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古汉语，其他无古语，倒不尽然，举例说明，从古至今，无一例外，翻译的身份的确认，从来都是世界所有的国家、地区，各个民族、群落，语言文字的发生、发展，运用、使用，须臾离开不得的现实又超现实的主观客观需要；就像汉语言文学中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一样，既有章太炎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古汉语的坚守，又有胡适“文章不用典，用典不文章”的新文化⋯⋯具体来说，当年艾青在狱中诗作《ADIEU——送我的R远行》，主题“ADIEU”为法语“别了”“永别”之意（其时，为防监狱检查按古法语译“再见”至今），副题“R”即李又燃的“燃”。
以上，完全可以认定的是，古代法语和现代法语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一样，既有法语和汉语的区分，也有古代和现代的变迁。艾青这首告别李又然的诗透露许多信息——“年月，在这里已带走/我三页虚白的稿纸/⋯⋯”是否指李又然带稿子在监狱外发表（艾青较大部分监狱诗由李又然转送报刊得以公开发表）。该诗作于1934年4月下旬，原载于《当代文学》创刊号（当代文学社主办、天津书局出版1937年7月1日），署名：艾青。初收入《落叶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选自《艾青诗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7月北京第一版）。
辑注《又然文存（上中下附）》之初，很容易找到家严李又然写的《做你所愿意的——纪念方斯华·拉伯雷逝世四百周年》（《文艺报》1953年5月30日第10号总第87期）、《拉伯雷的作品》（《文艺报》1953年9月15日第17号总第94期）。报纸比期刊难找，我主观地认为家严写的另外一篇也许与这两篇雷同，再找不着不找也罢。幸亏坚持找下去。连续三篇（加前两篇）写拉伯雷及作品是学习更是传播，有系列大讲堂规模，似论文或讲义的手稿，此为其三：李又然著《拉伯雷的生平和他的和平思想》全文载《光明日报》（1953年9月27日第三版）。
如此样报之上：右上方为当年由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纪念的国际四大文化名人——屈原、方斯华·拉伯雷、尼古拉·哥白尼、何塞·马蒂的画像；再就是，关肇直的文章《纪念波兰伟大学者哥白尼》，之后右下为李又然的文章《拉伯雷的生平和他的和平思想》，左上方是郭沫若为纪念屈原的题词手迹，之后左下为叶君健文章《何塞·马蒂》。这张《光明日报》样报，的确给我惊喜。不仅使我亲眼真真切切地看见家父李又然新一篇有关外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顺利地编入其文集，更让我懂得一种因阅读而产生的——不求甚解的编辑禁忌和一查到底的编辑自信。
大约1494年拉伯雷生在法国希农。他的父亲是律师。他可能在一个圣芳济修道院当过修道生。将近1520年末他进了另一个圣芳济修道院当修道士。他和城中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论法律和文学的人来往，自己也学法律和文学。他还学希腊文。当时学希腊文即使最初动机只是单纯地爱好这一古代最美的语文，可是结果是吸收——而吸收的结果是传播——直接和中世纪黑暗的封建制度以及出世、禁欲等等思想相冲突的古代希腊精神。这种明朗的、健康的、现世的、进取的⋯⋯精神被当时的巴黎大学神学院——中世纪黑暗、愚昧、反动的封建制度的维护者——认为是“邪说”，那个修道院就没收了拉伯雷的希腊文的书，不许他再学。是否一没收就完了？不这么简单，因为这不是兴趣或嗜好的不同，而是文艺复兴精神和黑暗制度之间包含政治意义的思想斗争。拉伯雷一生不止一次受迫害，原因就是他再接再厉地站在这斗争的前列。书被没收之后他还可能受过禁闭。这是他第一次受迫害，时间是1523年。他逃到了一个本笃会修道院避难，随后就在那里当修道士。
