了一套经过充分论证的方案。
正当理论部方案形成，进展顺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核武器研究所受到影响，院里出现了激烈的派别斗争。邓稼先感到苦恼：行政命令越来越难奏效，有什么办法把大家都团结起来，去完成氢弹的研制任务呢？
当时，法国也在研制氢弹。一些科技人员也感到万分着急，找邓稼先提出一定要在法国人之前把氢弹搞出来。邓稼先灵机一动，把“抢在法国人之前搞出氢弹”作为口号提出来，不就可以把大家都团结到一起么？
这一招真灵！拖氢弹研制的后腿，罪莫大焉，谁也不愿落下这个坏名声，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又回到了氢弹研制上。经过一系列的试验和各部门的协同配合，果然在1967年6月，抢在法国人之前，我国氢弹的火球腾空而起。
中国的原子弹爆炸了，氢弹也爆炸了，然而是哪些人在搞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呢?不仅外国人不知道，即使是在这些人身边工作的人，也不一定知道。
杨振宁是邓稼先的中学好友、西南联大的同学、美国留学的室友。1971年杨振宁回国访问，邓稼先经上级批准，在家里接待了杨振宁。吃饭时，大家轻松闲聊，每谈到敏感处，邓稼先的夫人就想法把话题岔开。
在送杨振宁上飞机时，杨振宁终于忍耐不住，像是漫不经心地试探着问了一句： “稼先，我在美国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叫寒春的美国人帮忙搞 的，是真的吗？”邓稼先一时惊愕得不知说什么，他既不愿欺骗好友，又不能泄露自己曾参与研制原子弹。只好说：我证实一下再告诉你。
飞机起飞不久，邓稼先即向上级汇报了杨振宁提出的问题。周总理得知后明确指示，让邓稼先如实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全部由中国人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正当杨振宁在上海参加一个饯行宴会时，一封由专人从北京送来的急件递到他的手中。当他拆开信封，看到邓稼先熟悉的笔迹时，泪水夺眶而出。
邓稼先一生主持过15次核试验，长期的劳累、过量的辐射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这位年轻时曾被朋友们称为“熊”的人，63岁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张爱萍在追悼会上说：“邓稼先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他在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新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实验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国家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终身不为名利、忘我工作，甘愿做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付出自己的心血甚至生命。在国家需要之时，他放弃在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来报效祖国。他放弃了已有相当成就的原子弹理论研究，隐姓埋名献身于核武器的研究事业。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工作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高尚的品德和伟大的爱国情操。
2020年7月29日，是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去世的第34年。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却把最好的东西留在了这个世界。我们缅怀和感恩邓稼先先生一生为祖国、为世界、为科学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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