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李学泓学长的《一所消失在历史记忆中的学校——记天津四友小学》之后，回忆起许多往事，不胜感慨。
我1950年入四友幼稚园到1959年从常德道小学（前身既是四友小学）毕业，同学、学长很多，不少是左邻右舍的孩子们。
其间不乏居住在五大道的名人后裔，亦往往是兄弟姐妹都就读于此，而且每家都有每家的经历、每家的故事。
一、倪耀祖兄妹
倪耀祖（五六届）、倪耀华（五七届）、倪耀德（六一届）、倪耀心（六二届）兄妹四人都在四友幼稚园、四友小学上学，他们家那时住在马场道桂林路口传德楼3号，他们的父亲是有名的眼科医生倪忠信。
倪忠信医生（1920—2017）
倪忠信医生原籍上海，1944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他精通英语、法语，曾任原中华医院（原眼科医院旧址）院长、第四医院（后二中心医院）眼科顾问等职。
倪忠信医生待人温文尔雅、十分谦和、乐善好施，对病人无论穷富一视同仁，深得社会感动。我家里不分长幼都称他倪大夫，倪大夫和我父亲是好朋友，包括六叔（倪忠伟）都经常来我家做客，
倪大夫在医疗事业上做出杰出贡献，但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曾在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受到迫害与不公正对待。
他在巨大的思想压力下，经受着苦难和折磨面前，没有灰心丧气，从不放弃自己坚守的医疗事业，他始终不断学习和关注医学专业的书籍杂志和文献资料，潜心研究眼科医学的发展。
十年浩劫终于结束，改革开放落实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倪大夫的冤案被平反昭雪。1979年11月他出任河西区下瓦房卫生院眼科主任兼副院长；1984年10月任河西医院眼科主任医师；1989年12月任天津市听力障碍康复中心医院特约医师。
他于1985-1989年间四次赴美国约霍普金斯等八家著名医院参观考察先进技术、显微手术和医院管理；1985年6月被邀请参加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医学院眼科第二十九届眼科学会，研讨青光眼与角膜疾病。
倪忠信医生对一些眼底疑难病症有独特见解和治疗经验，他重返医务战线后，更加努力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才智，全心全意地投入了为人民服务的医疗事业中。
因为他医术精湛、兢兢业业、为人宽厚、思想进步、正直善良，1983年倪大夫当选为天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9年获天津市优秀卫生工作者称号；1980—1997年复选为河西区政协委员，第八届河西区政协副秘书长。
他到七十多岁高龄还坚持在第一线做眼科手术，直到八十岁多时才离开医疗岗位，回家安度晚年。
倪家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跌宕起伏，这期间倪耀祖、倪耀华、倪耀德、倪耀心兄妹四人在生活、升学、工作各方面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为了度过这些年的困难境遇，倪忠信医生的妻子彭润德（1920--1994）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彭润德原籍广东，其父是茶商，其兄彭三美是民国时期体育界的著名人士，曾在民国时期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中任组织委员，为中华民族的体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倪太太彭润德身体并不好，但在当时的逆境中，她没有被家庭的巨变击垮，毅然挑起起家庭的重担，相夫教子，起到了贤妻良母的重要作用。
她不顾自己孱弱的身体状况，投身到街道工厂的繁重劳动中，在街办厂里成为了生产主力，用获得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