1528年拉伯雷不请求上级许可，脱下苧麻做的修道士法衣，改穿了还俗教士的衣服，从此结束了据说一共有十五年的修道士生活。他从巴黎出发，开始他的“学习旅行”，周游法国。当时法国每一城市都是文化中心。拉伯雷到处“流浪”去就是到处去听讲求知识。他不可能安定：起初，远处知识吸引他；到后来，迫害一再追赶他。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巨人们的时候说：“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在时代运动中与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参加政党进行斗争，一些人用笔和舌，一些人用剑，许多人两者并用。因此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性格的完满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只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便是不愿烧了自己手指的小心的市侩。”拉伯雷就是在时代运动中生活着和活动着性格完满而坚强的完人。
1530年拉伯雷36岁，进了蒙贝里耶医学院。开学还只六星期他就考取了大学预科毕业“得业士”学位。当时要在这个大学取得这个学位是难的，拉伯雷怎么这样容易就取得呢？这是因为他在医学方面已经很出名。尤其因为医学在当时还不以实验为基础，人们相信全部医学包含在古人著作里，读懂这些著作就懂得医学（情形和我们过去的“读书人”读了医书就可以当“儒医”一样）。拉伯雷是修养极高的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简单说来就是古代语文研究，主要是钻研、注释、译述古代希腊著作），当然是读得懂的。后来他自己写医书，因为渊博，在医学方面获得更高的声望，这使他从1532年11月1日起——到第二年年底止（中间去过一次意大利）——在里昂正式当了一个医院的医生，虽然他还没有必要的学士和博士学位。这后两个学位是隔了七年之久，他43岁的时候才又到同一大学去考取的。
医院只给拉伯雷微薄的报酬，他收入少、生活苦。他的长篇小说《巨人父子传》第一集就是这个时候出版的。他为什么偏要做小说家呢？我们说：拉伯雷又做医生又写小说，他是要医更多的“病”和更多的“病人”。我们认为这样说才公正。拉伯雷作品在16世纪就再版过将近一百版，我们不知道他生前死后一共弄到多少钱，只知道他因为作品太伟大，他就生前死后都受侮辱和损害。
1534年拉伯雷离开医院，假也不请，从里昂去罗马，到的日子是1月下半月，住到4月初回里昂。这是他第一次到意大利。当时这个美丽的国家是人文主义者圣地，拉伯雷带了详细的大计划而去，他要成为一个“知识的深渊”（博学的人）回来。他要同学者们交谈，观察植物⋯⋯他就是植物学者，除了是人文主义者、医生、数学家、法学家、音乐家⋯⋯他凭吊罗马古迹，进行考古学研究，他就又是卓越的考古学家。他就是恩格斯所赞美的“作过长途旅行（⋯⋯）说四五种语言（⋯⋯）在许多方面驰放光彩”的巨人。
从罗马回到里昂后不久，长篇小说第二集出版，拉伯雷故事家的名气立刻变得更大，于是拉伯雷二次去罗马，这次显然有避难的意思。我们不知道他由于仓促还是因为厌恶一切拘束，还是另有原因，二次离开医院也没有请假，再从罗马回来的时候就失去了医院里的位置，已经有人代替他。是隔了几年，到1537年又当医生的。
两年后拉伯雷第三次到意大利。1542年5月他又到过一次意大利。四年后经过许多阻碍，小说第三集出版，猛烈地攻击了教会科学和烦琐哲学，引起更深的仇恨，拉伯雷只好又避难，这段时期生活最凄苦。第二年三次到罗马，继续避难。
拉伯雷的小说每一本一出来就受欢迎，也都立刻引起神学院之类的打击、侮辱、检举和禁止，但是他继续写，从来不畏缩。他而且越写越猛烈。1552年出版第四集，很有可能他被囚禁过。第五集是在他去世后好几年才出版的。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父子传》一共就是五集。
拉伯雷的最后两年是在曼登当主任教士，后人就称他“曼登教士”。1553年4月初，这个一生苦难的人的生命，在曼登或巴黎结束。没有结束的是毁谤和侮辱。各种矛盾的传说落在拉伯雷的身上，取笑不比尊敬少。甚至他的墓志也对他不忠实，说他“享年70岁”，“1553年4月9日”逝世于巴黎，葬于巴黎。这是说拉伯雷生于1483年，但是最严肃的考证断定他最有可能是在1494年生的，只活59岁，没有活70岁。拉伯雷究竟在哪里逝世，葬在哪里？现在也还弄不清楚。“趣剧”究竟是哪一天“闭幕”的——传说拉伯雷临终的时候大笑着说：“闭幕吧，趣剧演完了。”（我们感到一个巨人倒下的心酸）——，也不一定是4月9日，可以确定的是4月初。
