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正阳县大林完中读高中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已开始重视教育，所以在我上高一的下学期，我们班一下子来了三位年轻的女教师——教数学的朱老师、教物理的刘老师和教化学的吴老师她们应该是驻马店师范大专班毕业分配到大林完中的，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一条白围巾 一条白围巾?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条白围巾 一条白围巾
吴华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正阳县大林完中读高中。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已开始重视教育，所以在我上高一的下学期，我们班一下子来了三位年轻的女教师——教数学的朱老师、教物理的刘老师和教化学的吴老师。她们应该是驻马店师范大专班毕业分配到大林完中的。
几十年过去了，朱老师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是那么美丽和温暖。朱老师名叫朱得琴，老家就在离学校不远的淮河边上。那时的朱老师二十几岁，高挑的身材，白皙清秀的面庞，脑后梳着一条粗粗的黑发辫子，加上一身得体的服装，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练，按照现在的话来说，朱老师可真是一个大美女。
朱老师不仅人长得漂亮，她的课也一样受到同学们的喜爱。“当当——当当——”的上课铃声敲响，只见朱老师左臂夹着教案、课本，右手拿着三角尺、圆规，大步流星地登上讲台，每到这个时候，全班同学也都打了鸡血似的格外精神。课堂上的朱老师总是面带微笑，语言简练而不失亲切，板书时粉笔与黑板碰撞发出频率很快的“嗒嗒”声，右手下则流淌出一行行娟秀好看的文字、字母和符号。当时老师上课还不要求使用普通话，相对物理和化学老师的“侉子”音，朱老师土生土长的家乡话更加接地气，也使学生增添了几分亲近感。正是因为喜欢朱老师，我也就喜欢上了数学课，数学成绩自然有了很大进步。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倒不是朱老师的人美和课好，而是她的一条白围巾。记得在我读高二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在朱老师的带领下，我和其他十几位同学一起去正阳县城参加高中二年级数学竞赛，那时学校办公经费严重不足，为了节省头天住旅社的费用，学校让我们考试当天搭乘在附近街上找来的一辆手扶拖拉机前往县城。
凌晨五点多钟，朱老师把参加竞赛的同学一个个叫起来，然后集中在学校食堂吃了一顿免票的早餐，每人一大碗白米粥、一碗萝卜炒豆腐。吃饱喝足，我们在朱老师的叮嘱下尽其所有穿戴上最暖和的衣服、鞋帽，登上了我们的“专车”——手扶拖拉机。当时我穿着棉袄、棉裤，头戴那个时代比较流行的黄军帽，背着一个黄帆布书包，条件好一些的同学还戴着白线手套和两边有耳暖的棉帽子；朱老师那天穿着一件蓝色大翻领毛领大衣，头上包裹一条白的透亮的毛线围巾，显得更加气质不凡。
手扶拖拉机的拖斗是敞开的，也没有座位，大家只好人挨人站在里面，用手抓着拖斗四周上沿冰冷的铁管防止摔倒。天刚蒙蒙亮，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驶出学校，朝着县城方向进发。我和其中几位同学是第一次去县城，而且还免费乘车，内心的激动和兴奋驱赶了冬日早晨的寒冷，行驶在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朱老师也不失时机地交代我们考场上要冷静思考、先易后难，做完之后要反复检查等等。
