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和古埃及都是世界古老文明的发源地，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文明发源之初都有宗教相伴，古埃及有专门的僧侣群体负责宗教事务，而两河流域的主要宗教事务则是由国王兼领，这在古巴比伦王国表现得淋漓尽致。
古巴比伦王国的国王们既是军队的统帅，也是宗教领袖，但也会受制于祭司群体，在世俗社会领域中，国王是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从苏穆阿布在公元前1894年建立古巴比伦王国，到公元前1595年被赫梯人穆尔西里斯一世将其灭亡为止，古巴比伦王国共有十一个国王。
有些国王的年名并不完整，但大部分比较完整。根据下文第一部分中有关十一个王的活动记录来看，古巴比伦王国的宗教事务在国王全部事务中占据很大比重，国王主要忙碌于修建神庙，铸造神像，举行祭祀，为自己修建靠近神的陵墓等，国王忙于宗教事务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政权的合法性，为自己的统治披上神的外衣。
1、国王的年名
古巴比伦王国一共经历了299年，但其中能用于学术研究的年名有285条，虽然不完整，但是可用年名占据了大部分，因此以现存的众多年名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也是可信的。
由于古巴比伦国王的年名比较多，所以就以苏穆拉艾勒和汉谟拉比为例，例如苏穆拉艾勒在位第二十六年的年名是：“苏穆拉艾勒为伊南娜和南那神铸造雕像之年。”汉谟拉比在位第六年的年名是：“汉谟拉比为宁吉尔苏制造宝座之年。”
年名中的伊南娜和宁吉尔苏都是古巴比伦王国信奉的神灵，从所列举的两个年名来看，年名实际上是在位国王每年的自我总结，即记载这一年中影响力最大的事件。
说到古巴比伦国王的年号，不免会想起中国皇帝的年号或者谥号。古巴比伦国王们的年名与中国的年号不一样，差异之一在于古巴比伦国王的年名是每一年都有做出总结，而中国皇帝的年号所用时间有长有短，有的皇帝甚至一生只用一个。
此外，古巴比伦国王的年号是一种总结性质的记录，而中国皇帝的年号则是由一些具有美好寓意的字词组成的。
至于中国皇帝的谥号则是后人对其一生功过的总结，时间跨度比古巴比伦国王的年号时间长得多，这也可以看成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差异。
上文所列举的两个国王都是古巴比伦历史上著名的国王，一生征战无数，在位时间比较长，根据学者所制作的《古巴比伦国王历代年名表》可知，十一王所进行的宗教活动占比47.4%，军事征服占比18.6%，其余占比更少。
由此可见，宗教活动的确占据了国王职业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国王的日常生活也充斥着宗教思想。
2、国王的宗教职能
古巴比伦国王掌握如此之多的宗教职能并不是因为国王是唯一负责宗教事务的人，而是因为国王是国内唯一有能力完成这些事情的人。
神庙、神像和陵墓的完成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只有作为世俗统治者的国王能够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予以完成，而祭司群体虽然地位很高，也有财产，但不足以完成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
首先，修建神庙是国王们最常做的事情。不同时期的神庙还表现出不同的建筑特征，比如早期的神庙比较简单，神庙常常只有各类神像，布局简单；而后期的神庙则布局复杂化，追求神庙的高度，神像安置也出现区别，本族神像与异族神像安放在不同殿中，除了安放神像，还有专门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
古巴比伦时期神庙的修建就像古埃及金字塔修建的寓意一样，都是起到祈福和庇佑的作用，张文安在其文中道出：“神创造出人类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神修建神庙”。
除此以外，在古巴比伦王国中，修建神庙对于世俗社会来说，实际是一种代表自身雄厚实力的荣誉，因为神庙建造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所以神庙建造成功象征着国家实力的强盛，可以起到威慑异族的作用。
其次，铸造神像是供奉神灵的方式之一。古巴比伦国王在铸造神像事务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作用在于神像铸造的材料需要国王动用国库的财产，虽然神像铸造所需的人力比神庙建筑少，但是材料要远远好于神庙建筑。
