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说法的由来
湖广填四川，这是四川乃至全国耳熟能详的说法。实际上，无论“元末明初”还是“明末清初”的四川移民运动，其人口来源几乎都超过十个以上的省份，也就是说，除湖广行省之外，还有甘肃、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云贵诸省的移民。但为何不叫“全国填四川”或“多省填四川”呢？为何偏偏叫着“湖广填四川”呢？排除约定俗成的原因，应该还有其他的玄机：
明清两朝的湖南、湖北是一个省份，又叫“湖广行省”。这个湖广省与四川比邻，交通虽受大巴山与秦岭的阻隔，但一条宽阔的长江却贯通两省。因此，湖广省因地理优势，移入四川的人口最多，相对于其他各省，比例也是最高的。并且，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湖北、湖南即湖广人多数都是最先来川的。或许因为先入为主，故当时及后来就把移民运动称着“湖广填四川”了。第二个原因是早在元末明初时，明玉珍打败元军，占领四川，并建立了“大夏国”，他是湖北隋州人，其士卒大多都是隋州、麻城、黄州一带的百姓，一句话，都是湖北人。后来大夏国被朱元璋收服后，许多将兵留在了四川，而朱元璋又实行了军事性移民，其对象也大多是湖广民众。
因此，那时就应该有了“湖广填四川”的雏形。第三个原因是明末清初的张献忠入主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带来了较多的湖广人。张献忠曾经屯兵湖北，后又转战于江西、湖广一带，大批的湖广农民被征入队伍。他在攻进麻城后，降者达五万七千余人，张献忠把这些降兵另立一军，号为新营。这些湖广麻城籍兵卒，后随张献忠攻进四川。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就隐姓埋名于巴蜀。第四个原因，由于湖广人移居四川较多，人多势大，有广泛的影响，一些外省人就采取“冒籍”的办法，把自己也称作湖广人或麻城人，以期得到认同与保护。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湖广省水路发达，尤其是湖北麻城是当时的交通枢纽，一些走水路的江西人、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山东和江苏人，都把麻城作为中转站，官府也在此地设立签牌发证的机构，有一些人来到此地后，还得住一上年半载，称之为“过籍”，到四川后，也就顺理成章，把自己称着湖广人了。
艰难而充满希望的迁徙之程
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开始，中国移民史上最大、最具影响的“湖广填四川”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支支携家带口的队伍，满怀创业的希望，或陆路或水路，向着目的地四川行进。他们风餐露宿，渴了饮一瓢溪水，饿了啃几口干粮，有的甚至披星戴月，昼夜兼程，希望早点到达，插占荒地，建设新的家园。由于路途遥远，道路崎岖，一些人半途患病，不得不暂停迁徙，在当地驻扎下来；一些人甚至掉进了悬崖、大江，生命终止在迁徙途中……
据史料记载，这场大迁徙虽然是官府诱导发动的，但并非军事移民的强制行为，属行政移民范畴，多属自发的民间行为。也有少数地方，由于地方官员为突出政绩而采取了一些欺骗、强压措施，这些都是个别行为，并非移民的主流性质。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本次移民的大体状况：
一、入川移民的原籍地，主要有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北、湖南、（湖北、湖南为一省，即“湖广省”）、贵州、云南等。他们以汉族为主，其余民族有回族、彝族、土家族等，还有从广东、福建一带迁来的客家人。在这些移民中，人数最多的是湖广人，而湖广人中，比例最大的是麻城人。据一些资料研究，湖广人占移民的比例达25%——35%，闽、粤次之，陕西、江西又次之，宁夏、内蒙最少。重建之后的巴蜀大地，出现了八方来客，“五方杂处”的局面。
二、入川移民大致类型，一是“奉旨入川”，这大概是各省地方政府有硬性指标，由政府倡导，地方职能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强行迁移的行为；二是“遥闻川省出产丰富，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林氏族谱》），也就是羡慕“天府之国”而来的；三是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富有开拓精神的强者，他们敢拼敢搏，不拘泥于旧乡故土，要去陌生之地创出一个新世界；四是破产而逃荒的失地贫民，因生存环境的恶劣，只有另谋出路，去外地闯一闯，以求新生；五是被当地官府追捕的违法者或犯人，因当地的政治生态已被自己破坏，不如逃往他乡，隐姓埋名，或许能够重新开始。
另外，还有一类是往来各省的行商，他们来到四川后，发现并找到了新的商机，便长留在四川经营了。再一类就是从教、行医、宦游的职业者，他们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入川后因一技之长，生活大都过得滋润、惬意。