* * *
法国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智慧和机智的顶点，拉伯雷的作品就是揭露中世纪一切黑暗制度，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文艺复兴精神的全面反映。从故事来说这作品写父子巨人的成长、冒险和战争。在大气魄地描写战争的场面中，拉伯雷明确地表现了反对侵略、要求和平的崇高的思想。我们暂且放开别的方面，这里先来看看拉伯雷所写的有名的“毕可肖之战”。
我们还没有拉伯雷作品的译本（我们希望两三年内就会有），我们多摘译几段他的原文而少加论断，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战祸由烧饼引起来：
这些日子正是初秋收获葡萄的季节，当地牧羊人看守葡萄不让麻雀来吃。
这时候莱尔内卖烧饼的从大路上过来，挑着十担或十二担烧饼到城里去。
牧羊人很有礼貌地想向他们买一些，照市价当场付钱（⋯⋯）
卖烧饼的不但不答应这个请求，竟还破口大骂，说牧羊人太粗野，是掉了牙的可笑的红毛鬼，吊儿郎当的（⋯⋯）
就这样欺侮牧羊人老实，一口气乱骂，给了牧羊人几十个难堪的恶名，还说他们根本“不配吃这样好的烧饼，有最坏的面包和蒸饼咬咬就应该满足了”。牧羊人退让，照旧挺和气地讲话。卖烧饼的得寸进尺，不但继续骂，而且打了起来。牧羊人有礼貌不是胆子小，不再忍耐，男男女女聚拢来抵抗，赶走了卖烧饼的，追上去拿了四五打烧饼。可是他们不白拿，像原先所讲那样照市价付钱，还送给卖烧饼的一百个核桃和三筐白葡萄。卖烧饼的逃回去，向他们的国王毕可肖诉苦，不说自己先骂先打惹出祸来，反说邻国牧羊人骂了他们、打了他们，还抢了他们。这是颠倒是非，但是也难怪，因为他们自身究竟也挨打也受伤，虽然他们先动手打人。可恶的是这个国王毕可肖本来有侵略的野心，趁机会调兵遣将发动战争，说是替卖烧饼的百姓复仇，看起来是个好国王，其实是国王之中最可杀的。
烧饼所能造成的最大的灾难至多是叫人吃了不喜欢，下次不再吃，怎么竟会酿成生灵涂炭的大战呢？好像拉伯雷又在“夸张”、“滑稽”了。他其实抓住了侵略战争的本质，像他写别的东西一样非常深刻。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反说“朝鲜侵略”，含血喷人，不是一样胡说吗？比较起来，不同的是毕可肖的借口天真得多，他的“理由”也充足得多。
拉伯雷接下去写毕可肖侵略军兽群一样侵入了“理想国”，破坏宁静而欢乐的葡萄收获的季节，杀尽了对麻雀也不伤害的牧羊人和他们的羊，到处抢东西、剥衣服，“拿得动的都拿走”。拿不动的呢？“没有一件东西对于他们是（⋯⋯）太重的”。
大部分人家都患鼠疫，他们到处进屋，抢走屋里的东西，没有一个传染的，这真奇怪了。那些教士、主教助理、传道士、医生、外科医生和药剂师，慰问、劝诫病人，给病人包扎、治疗、讲道，都传染上死去。偏偏抢劫烧杀的魔鬼不传染，这是什么缘故呢，先生们？我请你们想想。
拉伯雷是乐观主义者，可是恶人太得势，他有时候也有悲观情绪。我们想想他这话是说得沉痛的。
侵略军长驱直入，只在遇到约翰教士的时候才受挫折。拉伯雷歌颂了勇敢的约翰教士，而对那些只会祈祷和发抖的长老和教士们尽情地加以讽刺。侵略军不传染鼠疫，拉伯雷就先让约翰教士一个人杀死了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个。
毕可肖继续侵略，而理想国国王格朗古西耶力求和平，当他听到毕可肖打进来了的时候，他说：
“我从没得罪他，也没伤害过他的人，又没有在他的地方抢劫过；相反，只要稍微一知道他有需要，就用人员和金钱、情谊和劝告去救助他（⋯⋯）
“（⋯⋯）我必须（⋯⋯）拯救和保护我的可怜的百姓。理性要求这样做，因为我靠他们的劳动生活，他们流汗供养我：我自己、我的儿女和我的家。
“但是我要先用尽一切和平方法才发动战争。我就这样决定。”