倪家良好教养的传承加上一位伟大母亲的奉献使他们能够平稳地度过了难关，由于她做出表率，倪大夫不曾失去信心放弃事业，儿女们毫不气馁、在逆境中努力拼搏个个争气。
2017年，倪忠信大夫病逝，享年九十七岁。说起倪忠信医生的家世，很多人并不了解。
摘自《宋庆龄母系倪氏暨父系宋（韩）氏家谱》，倪氏家族至今已传至十一代，本谱中未编入。
倪家先祖是安徽桐城人，后迁至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到川沙至今已传至十一代。据《川沙县志》、和上海市浦东新区文物保护管理署编《宋庆龄母系倪氏暨父系宋（韩）氏家谱》记载，五代倪蕴山有十个子女，其中第四、五、六、八、十，早亡无后。五个长大成人，依次为：长子倪锡令、二女倪桂金、三女倪桂珍、七子倪锡纯、九女倪秀珍。
倪蕴山长子六代倪锡令（1864—1896）有子女二人，倪爱贞（女），倪吉人；七代倪爱贞（1888—1987）倪爱贞子女情况后述；七代倪吉人（1891—1973）夫人李秀宝（1896—1978），生育子女七人：依次为：倪云珠、倪忠信、倪忠杰、倪忠仪、倪志敏、倪忠伟、倪志勤；八代倪忠信（1920—2017）育有子女四人：即是九代倪耀祖、倪耀华、倪耀德、倪耀心（女）；第十代：倪莉（倪耀祖之女），倪昱、倪昶（倪耀华之女），倪旭峣（倪耀德之子）。
倪蕴山三女儿六代倪桂珍（1869—1931）1887年与传教士宋嘉树结婚，生育六个子女，辈分与倪家七代（倪爱贞、倪吉人）同，为姑舅表亲，依次为：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
倪桂珍的子女、女婿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声名显赫，不再赘述。
倪家六代倪桂珍，宋蔼玲、宋庆龄、宋美龄的生母。
中国历来重视亲缘血脉，但不同的政治信仰和人生观造成了许多手足、亲戚间的远近亲疏，说不清理还乱的感情、亲情、恩怨交错纠葛，尤其在民国之后剧烈的社会变化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比较典型的莫过于倪桂珍的女儿（宋家姐妹）们了。
倪桂珍是倪吉人的亲姑姑，那么，倪耀祖四兄妹的祖父倪吉人即是宋家姐妹的姑舅表兄妹。不论他们家族这层亲缘关系带来的影响怎样，一切都随时光的消逝已成为历史。
倪家的九代子孙中我最熟悉的是倪耀德，他小我一岁，本来应该和冯骧才、张丰声、吴葆兰、冯学珉等一届的，因为生日小在四友幼稚园连上了两年大班，因此低了我两届。
1964年他初中毕业，因为家庭原因没能上高中，直到1965年作为学徒工分配到了标准件厂。我当年高考落榜，也被分配到工厂，我们厂坐落在江西义地，耀德比我还远，过宜兴埠快到小淀了，上下班骑车要很远的路程。
我们俩住得很近，又走同一条路线，所以经常路遇，边骑车边聊天。我们每天往返三十多公里的路程，一骑骑了二十年。
受倪家家族的优秀传承，倪耀德不甘心自己的境遇，工作勤奋积极肯干，爱动脑子刻苦钻研心灵手巧，很快就得到了领导和工人师傅们的肯定。
文革期间家里所受的冲击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激励他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他潜心研究攻关技术，提高文化知识，业余时间他自学各科课程，并在新华业大机械系学习。
出师后已经成了同事中的佼佼者，厂里技术革新、设备改造，哪一次都有他的身影，突出的成绩让身边的工人、技术人员都刮目相看。
文化大革命中和平区业余大学（新华职大）面对企业培养人才，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坚持办学，我73年入机械系学习，76年毕业。
倪耀德76年入学，80年毕业，他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被新华职大聘为兼职教师，80年至84年用业余时间在业大教画法几何、机械制图，同时担任毕业设计兼职教师一直到89年。
我于82年至88年也被新华业大聘为机械制造专业毕业设计兼职教师，这样我俩又成了业余时间的同事，见面的机会更多了。。
