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求学路
作者：忻孚
1950年代初，由于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大学按专业分为学院设立。北京海淀区的学院路一条街有8个学院，医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农机学院……我从小生活在学院里，非常羡慕大学生，再则父母都在校园里工作，耳闻目染的大学生活就成了我的志向。再加上我从小喜欢看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好学生，从来没有让家里操过心。上大学就成了我的目标。
没想到的是我只上了初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停学了，闹“革命”。“造反有理”的口号张贴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学习终止了，运动开始了。我没有学上了，那年我16岁。学校里建立了很多派别组织，有红卫兵，红旗，还有不少战斗队，贴大字报，抄家，批斗，成了学校的活动，而上课学习没有了。我们学了开批判会，喊口号，刷标语，开斗争会，初中的文化非但没有长进，反而忘了不少。
闹了两年，毕业分配开始了。我们这届初中生一律面向厂矿和农村，升学终止了。所谓厂矿，那只是非常小的比例，只有几个出身好的幸运儿进了工厂，其他大部分是上山下乡。尤其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孩子，只有去农村一条路。
1968年夏天，我去了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的求学在初中就结束了。我成了一名农工，一名知识青年（其实只有初中文化）。当时年纪小，以为去去就回来了，好像是学农一样去帮农村生产队干活，过一些时候还会回来继续读书的。没有想到的是，从我离开学校再返回来上学，间隔了10年的时间。这求学之路走得艰难，漫长，遥远。
考大学
1977年，改革开放开始，间隔了10年的大学招生考试恢复了。埋藏在心底久远的上大学的热情又开始激励着我，使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按照招生规定，年龄在25岁以下，或是原文革前的高中生，都符合条件报名参加全国统考。那年我27岁，超龄了，不幸的是，我还不是高中生，两边够不着。我想这下我的大学梦又吹了，真是懊恼。
这年我在一个县工厂里当工人。周末去师傅家串门，刚好他在县里工作的女儿也在家。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说县里组建了招生办公室，她被调入招生办，因为报名考大学的人太多了。
她问我报名了吗？我说我超龄了，还不是高中生，不符合条件。她告诉我可以报考师范的，年龄可以放宽。我如获至宝，询问了报名的情况。第二天就去她的办公室填表报名。她鼓励我说，你能行，虽然你是初中毕业，但在北京上的学，又是文革前毕业的，不会比后来那些文革中的毕业生差。你这个北京鸭（丫）要试试水呀！
我就这样准备考试了。由于这么多年没有大学招生考试， 这一年报名人数太多了。黑龙江省要举行初考，初考及格的才允许参加全国统考。初考基本是初中内容，又只考数学和语文，我考得不错，取得了参加高考的资格。这么多年没有摸过书本了，虽然我曾在兵团教过小学，但中学的课程都忘得差不多了。因为没怎么学过物理，化学，我只能报考文科。要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复习数学，语文，地理，历史，再加上英语并非容易（我在初中学过英语，就报了加试外语）。
最要命的是数学，我只有初中程度，没有学过高中的几何，数学。在这一个月里，我要学习高中的课程，准备参加全国的考试。我赶紧找厂里的工人姐妹们借课本，他们大部分是本地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借到了初中，高中的课本，每天下班后抓紧分分秒秒去学习。好在我的记忆力强，能背的基本能记住，不能背的或根本就不懂的，只能找人问了。
我找到厂里技术科的师傅们，他们之中有两位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其中一位只上了一年就赶上文革，搞了几年运动就毕业了，虽然算是个大学生，但学得太少了。他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他不行，当不了老师，让我找崔师傅，他是工业大学毕业的，很爱学习，教我高中数学，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他家有很多事情要照顾，他从省城调到县里就是为了照顾家庭。我找到崔师傅，说了好多好话，请他帮忙一个月，崔师傅答应帮我答疑，我自学为主，我高兴地答应了。不管如何，我有了一位能教我一个月的数学老师。