神庙所用材料往往是随处可见的土质砖块，而神像则需要一些质地更加精细的材料，才能铸造出栩栩如生的神像，才不会开罪于神。
最后，为自己修建接近于神的陵墓在国王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这项活动了。在两河流域，陵墓被认为是通向另一世界的通道，国王们为了在死后仍然手握大权，受神的庇护，所以在尚在人世之时就开始为自己建造陵墓，这一点实际上与中国古代的皇帝陵寝有相似之处。
国王为自己修建陵墓后，要将自己的雕像放进陵墓和神庙中，为的就是用神像代替自己陪伴神，等到自己去世后，再由自己亲自陪伴神，这种行为将国王的虔诚显示的淋漓尽致。
1、假神之名稳固统治
假神之名进行统治可以保证民众对国王的忠诚。古巴比伦王国的国王们依靠军事征服只能拓展国土面积，控制民众的行为，却不能从思想上确立民众对王国的忠诚和热爱，因此，宗教就成为国王们的新选择。
国王们通过一整套神秘的祭祀仪式，最终确定国王权力受命于天，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民众因此将对神的敬畏和忠诚转移到了国王身上，所以国王通过宗教确立了对民众的统治，宗教也备受国王们的重视。
古巴比伦国王们的军事扩张需要宗教助力。
首先，军事扩张前的动员会需要宗教祭祀和神的显灵活动为军队鼓气，士兵们在动员大会上如果看到神迹就会增强战胜的自信心。
其次，军事征服扩张以后，如何安抚被征服地区也需要宗教助力，将被征服者的战败解释为神意使然或促进战败地区的稳定。
最后，若是军事扩张战败，为了鼓舞士气，也需要宗教解释，军事战败是因为一些士兵触怒神灵，这样的解释就会去除士兵对国王统帅能力的质疑。
因此，宗教在古巴比伦国王的统治中占据着重要作用，国家的不幸之事可以解释为神灵愤怒的结果，而不会牵扯到国王自己，国王的统治就可以得到巩固。
2、手握宗教事务与祭司群体对抗
祭司群体是仅次于古巴比伦王国国王和王室高官的群体，威尔·杜兰在《东方的遗产》一书中就详细地介绍了祭司群体的特殊性，在宗教中，祭司群体以神的代言人自称，与国王分割宗教权力，比如国王获得神权就需要高级祭司举行宗教仪式授予权杖。
在世俗社会中，祭司群体以神庙之名，占据大量教产，一些高级祭司占据的教产数量甚至可以与王室田产相比；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上，国王有时甚至比不上祭祀的动员力量，民众匍匐于祭司脚下。
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社会，祭司群体始终是国王加强王权的最大障碍，因此，国王必须与祭司群体对抗，稳固自己的统治。既然祭司群体的壮大原因在于神权，那么国王必须要在神权上与祭司群体分一杯羹，不能让祭司群体完全控制宗教事务。
否则国王就会丧失宗教上的号召力，那么国王就会逐渐丧失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就像中世纪成为教皇的天下一样，西欧君主的声音被教皇屏蔽了，民众只能听见教皇的声音。
所以，对于国王来说，掌握宗教事务是必然的，只有如此行事，国王才不至于被祭司群体取代，才能与祭司群体相抗衡。
古巴比伦王国的年名反映出国王的众多事务都与宗教有关，但不意味着国王对宗教事务能一手遮天，相反还因为宗教事务的神圣性，还必须受到神的侍者，即祭祀阶层的限制，比如一些宗教仪式，国王必须邀请祭祀主持。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国王能够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表需要最年长的祭司授予国王权杖，只有获得象征神权的权杖，国王才算真正掌握社会的宗教权力。因此，国王和祭司群体是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与西欧中世纪王权与教权的关系颇为相似。
年名是古巴比伦国王对自己执政一年的归纳，所以书写年名不光能够记载历代国王所进行过的大事，也能对下一年的执政起到警示和教训作用。
古巴比伦国王们热衷于服务神灵，在与祭司的斗争中减小与神灵的距离，为神灵修建的神庙在两河流域成为可与王宫相媲美的建筑物，两百多条年名为国王的宗教热忱提供了证明。
参考文献1、《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宗教》
2、《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3、《埃及史》
4、《东方的遗产》
5、《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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