1988年申报技术职称时新华职大出具的证明
耀德在单位工作孜孜不倦、成绩斐然，很受工人拥护、领导重视，十年动乱之后改革开放，各企业提拔重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的人才。
1984年12月他被一机局任命为机械配件工业公司副经理，此公司以制造机械基础件（如轴承和标准件）为主，期间倪耀德曾任中国紧固件协会副秘书长。 1990年后，倪耀德到天津开发区一家外企公司任副总经理，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我和倪耀德最投脾气，几十年不曾断了交往。倪耀德自幼聪明好学，努力经年事业有成，他还是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上小学时就开始自己做矿石收音机，工作以后，在1971年就自己动手装了一台14英寸电视，效果相当不错，那时节这可是件稀罕物。
如今他退休在家，帮老伴照顾两个孙子，怡享天伦之乐。耀德在院中种了些蔬菜瓜果，自己吃不了，每次去都会给我不少西红柿、茄子、长豆角等带回家。他说这些蔬菜绝无化肥农药，大可放心食用。哈哈，我不仅吃着放心，感觉味道也相当可口。
2018年夏我和倪耀德在他家聊天，他的小孙子（6岁）为我俩拍照留影。
大哥倪耀祖1944年生人，是我四友小学的学长，他性格开朗、脾气随和、兴趣广泛、自幼学习绘画， 60年代还是航模、摩托车爱好者，毕业后还来给四友小学我们班的同学们照过相。
耀祖大哥也是新华职大早期毕业生，曾任华北电建公司工人、工程师。文革过后某日他六叔（倪忠伟）带我去他家串门，耀祖兄刚刚买了一套进口迷你音响，像个小孩子般兴高采烈地放音乐给我们听，音质相当好。
后来他定居香港，任乐维尚公司经理，经营得有声有色，九十年代中期到柬埔寨投资筹谋发展，1997年9月3日乘越航班机赴金边途中遭遇空难，不幸罹难，英年早逝。
二哥倪耀华长我一岁，在四友小学时曾与张家璈、朱理琛、何长伦等同班，他性格稳重、不善言辞。他在高中时数理化成绩突出，还是航模等级运动员，却因为家庭原因未能上大学深造，殊为遗憾。
但他业余时间坚持不懈地学习专业知识，毕业于新华职大工业自动化专业，而且他工作非常努力，曾任职天津电焊机总长副厂长。
小妹倪耀心1965年赴甘肃上山下乡，在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1979年回津，自学会计，潜心钻研业务，曾任水电部驻津办财务科长，后到开发区外企工作。
倪耀德妻余红，子倪旭峣（倪家第十代）。余红家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历尽坎坷，她曾在民园街办厂包药车间工作，后在邮电局工作直至退休。
她勤劳持家、善良贤惠，继承了家族的优良传统，丈夫的事业有成和儿子的成长教育都渗透着她的辛劳和对家庭的奉献。
余红家和我家也是世交，余红的母亲毕守芸是著名爱国民族资本家毕鸣岐（1902—1971）的长女，（毕鸣岐是天津名人，有关他的记载很多，李学泓学长记四友小学的文章里就有提过，不再赘述。）
毕鸣岐和我外祖父原籍皆山东利津县，他们不仅是乡亲更是好友，虽人生轨迹不同却不曾断了情谊。
毕守芸阿姨和我母亲年龄相仿，她俩自幼是玩伴、长大了是闺蜜，几十年风风雨雨她俩一如既往关系如昔。
文革后她们虽然老了，但居处依然很近，两家往来愈多，毕姨为人爽朗，每到我家和我母亲畅聊时，都可听到她爽朗亲切的笑声。
耀德说我们两家是世交，诚然如是。
倪氏家族的第十代倪莉（倪耀祖之女）、倪昱、倪昶（倪耀华之女）、倪旭峣（倪耀德之子）也都成家立业家庭美满，他（她）们在不同的专业岗位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的子女倪氏第十一代也都在幸福地茁壮成长。
二、倪家的另一支近亲
倪家七代倪爱贞（1888-1987）又名新徒，是倪忠信医生的亲姑姑、宋庆龄三姐妹的亲表姐。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倪家这一支几代人和我家也是世交，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之间情同手足的友谊却不曾断过。