在这一个月里，我复习地理，历史，按照小姐妹们给我的复习题纲，背政治题目，学习高中的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线性代数，做每个章节后面的习题，有不会的就去问崔师傅。时间是那么的不够用，要学的要记的太多了。好像我要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把过去丢失的岁月全部都补回来似的。
这一个月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匆匆忙忙参加了全国统考。紧接着是外语口试，口试站设在县城，离我们工厂有几站火车的距离，时间是在早上。为了不错过考试时间，我必须提前一天到县城，等着第二天的考试。
12月份的黑龙江已经是天寒地冻了，下了班，我背上书包，里面装了一本借来的英语课本和午饭吃剩的馒头，急急忙忙地乘火车赶到县城找旅店住宿。那时我只有35元一个月的工资，我的标准是只要能过夜就行，晚饭就是那个书包里的剩馒头了。
走在县城的大街上我找到了一家旅店，与其说是旅店，其实就是一个大车店，一个屋子里两边是炕，面对面，炕上是通的，如果要隔开也可以，就是用一块板子隔开，但要多付钱。为了省钱，我要了通铺，心想不就一夜吗，我能凑合。
我进去时已是黄昏，有不少人已入住了，好在都是女的在一边，男的在对面炕，中间有木板隔开。反正屋里暗，又是冬天，大家都穿棉衣，一色的蓝，黑，黄，睡觉不脱衣服，躺在炕上，谁也看不清谁。
入夜了，炕上全被住满了。屋里充满各种怪味，令空气混浊不堪。一个灯泡挂在屋顶彻夜通明，不断有人出出进进的，还有人讲话，咳嗽，打呼，哼哼。我的隔壁躺着一个女人，她是来县城医院看病的。她告诉我住在这里的大都是从村里来县城看病的。有的住一晚，像我这样，有的可能要住几天，因为来一次不容易，总是要把病看好，起码要确诊吧。我点点头，出门不易呀。
我找到开水，就着开水把书包里的冻馒头吃了，不敢脱衣服，也不敢盖那个被子，穿着棉衣像虾米一样弯在我那只有一尺多宽的一条炕位上等着天亮。我盯着屋顶的电灯泡，数着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梦见我进了考场，忽然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前台的老师哼哼着问我问题，而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急了，只好大喊起来，结果一下子把自己喊醒了。原来是我的邻居在哼哼，看上去她有些痛苦。我问她要不要喝水，她摇了摇头，翻了个身又睡了。可我却再也睡不着了，就着昏暗的灯光看起书来。漫漫长夜，长夜漫漫呀……….
天亮了，我赶快从炕上爬起来，到水管处洗洗脸，喝了点热水就上路了，我找到了考试地点，幸运地通过了口试。我不知是否要感谢那一晚的火炕，让我做了一个考试的梦，又让我与农民姐妹们躺在同一个火炕上练习了一夜的英语口语。
接下来的是在县一级的医院进行身体检查。我又乘火车到了县里，好在是下午，当天可以赶回去，不用再住旅店过夜。我知道我的血压偏低，加上这一个月的苦读，一课一课地攻坚，没睡过好觉，又缺少营养，时不时的还出现贫血。如果我的血压低，通不过体检怎么办？
我去向厂里的师傅们请教，他们出的主意是喝酒，他们笑着对我说，“丫头，那是绝对管用的！”可是，我从来没喝过酒，而且还不知道喝多少。我心想宁可喝多些，也别喝少了不管用。为了能通过体检，我什么都豁出去了，下了火车，在车站附近的小饭馆里要了一碗啤酒，（东北人喝酒是论碗的）也不管是什么味道了，大口大口地吞下肚，擦了擦嘴，直奔县医院。
没想到，这酒劲上来了，我满脸通红，出汗，头还发晕。我在医院门口站着直喘粗气，定了定神才敢进去。我手拿着体检表到了内科，一量血压，我的血压是130/70， 医生问我是不是太紧张，脸那么红，我赶紧点了点头。他让我放松，说是通过了。我心想还好没有喝太多，不然喝成血压高了，那会更麻烦。
听诊时，他说我的心藏有杂音，超过2级，让我在屋子里静坐一会儿。我赶紧解释我是跑着来到医院的，可能影响了心脏。过了10分钟，他又听了听，说还是不行，让我躺在屋里的病床上休息。我开始紧张了，心想千万不能出问题，不然我这一个月的心血就白费了。我想起我妈妈曾说过我是早产，就问医生早产儿的心脏是否容易有杂音? 他说有各种原因，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休息，他一会儿再听一下。