走了一段时间，大家的兴奋劲慢慢减弱，站立的两条腿开始发僵发硬，身体也左右摇晃飘忽不定，我们不得不用更大的力气抓紧身前的铁管，北风“嗖嗖”地从我们耳边掠过，而寒冷也正在向我们袭来，同学们不停地跺脚并裹紧身上的棉衣，有时还腾出手来快速地揉搓自己的耳朵和脸颊，朱老师紧裹着大衣，并把大衣毛领立了起来围在脖子四周，还时不时地紧一紧头上那条白色围巾。大家哆哆嗦嗦紧紧挤在一起，咬着牙坚持着，朱老师也不断地说着“快到了，快到了”之类的话安慰和鼓励着大家。我在班里是年龄小个子也小的学生，上车之后自然没有抢到有利位置，站在拖斗的后面，处于“报团取暖”的边缘地带，特别是顶着北风行驶让我感觉不到棉袄棉裤的存在，寒风一个劲地往里钻，握着铁管的十个手指尖有种彻骨的疼痛，我不得不将棉袄的袖口退出一截权当手套。冷风钻进鼻孔一路向上窜进额头，只觉得鼻子发酸、脑袋发晕，我不停地跺着脚，也不停地擤着流不完的清水鼻涕，上下牙齿打着架发出“哒哒哒哒”的响声，整个人冻得冰坨似的。
这一切也被细心的朱老师看在眼里，见我冷得难以忍受，朱老师毫不犹豫地解下头上的围巾，她一手抓着铁管，另一只手把围巾递给我，“华山，把围巾戴在头上。”朱老师关切地对我说。此时我已冻得浑身颤抖，嘴巴也打着哆嗦：“朱……朱老师，我……我不冷。”朱老师再一次把围巾递给我，提高嗓门对我说：“看你都冻成这样了，赶快戴上吧！”声音中带有几分命令的语气。同学们也都扭过脸看着我，有的附和着朱老师的话，让我赶紧戴上，有的则嘿嘿地笑着。说实话，我当时很想戴上那条白围巾，但又觉得难为情。那个年代，我们都比较封建，男女同学之间不好意思说话，甚至碰个眼神都会脸红，朱老师虽然不是学生，但也是女的呀，况且围巾还是那种趋于“女性化”的白色，我当时的纠结和矛盾可想而知，生怕同学们日后说我“不男不女”的落下笑柄。
在同学们的眼光和笑声中，我羞涩得脸一下子红了起来，冻得僵硬的嘴巴显得更是强硬：“我……我不冷，我……我不戴！”见我还是站着一动不动，朱老师索性一把将我拉到她身边，她身体紧靠车厢，两只手拿着围巾在我头上、脖子上麻利地绕了几圈又系在胸前，然后微微弯下腰捧起我的脸，把围巾往下压一压，露出我的眼睛。当四目相对，我看见朱老师的脸颊也已经冻得发红，眼睛里满是被冷风吹出的泪水，我顿时一阵酸楚，竟不知说什么是好。朱老师直起腰：“好了，这样暖和一点，马上就到了。”她像是在安慰我，又好像在鼓励同学们。其他同学见我这副打扮，不由得大声笑了起来，我不敢抬头，只觉得包裹着毛茸茸白色围巾的脸上一阵阵燥热，这不仅仅是因为同学们的笑声，更多的则是围巾带来的温暖，是被朱老师的行为所感动。
拖拉机依旧不停地跑，寒风也依旧不停地吹，我冰凉的身体慢慢有些暖意，再看看朱老师，她头发开始有些凌乱，后来一缕缕地飘了起来，她一会儿用手去抓试图把头发挂在耳朵上，一会儿又把大衣毛领立起来缩一缩脖子，一会儿打着喷嚏擦着鼻涕。就这样，我们一路向北，用了近两个小时到达了县城。
下了车，我立即解下围巾递给朱老师，朱老师一边搓着手跺着脚一边对我说：“你还戴着吧，下午回去再给我，好好考试。”我知道拗不过她，就手忙脚乱地把围巾重新戴在头上，转身和同学们一起向考场走去。
下午回来的时候，天气暖和了许多，我们站在拖拉机的拖斗里面也感到轻松了许多，大家有说有笑，谈论着考试的情况和今天的所见所闻，我的头上仍然戴着那条白色的围巾，但此时的我已没有了上午的羞涩，而是有一种受到朱老师特殊照顾带来的优越感。朱老师的大衣毛领已平展下来披在肩上，头发重新梳理，一条粗粗的辫子垂在脑后，在夕阳的照射下，朱老师脸色红润，显得更加漂亮。
正如一首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几年后，我也成了一名人民教师。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也像朱老师一样，把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同样用爱心温暖着学生。
高中毕业后，我一直没有见过朱老师。听同学说，她爱人是领导干部，因为工作变动，朱老师也随着爱人变换着工作和生活地点。
近几年，原本与朱老师有过联系的几个同学也慢慢没有了联系的方式，我也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朱老师的消息，但一直没有结果。随着时间一天天一年年过去，我对朱老师的思念与日俱增，总想着有一天我会捧着一束鲜花来到朱老师身旁，再一次聆听她的教诲，再一次感受她的温暖。
朱老师，您还好吗？
朱老师，您在哪里？我们想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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