倪爱贞的父亲倪锡令继承她祖父倪蕴山的基督教事业，继任基督教牧师。她八岁那年父亲外出传教遭沉船事故溺亡，她从小帮母亲做家务、带弟弟倪吉人（倪耀德的祖父），母亲节衣缩食供她姐弟读书。
她当过教师，后随母到天津。她丈夫是《天津商报》主办人王楼冰，生育子女三人：王龙宝（女）后改名倪冰，王运成（任职北京人民出版社），王国成（曾用名王榖成）。
原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黄华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参加过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同另一位学运领袖倪冰同志志同道合，结为连理，后来双双前往延安革命圣地。
黄华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协助埃德加.斯诺采写《西行漫记》，倪冰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受到审查，环境迫使黄华与她离婚，尔后黄华与何理良结婚。
实际上，倪冰没有什么问题，属于政审扩大化，在平反昭雪之后，倪冰与薛樵同志结婚。
薛樵是河北完县人，中国共产党资料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1931年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局长、社会科学院现代国际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因病于1991年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倪冰、薛樵夫妇都是副部级干部。
1981年5月29日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在北京逝世。宋庆龄名誉主席临终前，她的表外甥女倪冰也来到她的身边。参加1981年宋庆龄追悼会的倪家近亲中，倪冰是宋庆龄治丧委员会成员。
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举国欢庆。本质为福利机构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目的是为了帮助二战后受害严重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统筹重建。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获得的救济资金和物资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美国捐助13.5亿美元，英国捐助3.2亿美元，加拿大捐助9000万美元（共占联总资金来源的94%）。
向亚非欧受援国提供食物910.9万吨，衣物53.6万吨，医药13.4万吨，农业善后物资3.2亿美元，工业善后物资6.77亿美元。中国接受援助总额为517846000美元，等于庚子赔款的两倍。
倪爱贞的小儿子王国成（王榖成）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天津物资储运局任职，和我大伯父王毓琨同事，他们工作在一起，私交甚笃。
1945年末在我父母结婚的婚礼上，嘉宾王国成与伴娘徐树英不期而遇，王国成爽朗帅气、徐树英温柔贤淑，孤家寡人的王国成和待字闺中的徐树英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我大伯父觉得他俩郎才女貌倒是天生的一对，萌生想做月老之意。
因他俩经常来我家做客，大伯父有意多安排他俩单独见面的机会，给他俩拴上红线，不日王国成和徐树英果然谈起恋爱，于1948年初春喜结连理终成眷属。
王国成、徐树英结婚照，后排右二是证婚人我大伯父王毓琨。
新婚的王国成、徐树英夫妇。
王国成、徐树英新夫妇新婚燕尔恩爱有加，翌年喜得贵子，名王琛。