总算在第三次听诊时，他写下了“正常”两字，并签了字，我通过了。七上八下的心跳总算平静下来，我顺利地通过了一个一个的检查关口，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1978年1月份，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外语系录取了我，进入英语专业学习。虽然我仍在黑龙江，但上大学的梦想实现了。我高兴地给远在北京的父母发了个电报。
爸爸非常高兴，要知道他曾对于子女无法继续学习是多么的失望。爸爸勉励我好好学习，不要辜负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把知识学到了，将来在哪里都会有发展的。我听从了父亲的教导，没有动摇过学习的意志和愿望，即便有同班同学退学办理回北京的手续，我也没有动摇过。我想我绝不会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4年的学习一直到1982年毕业，我32岁，整整晚了10年，我得到了来之不易的大学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
当留学生
毕业时按照知青返城的政策，我被分配回到了北京，成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
在改革开放促进下，社会上出现了招聘和求职的机遇，我考进了一中央部委当翻译。我主要负责儿童福利方面的对外联系，涉及到残疾儿童的康复和体育活动。那时“文革”结束，百业待兴，各部门都找寻国外的经验，交流学习。中国第一次参加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得到了第一块金牌，举国振奋。按照国际惯例，紧接着的是伤残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那时我才知道， 还有一个智障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名叫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特奥会。我参与了体委，教委共同组建的特奥会组委会活动。为了更好地了解特奥会的规则，组委会邀请了加拿大教授，美国教练来北京办培训班，我担任翻译。
在短短一周的培训中，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鼓励智障孩子：你能行！You can do it！
这句话一直鼓舞着我的一生，让我坚定不移，相信我的努力一定能成，虽然我没有智障。
在准备第一届中国特奥会期间，我和体育教练，智障孩子们一起培训。孩子们的喜怒哀乐牵挂着我的心。虽然他们没有像正常孩子那么精明，学习动作都比较慢，有点 ”笨“，但他们诚实，老实，可爱。我愿意当他们的老师，重新回到教师的行列。
当我与加拿大教授谈起来，他告诉我特殊教育这个专业就是培养教师从事智障孩子的教育。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专业，下决心要去学习，当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为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服务。
当年在国内没有这个专业，我决定去国外学习。那时没有互联网，也无处查找信息。听说一本称为：”Peterson”的书，像字典一样可找到各国的学校和专业。我借来这本像砖头一样厚的书，一页一页地开始查找所有的教育学院。其中，美国田纳西州的教师学院（Peabody College for Teachers） 吸引了我。
首先，这所学校与我毕业的齐齐哈尔师院的英译相同，都是教师学校（Teachers’ College)， 而不是把教育等同于“师范”，好像在万里之外有共识。另外，学校提供的学科很多，有机会学习不同的课程。唯一一点我没有考虑的是，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学费高。无知者无畏吧，我因为不知道要交学费，就大胆地认为可以申请奖学金的，好像我可以免费上学似的。我把申请材料按书上提供的地址寄出，再没有去考虑下一步。心想不就是试试吗，能被录取吗？
几个月后，我收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但是没有资助。看着信上列出的一大堆数字，我的心就寒了。别说是要交美元，我连人民币都没有。那时我刚刚组建了小家，孩子才几岁，我和我先生每月的工资基本是月月光，哪里有钱去交学费呀？而且还这么多！看来这美好的机会只能当做心里的梦想了，我毫不犹豫地把那封信连同录取通知书一并收了起来，不再考虑了。