他就召集群臣，取得同意，一面派大臣当使者送重礼给毕可肖，还最优厚地赔偿了卖烧饼的所受的“损失”，要求毕可肖停止打，收兵回去，恢复友谊；一面写信给他的儿子卡岗都亚，叫他急速从巴黎回来保护百姓。礼物太重了，对侵略者太客气了，毕可肖全部收下，打得更凶。但是卡岗都亚赶回来了，约翰教士等帮助他，完全战胜了侵略者。
应该怎样对待俘虏呢？拉伯雷主张感化、释放、不杀。格朗古西耶王叫把一个被俘的敌军首领带来，他亲自以长者风度来开导。他问这个俘虏：毕可肖发动侵略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俘虏回答，说卖烧饼的受了侮辱，国王毕可肖就要征服全部理想国，只要他做得到。格朗古西耶王就说：
“这个计划太大了：抱得太多抱不紧。已经不再是这样的时代：侵略别的王国，损伤兄弟般的基督教邻邦。模仿海朱儿、亚历山大、汉尼巴尔斯、斯西比永、凯撒和另外同样的古代人，与福音书的信念不相容。这信念嘱咐我们的，是各自守护、拯救、领导、治理自己的国家和土地，不要以别国为敌去侵略。从前色拉新人和野蛮人称为勇武的，我们现在叫做抢劫和凶恶。住在自己家里，庄严地治理这个家，远比到我的家里来侮辱、敌视、劫掠好；因为好好地管理自己的家，这家就兴盛，而来劫掠呢就要毁灭的。”
这里，拉伯雷不是宣传基督教和福音书，他完全是在反对一切侵略者，包括亚历山大帝和凯撒在内。凡是侵略的他都反对，否定他们的“勇武”，断定他们的侵略行为是抢劫和凶恶。他提到基督教和福音书，那是时代限制他。
最后，俘虏像是一个访问者，带了忠告和破格的优待以及本该没收的战马和武器被护送回去了：
“以上帝的名义回去吧，去从事好的事业。把你就将认识的错误告诉你的国王。永远不要照你自己特殊的利益给你的国王进忠告，因为公众受损失个人也受损失。至于你的俘虏赎金全部我替你付。你的武器和战马都还给你。”
这完全是人道主义。但是倘若敌人太猖狂，死也不觉悟呢？拉伯雷主张斩尽杀绝：即使敌人倒在地下了，只会叫喊了，也割断他们的喉咙，不许他们叫喊。我们上面说了：约翰教士一个人杀了成千上万的劫掠者。他杀得他们“有的来不及讲话就死、有的还在讲话没有死、有的一边死一边讲话、有的一边讲话一边死”。许许多多倒在地下哀求饶命。这时候一群小教士跑到约翰教士跟前请他吩咐做点事，他就叫他们去割断了满地都是的、还在讲话还在叫喊的、还在哀求饶命的兽军的喉咙。哀求不是觉悟。倒下的敌人站起来的时候是更凶的敌人。杀人抢东西杀够了抢够了，倒在地下了就卑鄙无耻地要求饶命，要活下去再抢再杀么？割断他们的喉咙是对的。阻止杀人的站起来作更多的恶，让他们早死少犯罪，这也是人道主义。宽恕是人道主义，不宽恕也是人道主义。
英法“百年战争”从1337年打起，一直到拉伯雷出生前四十一年才结束。农民受各种各样最深的灾难，城市贫民也受灾难（没有战争就已经太苦），市民也受灾难，因为战争破坏工商业。“百年战争”有时停下来，只有战争才能造成的天灾人祸就由封建领主的混战来弥补，好像农民、贫民、市民的痛苦还不深，不许中间有空隙。“百年战争”结束了，战争的创伤算是平复了，又发生了法国侵略意大利的“意大利战争”，一直打到拉伯雷逝世后六年才完结。拉伯雷生在多难的时代，他就异常深刻地反映了不胜侵略战争之苦的和平思想。这种和平思想和拉伯雷其他各种进步思想，对于没落资产阶级是揭露、是威胁、是正中要害的打击，所以他们曲解他、侮蔑他，说他是狂饮、好吃、粗暴的⋯⋯但是全世界人民爱拉伯雷，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倡导下今年大规模地纪念他。
拉伯雷的作品永远伟大，是真正不朽的，是法语国家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骄傲和光荣。我们世界文学史上有几座高峰，拉伯雷就是其中之一。他像屈原、荷马、但丁、莎士比亚⋯⋯一样庄严而崇高。通过四百多年来时间的洗练，拉伯雷的作品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一部伟大的遗嘱，包含许许多多可贵的忠告和鼓励，指给我们看应该避免的危险、不可再犯的错误、必须坚持的斗争、一定胜利的信心⋯⋯单讲他的侵略一定失败、和平一定实现的思想，就给了我们正是需要的力量⋯⋯
《光明日报》（1953年9月27日第三版），即该版之上，按李又然文章首发真版原件译称“卡岗都亚”（作者先译“加甘都亚”）、“毕可肖”（作者先译“比克洛萧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