徐树英阿姨和我母亲是同学，1939年始就读于天津法租界的女子学堂：“圣若瑟女校”，该校为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仁慈堂创办教会学校。
徐树英的英文名叫海伦（Helen）当时和她的妹妹露易丝（Louise）也是同窗。她们和我母亲脾气相投，在朝夕相处的学习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形同姐妹。
上面两张照片是天津原圣约瑟女校旧址，位于当时法租界的贝拉扣路（今天津市哈尔滨道182号）。
受西方文化影响，倪大夫家和我家无论长幼都按西方习俗，直称徐树英阿姨为Helen，以示亲近，只有我和弟弟却从小叫惯了“Helen姨”。
Helen姨（徐树英）的父亲是徐国良。徐国良在20年代初，由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委派，任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拥有武装军警七千人。
1922年，段祺瑞和张作霖以及孙中山组成了同盟，以上海为主要的活动场所。当时的浙江督军、皖系军阀卢永祥曾经跟齐燮元签订了《江浙和平公约》，所以上海按照道理应该让江苏来进行管辖。
上海曾经是卢永祥的地盘，很多要员都是由他管理，唯独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良不从。
而卢永祥想独霸上海，除了派自己的亲信何丰林出任上海护军使兼淞沪保安司令外，还派人找到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以送湖州一地、长枪四百支枝的代价，请王杀徐，王亚樵考虑后便答应了。
1923年11月14日晚，徐国良到温泉浴室（大世界游乐场对面）洗澡，王亚樵得到情报后率一批人潜入浴室门口。
过了一个小时，徐国良红光满面地出来了，正要上车，王亚樵的人一齐掏枪群射，徐国良当场倒地，血流如注。
负责警卫的警察还没反应过来，刺客们已经混杂在人群中神秘地消失了，徐国良经抢救无效死在了医院。（此段历史和人物记载很多，不再赘述）
是年Helen姨徐树英尚在襁褓，她幺妹Louise姨还没出生，他大哥徐树强（1914-1951）年仅九龄。
徐树强，字幼洲，天津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七七事变后，1939年出任伪天津公署水上警察分局局长，伪天津警察局特务科科长，1945年任伪唐山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
睦南道云南路口的徐树强旧宅。
睦南道云南路口的徐树强旧宅。
徐树强在睦南道云南路口的豪宅里，过着骄奢淫逸、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
某日Helen姨、 Louise姨和我母亲在三楼上复习功课，徐树强上楼来吓唬她们，说你们千万别下楼，楼下有鬼魅闯入正在驱鬼，要是饿了等会让下人给你们送鸡汤面上来。
她们三个小女生只豆蔻年岁，胆子又小，隐约听到楼下乱哄哄的，吓得猫在三楼上哪敢迈下去一步。过后Helen姨打听厨师方知，哪里有什么闹鬼的事情，她大哥徐树强竟然招来了一帮狐朋狗友、坤伶交际花等在楼下客厅喝酒作乐鬼混胡闹。
徐树强在天津为虎作伥，依仗日本侵略者的势力，镇压抗日爱国人士，欺压百姓，作恶多端。作家章诒和所写的书中，曾记录了一段关于徐树强的恶行，不知是否真实，但它足以说明当时人们对徐树强已达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1945年抗战胜利，徐树强被捕，逆产被查没，他与汉奸温士珍、周迪平等羁押在天津地方法院第三监狱，但国民党当局对他们押而不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徐树强终以投敌罪被处决。
1947年我父亲在美孚石油公司任职，工作在北平飞机场，当时我们一家三口在北京市没买房或租房，美孚公司的福利住在北京饭店。
我父亲当时收入不菲，经常买回来各种进口食品，母亲说我小时候不好好吃东西，美国产的高档巧克力都不肯尝一下，还得追着我勉强咬一口。呵呵，现在老了反倒喜欢吃巧克力了，此一时彼一时矣。
