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章只适合陈述事实，不适合发表观点，这样做，对大家都好。
因为3月份以来上海持续的疫情影响，清明、五一和端午三个节假日都未能回老家探亲，最近因为普陀KTV疫情的抬头，担心形势会愈演愈烈，于是匆忙安排了一次回家之行。
村里面在核实了我在上海的住址之后，确认属于低风险地区，顺利开具了接收证明，我在下班后即驱车带着家人迎着美丽的晚霞向老家赶去。
过了苏通大桥之后，一路疾风骤雨，能见度非常低，归家心切的我打起一百二十分的精神，依然保持着高速行驶，只为了尽快抵达目的地。
终于到了离家最近的那个高速出口，出了收费站再过十来分钟就能到家了，就能吃上爸妈早早准备好的晚饭，想到此处，我身心顿觉无比地轻松。
走ETC出口显示疫情原因暂时关闭，只能转从人工出口缴费出站，然后就被引导到路边的疫情管控点，在确认我是从上海回来之后，工作人员礼貌地告知我需要返回高速从下一个高速口出站。
因为要多绕出近40公里路程，我当然不甘心就此离开，在展示了健康码的绿码、当天的核酸检测结果以及村委会的接收证明之后，工作人员委婉表示，因为你们是隔壁县区的，不允许从我们这边下，哪怕你是我们当地的，也必须要集中从上一个高速口下来，还请你能理解和配合。
伸手不打笑脸人，工作人员态度不错，疫情防控事关大局，我一脚油门又上了高速公路，决定从下一个高速口下来。
之后，果然一路通畅无阻，凭借着村委会的接收证明（通关文件），顺利回到了老家，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母亲。
然后就是吃饭、闲聊、洗澡和睡觉等等，都是细碎寻常，不再表述。
第二天早上按照当地政府管控要求，执行三天两检（核酸检测），这个合情合理，我们遵照执行。
九点刚过，接到了村干部的电话，她说上海最近的疫情有点严重，每天还有新的病例爆发，建议我们吃过午饭之后就回上海，避免我在上海的居住地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之后，需要被隔离在老家，到时候我们想要再回上海，她们也不好处理。
到底是同住在一个村的乡里乡亲，这是为我着想为我好，我也没有过多纠结，直接答复说孩子们留在老家呆半个月，我和我爱人下午就回上海，对方满意地挂断了电话。
因为螺蛳是早上才从河道里面摸回来的，吐泥的时间还不够，于是从地里面现摘了苋菜，又从菜棚里扯了两条黄瓜，再加上我爸出门干活前就杀好的公鸡，简单做了三个菜，一家人有滋有味地吃起了午饭。
如果就只是这样，本来是没有写这篇文章的必要的，偏偏就在吃完饭后，发生了让人担心的事情，我家老二饭后一直在咳嗽，刚开始还以为他在闹着玩，后来发现情况不对，才担心起来是不是被呛到了。
在反复喝水并多次拍背的情况下，咳嗽情况还是没有好转，喘息声反而还变得越来越重，于是我又尝试了“海姆立克”急救法，依然无效。
孩子还小，自己也讲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呛到什么东西，一家人都不放心，于是我立马开车带上孩子去医院，短短六七公里的路程，孩子她妈急得不行。
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人民医院，在排队进入门诊楼的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向严谨的工作人员展示了绿色的苏康码和不带星的行程卡之后，我立刻就被重点关照了。
“上海回来的啊？我们医院不接受诊治，请你们回去吧！”
“我要带孩子去急诊，我上海的住址是低风险的，村里面都同意我回来了，你看我昨天下午在上海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的，没有问题的。”
“不行，不行，这个我们不看的。”
“我昨天晚上自驾回来的，没有跟其他人接触，我早上还去镇里面做了核酸检测，也没有问题的，你就让我进去吧。”
“你们上海回来的要求是三天两检，你才检测了一次，这肯定不行的，你过两天再来看病吧。”
“我孩子可能呛到东西了，这个是急病，不能等，要出问题的！”
……
其实这样的争论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内心比谁都明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医院门前的这道门，就是一道让我不可逾越的关卡，即使我诉诸武力，又或者是报警，在上级的规定面前，都是不会有结果的。
“你们去发热门诊看看呢，那边或许能看”，旁边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忍不住了，友善地提醒我们。
仿佛在溺水之际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我们问清楚了方向，赶紧就去了发热门诊，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户外温度高达37度的天气里，一边吹着电风扇一边工作，确实很不容易。
在问清楚了孩子的情况，详细查询了我们在上海的住址之后，经过登记备案，终于允许我们挂号，并安排我们在就诊室外的走廊里面耐心等待，因为医生要在下午两点才过来上班。
偌大的走廊通道里面，就只有我们一家三口，显得空旷而冷清，外面热浪滚滚，我的心却一阵阵发冷。
在等待的过程中，有两位经过的病人，也有可能是病人的家属，好奇地在门口探头看向我们这边，门口的工作人员立即好心地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过去，他们是从上海回来的。
好不容易等到两点钟了，医生还没有过来，去门口找工作人员，她耐心跟我们解释道，医生换防护服要花时间，你们再等等就过来了。
两点十分的时候，医生终于过来了，态度非常和蔼可亲的一名年轻女性，在问清楚了看病原因后，连连表示，这个情况确实很危险，你们的担心是必要的，我赶紧帮你们联系做检查。
边说边给医技楼那边打电话，描述了孩子的大致情况，对方的声音比较小，我们听不清，但很快门诊医生就在电话里面跟对方回应了这家人是上海回来的，然后对方不知道说了什么，门诊医生一下子就笑起来了，紧接着就是对方又说了一大通之后，门诊医生挂断了电话。
“对不起，我问过了，我们医院没有儿童气管镜，没法做这个检查。”
“就因为我们是上海回来的，你们就不管不顾了吗？你甚至连听诊器都没拿出来就要打发我们走，我不相信你们一个三级乙等医院，这么简单的检查都做不了！”
“我们不是歧视你们，我们怕耽误你的时间，不仅是我们医院，就连我们地级市的三甲医院也没有这个仪器，你们赶紧去扬州或者南京看吧。”
……
这位医生真的很有耐心，从头到尾都在强调是为我们着想，好心地让我们赶紧去其他地方的大医院，更加细心的是，为了避免我们走弯路和浪费时间，甚至还给我们推荐了地级市以外的其他医院。
多说无益，最终受伤的还是我们，我及时叫停了爱人跟医生的争论，拒不诊治，忘记了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这不能怪责这个医生，她也只是奉命行事，我们现在就回上海，马上就回上海。
出了医院，我让爱人给12345去了电话，反映了这个情况，工作人员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给了我们几家医院的电话号码，让我们自己去联系。
电话打给地级市的人民医院，对方表示这种情况当然可以救治，他们医院有儿童气管镜，不需要去扬州和南京，具体情况可以过来挂门诊让医生看过再说。
我当然知道医院可以救治，我当然知道医院有儿童气管镜，即使没有气管镜，也可以做胸片来做检查。
当然了，我还知道只要我的行程卡上面有上海的记录，我依然进不了任何一家医院的门诊楼。
很幸运，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做了相关检查之后，医生明确告诉我们孩子没有呛到东西，我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
从老家赶回上海的高速公路上，看着路边不时跳出来的“过境车辆，禁止下高速”的警示牌，我跟我爱人说了下面这段话。
知道全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地方是哪里吗？
不是东北，也不是上海，而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根据七普数据显示，全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排名中，前三名中有两名就在我们老家这里。
四十年前，他们把计划生育做到了全国最好，四十年后，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同样会把疫情防控做到全国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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