三、入川移民的线路。分水路和陆路两种。水路主要是沿长江溯流而上，经万州、涪州、重庆，再分流于川西平原及各地。这路移民数量最为庞大，因水路主要是坐船，沿途劳顿相对较少，并且所经历的州县较多，以供更多的选择。通过陆路入川的，主要是陕甘和中原以及云贵地区的移民。而广东与福建的部分移民也是长途跋涉，从陆路辗转入川的。当然，陆路并非一条线路，而是以多条路径展开的。
四、移民入川的时间先后问题，据记载是陕西人、湖广人最早入川，这是因为地理位置的便捷所致。《重修成都县志》载：“秦人随着大军开辟，砍树臼其皮为界。施棚帐于骷髅瓦砾间。”之后，“远近趋利者踵相接。”《陕西会馆祀田记》也载：“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先，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则出于乱定数十年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杂处。”秦即指陕西人，楚即指湖广人，江右便是指的江西人，粤、闽即广东、福建人。这一记载不仅对成都，而对全川都是属实的，从各省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四川的距离来看，也是合情合理的。因距离较远的原因，广东、福建人入川大概是较晚的，即四川“乱定数十年之后”的康熙末、雍正年间。从广东的客家人分布于成都边沿的龙泉山麓（洛带镇）和西昌地区、所占之地较差来看，他们也是入川较晚的移民。
五、移民入川大致阶段。第一阶段，从顺治十六年到康熙二十一年（1659——1682年），在这23年中，移民主要来自陕西和湖广。官府所施行的政策方针是“招徕劝垦”，并以招回四川流民为主。同时，这期间四川境内尚有零星的战火，且战乱阴霾还未完全散去，因此，即便官府不断地鼓动也收效甚微，致使前期的移民工作极度艰难。第二阶段，即康熙二十二年至乾隆六十年（1683—1795），在这一时期，清朝统治日趋稳定，四川战乱的创伤逐渐愈合，加之清政府的移民政策不断向好的方面调整，如凡是已有土地数年无人耕种和完粮者，一律视为抛荒，移民可以重新垦殖，原主不得过问。这就解决了当地土著与移民的所有权纠纷，使移民能够放心垦种。并且，康熙政权不断地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出台诸多安民惠民的先进政策，政策一经确立，除个别调整外，一般不得轻易改动，这就保证了政策的延续性，给各省来川的移民吃上了定心丸。
如此一来，各地向四川的移民逐渐走向高潮，且一浪高过一浪，以至于到雍正六年（1728年），官府只能酌给不断迁徙而来的移民，每户定额三十亩水田，或五十亩旱地，因土地已经逐渐紧张了，不能随意插占。到了乾隆中期，各省移民入川依然风起云涌，四川诸多地方官吏发现已经无地可垦了，也就是开垦者已达到饱和。为此，时任四川总督的阿尔泰向皇帝上书，奏请停止外省移民入川，不然会人满为患。虽然乾隆皇帝出于某种政治考虑，认为“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止”，但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移民的空前盛况。第三阶段，即尾声阶段，应从嘉庆元年（1796年）始，直到同治年间还有少量的移民，这是由于朝廷采取了不禁而止的政策所致。不过这一时期的移民大都不是开垦荒地，不属官府安置，几乎是租佃原主的土地，成为了佃农阶层，而新的地主阶层也随之而诞生了。
六、入川移民生产类型。除插占土地垦殖耕种外，还开展不同种类的生产、贸易活动。由于各地的传统行业不同，因而自然地形成了大致的“分工”，比如江西人善于做生意，从事丝麻业和染印业的较多；陕西人、山西人经营盐、酒、茶（绵竹大曲，就是陕西三元县移民朱煜带来的技术。
全兴大曲，也是山西人到成都后，用山西汾酒的酿造技术结合成都酿酒技术制成的）；福建移民善于制糖等等。总之，各省移民入川后，经过不断地奋斗，使四川重新焕发了生机，不仅荒地得到全面开垦，粮食年年丰收，而且参与和推动了盐业、酒业、茶业、糖业、烤烟业、绒线业、桑蚕业、冶铁业、建筑业等诸多方面的大发展，昔日被搜刮和破坏得山穷水尽的巴蜀大地，又重新成为富足的天府之国，又让朝廷和天下人刮目相看了。据康熙年间《四川总志》所载万文麟的《瑞麦颂》，可见移民前后四川社会的生活状况：
蜀国凋残已念年，人稀土满巢林燕。
历经灾疫兵荒苦，千里延延几绝烟。
十两黄金一斛谷，茹芹钦荚相频频。
东逃西窜离乡井，天道好还无不复。
圣祖垂矜资股肱，纶音特简大中丞。
我公何事不能了，琴鹤相随驱骏冯。
平寇求饥如禹稷，沉潜刚克干戈息。
益州刺史布仁慈，民得暖衣与饱食。
瓦砾成堆半草菜，仁声仁闻广招徕。
差官捐俸重恩济，秦楚流移向蜀回。
督课农桑严息讼，名卜金瓯天子重。
和气蒸蒸能致祥，七岐瑞麦产梁疆。
嘉禾多穗无如此，珍重瑶亟上奏章。
汉代渔阳仅两歧，龙颜欢动喜孜孜。
满朝歌舞归天子，克禳允恭以再辞。
历年施泽已云之，瑞凤祥麟出此方。
或事从今迭记史，留芳千载垂庚垒。
普天处处祝升平，西蜀家家歌乐只。
文章来源：仁寿县档案馆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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