1949年平津战役结束，北京和平解放，我父亲离开美孚石油公司，回到天津。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居所，只得暂时借住在Helen姨家，她家房子宽裕。
Helen姨和婆婆倪爱贞（当时公公王楼冰已故）、丈夫王国成、刚出生的小宝贝王琛住在法租界绿牌电车道（滨江道）旁，北辰饭店后身的德邻里。
Helen姨和我母亲情同姐妹，暂住她家这段时间很受呵护照顾，有什么好吃的必定留给我家一份，过后多年我父母还念念不忘呢。
1949年母亲抱着我摄于德邻里。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我家搬到常德道静安别墅八号（常德道77号，后改为67号），一住就是四十多年，直到1995年在亚中花园买了商品房才离开旧宅，又和倪耀德一家离得很近。
1950年王国成也调到北京工作，他们一家随之离开天津德邻里迁到北京。Helen姨因为掌握英、法两门外语，又自学了俄语，被商务印书馆聘为编辑。
京津两地虽近，却因为工作都很忙，那时又没有手机、微信之类的联络方式，仅凭着书信联系。好在倪家六叔（倪忠伟）在天津市公用局公共汽车二厂业务部门工作，他或因公或因私常有机会去北京，每次赴京必定去他姑母（倪爱贞）家探望，通报京津两地各家的消息。
我母亲和Helen姨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减少了，大多由六叔（倪忠伟）代劳，改成了口信。
1954年，自幼身体就不很强壮的王国成不幸染上了肺病，几经诊治皆无成效，转年竟撇下慈母、娇妻、爱子，黯然离世了。老年丧子、中年丧夫、少年丧父的悲哀对他家老少三代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东南亚某国大使和我父亲是好友，1956年春，邀我父携眷去北京参加他生日私宴。我们一家三口一早乘火车进京，约好Helen姨带着她的爱子王琛，一起去香山、八大处散散心，为的是借此机会看望Helen姨一家，安抚她心中的苦痛。
不知是谁用一辆轿车接送我们，当年没有高速公路，而且山路崎岖不平，颠簸之下，王琛晕车了。幸好让司机临时停下来，或许是早餐吃得太多王琛下车吐了一地，吐完了他倒没再晕车。我和王琛爬山玩耍兴高采烈很是开心，大人们边走边聊，Helen姨的情绪似乎也很平静。
晚宴丰盛，我却只记得一份好像叫做“伦碧叶”的小吃非常可口，那是类似龙虾片的炸品，里面裹着一粒粒酥香的花生仁。饭后放映了一部室内电影，是他们国家的风光旅游片，我和王琛都已经累坏了，一直在打盹。
文革开始，波及全国，每家都有自己的遭遇，我们得到的消息只有六叔带来的片言只语，按Helen姨的出身受触及是难免的，所幸没受过体罚批斗，只是把她的编辑职务降为校对。
1969年9月，文化部在湖北创办“五七”干校，原中央文化部系统的6000多文化人及其家属，分3批先后下放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经历了为期3年左右的“思想改造”，说白了，有点类自古代的“流放地”。
Helen姨是第一批被送到这里的，其中包括高级干部、专家、学者、作家、画家、名演员100多人。如冯雪峰、冰心、沈从文、周巍峙、臧克家、萧乾、张光年、陈白尘、严文井、韦君宜、郭小川、王世襄、罗哲文等一大批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
他们在这里烧砖盖房，围湖造田，搞粮、油、肉、蛋“四自给”；同时搞学习与批判，有一段开展深挖“五一六”运动。
Helen姨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哪里受得了这般苦楚，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让她精疲力尽，寒冷湿潮的居住环境更是侵袭了她赢弱的身体，她患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腿脚关节疼痛肿胀，掌指关节屈曲畸形。
更严重的由于持久的心境低落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她患上了抑郁性神经官能症，不仅常常焦虑不安、躯体不适和睡眠障碍，而且不停摇头眨眼睛，落下了无法痊愈的病根。（以致日后倪家兄弟提到Helen姨时，称她为眨眼睛婶婶。）
干校一批老弱病残约百余人转到鄂西北的丹江分校。1970年五七干校军代表见徐树英体弱多病实在无法坚持，批准她回到北京。
1973年五一劳动节假日期间，我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去了北京，就住在Helen姨家里，那时她家在外交部街西口路北的一个小四合院里。
外交部街因民国时外交部设此得名，位于东城区东南部，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南临西总布胡同，北与协和胡同相通，似乎非常普通而不起眼，实际上它的历史悠长而且显赫，在元朝即已形成，至今也有六七百年时间。
Helen家院门朝东，西面两间厢房是厨房和杂物间，三间北房最东面是阿婆（倪爱贞，我们随王琛称他祖母叫阿婆）住。
那年阿婆已经八十五高龄，老人家瘦瘦的却精神矍铄、身体也很健康，让人惊讶的是她坚持自己洗衣服，只让他儿媳Helen帮她倒倒水，她笑着说人越呆越懒，自己动手有什么不好。
阿婆见我们来了十分高兴，用掺杂着吴侬软语的京腔给我们讲了许多过去难忘的事情，时不时还冒出几句流利的英文。
天津解放时她家在天津德邻里，她跑到绿牌电车道（现在的滨江道）去看解放军部队进城，在队伍中她发现了自己的女儿（倪冰），高兴得喊啊、叫啊、摆手啊，可是欢呼声响成了一片，人那么多，可惜女儿当时没有看到她。
倪冰姑姑和他丈夫都是高级干部，文革期间动不动就会被打成走资派，所以已经自顾不暇，无法来照料老母亲，只是找机会来看望一下而已。其实阿婆祖孙三人住在这里很安全，邻里们也很照顾她们。
在北京两天里我和妻子到故宫、北海、颐和园等处游玩一番，Helen姨一再叮嘱晚饭回来吃。俟我俩一进门，她就会端上来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其实那年月副食供应匮乏，充其量炖点五花肉，熬了带鱼就很奢侈了。
北京买带鱼是只看副食本随便供应的，她知道天津是按人口限量供应而且不常有，所以这几天顿顿都会有带鱼吃。
吃饭的时候她慈爱地看着我们俩，把带刺的鱼边择下来自己吃，只让我们吃中段的鱼肉，嘴里还念叨怕鱼刺卡到我们。
我们又不是小孩子，哪能这么娇惯，但我知道在她眼里我永远是小孩子，她心中是满满的母爱。我最爱吃的还有Helen姨自己腌制的四川泡菜，那真是味道咸酸，口感脆生，色泽鲜亮，香味扑鼻。
自那之后只要我到北京出差或游玩必定会抓时间去看望她们，Helen姨就会到副食店买带鱼，一部分熬了给我吃，另一份叫我带回天津给我母亲。
Helen姨贤妻良母的贤淑在我老伴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痕，至今给外孙女吃鱼时她总是把带刺的鱼边择下来自己吃，还自己动手学着腌制四川口味的泡菜，我禁不住笑她，呵呵，这都是跟Helen姨学的吧。
我二弟培德1968年到内蒙呼盟扎赉特旗插队,1972年转到河北省三河煤矿工作。因他喜欢音乐，又会吹黑管、萨克斯、弹六弦琴，被选进宣传队，经常脱产排练演出，基本没下过矿井。
三河离北京只有五十多公里，培德去看望Helen姨一家十分方便。那几年王琛在外地，家里只有阿婆和Helen姨，虽有邻里相助，困难还是不少，培德每次去都会给她们换煤气罐，所以基本两周必去一次北京。
1974年我二弟培德去看望Helen姨时留影。
阿婆（倪爱贞）曾在天津久居，最喜欢“起士林”，文革中去不了天津品尝该西餐厅的美味佳肴，但起士林的咖啡糖也是她老人家的最爱，尤其是白糖纸包装的那种。
起士林的咖啡糖的确美味，其实我觉得红纸、白纸的并无区别，可阿婆却品尝出略有不同。为此培德每每回天津时一定要买到起士林的白纸咖啡糖，即便餐厅不是营业时间也要到解放路起士林食品门市部（莫斯科电影院对面）去买，然后带到北京去以飨阿婆的口福。
天津起士林的咖啡糖
起士林原址（解放路莫斯科电影院对面），后来的起士林食品门市部在此。
文革结束后，倪冰夫妇恢复了工作，因他们是高级干部，生活条件要好些，就把阿婆接到她家去了。
彼时Helen姨的儿子王琛也回到北京工作，她家几次换房改变居住环境，离开了没有暖气和煤气管道的小四合院，曾在交道口南大街北兵马司、东大桥路芳草地等居民楼住过，生活条件是好了许多。
在芳草地住时，有一次我去Helen姨家，第一次见到了倪冰姑姑，她高高的个子精神饱满，端庄威严中透着温和慈祥，她带着阿婆的叮嘱来看望弟妹和侄子，嘘寒问暖，亲情满满。
自那之后，我再没见过倪冰姑姑，也没见到过阿婆，只是倪家六叔带来些消息，想必他老人家在女儿家安享晚年过得很幸福。阿婆倪爱贞于1987年仙逝，享年九十九岁。
王琛五大三粗体格健壮，性格开朗爱好广泛，我俩每次见面互以乳名相称，直乐得Helen姨笑逐颜开。王琛偶尔带我去Louise姨家做客，她家住在蒲黄榆大街，快到刘家窑了。
那时候北京没有现在这么大，坐公交觉得好远啊。Helen姨家是天津人，在家里有时就按她家的习惯称呼，称她五姨、称Louise姨为老姨。
老姨的丈夫名王家佑，（据说他的父亲曾被北洋政府任过民国时期的直隶省长，不知是不是直系军阀王承斌。）他是位工程师，始终在洋人的公司（不清楚是哪国哪个公司）里任职，1952年调任香港工作，1956年随公司迁往美国。
不料自此夫妻两地不得团聚，而且老姨不仅出身门槛高，还落了个海外关系，多年受到歧视，自己受尽折磨含辛茹苦养育着四个儿子（王平、王可、王瑶、王力），实属不易。
老姨的大儿子叫王平，和我同庚，两岁时他家住在天津五大道疙瘩楼，不小心摔跤跌破了面颊，脸上烙下一块黑涔涔的痕迹。
王平老实忠厚不善钻营，妻子却心高志远，留下一个女儿和他离婚了。王平和我兴趣相投喜欢围棋，虽然很少见面，却每次相聚必手谈一局，胜负无所谓，高兴是真的。
八十年代初我父母去北京探亲访友，自然得跟Helen、Louise姊妹相聚，得知王家佑在美国工作顺利，多年来也有了积蓄，最难得的是在那花花世界里固守信念，心里只有发妻和四个儿子。
当时他已经准备办理Louise姨全家移民美国的申请了。未过一年，Louise姨带着四个儿子、（老大王平和老四王力都新娶了媳妇）四房儿媳、孙女等祖孙三代十余口飞赴美国了。
1985年夏，Helen姨在家中。
改革开放中，王琛娶妻生女、事业有成、买房搬家了，依然住在朝阳区。
他酷爱音乐，对经典的交响乐情有独钟，家里珍存了大量正品光盘，不少是他千方百计通过亲戚朋友从海外淘来的世界著名乐团演奏的交响乐精品，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李斯特、门德尔松……
大师们不朽的作品不一而足，由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顶尖交响乐团演奏，在享誉全球的天才指挥家合作之下这些传世的交响乐几乎成了王琛的生命。
王琛在家里用的功放是“金嗓子”，让我匪夷所思的是他居然买了一对舞台用的专业音箱，两座造型古朴，高一米八、宽半米多的庞然大物立在客厅，真是震撼。
王琛苦心钻研、恶补音乐知识，其对HIFI音响的研究已臻专业水准，北京电视台曾多次播放过他的专题讲座，深受发烧友的欢迎。
1998年我二弟培德的儿子去澳大利亚留学，我们一家去北京机场送行，提前半日到了北京，为了去看望Helen姨。
我父母和Helen好几年没见了，相见言欢，忆起经年往事，感慨转瞬垂垂老矣，激动万分，见到Helen姨含饴弄孙、安度晚年的景况，我父母亦放宽心。
时过境迁，想倪忠信大夫、Helen姨这一代人历尽苦难，终究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殊为欣慰。
参考文献：
- 《宋庆龄母系倪氏暨父系宋（韩）氏家谱》上海市浦东新区文物保护管理署 编
- 《青山依旧夕阳正红》天津市政协部分老委员访纪
- 《天津河西老医院》河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
- 关于宋庆龄逝世和追悼会的有关报道可参阅： 1981年5月30日和1981年6月4日《人民日报》
- 《川沙县志》
王培良
2018.7.16.初稿 2018.8.3.修改
完
文中部分照片取自网络。
作者王培良在五大道生活了近七十年，对五大道怀有深厚的感情，退休后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五大道纪实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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