一年以后, 特奥会在深圳举行，那个加拿大教授应邀来观看我们的第一届运动会。在闲谈中，我说到那个录取通知和我的无奈。万万没想到他告诉我，他曾在那所学校的残疾研究中心工作过。他鼓励我不要放弃，因为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尤其在特殊教育方面。
临分别时他开玩笑说：You can do it！你能行，这句常常鼓励智障孩子的话，此刻被真实地用在了我的身上。
我没有想到他回国后，曾打电话给我的导师，推荐我的研究生学习（这是后来我的导师告诉我的）。
在我的导师帮助下，我得到了一半学费减免，另一半费用只能是借了。这只是一个学期的，以后的费用只能看一步走一步了。如果不行了，那就回来。我有一个家，世上没有比我的家更重要的，我有我先生的支持，有我的孩子，我想我一定要试试。
就这样，我带了30美元 （这可是我们家的全部积蓄），两个包袱，里面装满了我一年里要用的洗衣粉、洗头膏、牙膏、肥皂、毯子和衣服，飞往纽约。我的机票费是我父母和公公婆婆一起凑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家已经没有能力了。那年我37岁，在留学生中可以算做老大姐了。
1988年1月份，我从北京飞到了纽约，才知道下大雪了。在机场拉行李时，新买的羽绒衣被别人顺走了，我只能从包袱里拉出一件棉背心穿上挡寒。大雪的天气影响了飞机航班，去南方的飞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起飞。我拖着行李转到另一个国内机场，等待飞机前往田纳西。
乘坐了一天的跨洋飞机，加上时差，我坐在侯机室里的椅子上睡着了。我梦见了孩子，家人，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淌。此时我一个人坐在机场，又累又饿，还不敢花手中的钱去买吃的，因为用人民币一换算，价钱就太贵了。而这钱是我们家几年的积蓄，怎么能随便花呢。
等到半夜，雪停了飞机起飞了。下了飞机，没有人在大雪路上敢开车来接我。我只好到处打听如何离开机场，一个美国男子问我去哪里？我说去Peabody, 我是来读研究生的。他很热情地帮我找出租车，并告诉我，他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服装店，可以顺路搭他的车，这样我只付后面的车费。在我艰难的时候，我遇到了帮助我的贵人。就这样，我支付了5元的出租车费就到达了一留学生租的房子，在那里的地铺上度过一夜。
因为太困太累，等我睁开眼睛天已大亮。听说有一个刚到的学生需要合租一房间，我赶紧拖着行李赶赴。那个房间很小，月租250元，我们两人分摊，没有家具。我很高兴能有地方落脚了。首要的是弄个床，不能永远打地铺。听说一张床要几百元，那肯定无法买，只有想别的办法了。要想免费，唯一的是找被人扔掉的或到垃圾箱里去寻。
我在雪地里走来走去，突然间像发现宝贝似的看到一个床垫子，半节埋在雪里。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把垫子从雪里挖出来，拉到路边。正在为如何搬动发愁，看到一辆卡车开来，我招手让车停下，请司机帮忙拉到住所。小伙子二话没说就把垫子装上他的卡车，还让我坐在车头的座位给他指方向，还好不太远就到了，我万分感谢他。他却说不用谢，只是顺路。我又遇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好人。
床垫在雪里埋了多日，又潮又冷，我用捡来的旧报纸垫了一层，这就是我的床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位于南方的田纳西的冬天是这么的冷，而我只带了一条毯子，没有被子。我把所有的衣服从包袱里拿出来盖在那条唯一的毯子上，才算能度过夜晚。本来是可以开电热气取暖的，可是为了节省电费，只能挨冻了。
说句真心话，我没有感觉这是在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倒是觉得我又回到了北大荒，回到了北风吹雪花飘的时候。睡觉的事解决了，房租还没有呢。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了，也不够我该摊的那一份。我的签证只允许在校内工作，我问了各个老师是否可以当学生助理，但我不会开车也没有车，许多工作我无法承担。校内的工作没有找到，我只好找校外的了。
为了生存，我只能偷偷地找餐馆打工。幸运的是，跨过学校的一条马路就是一个韩国人开的餐馆，不用开车，走过去就到了。我很顺利地被录用了，他们正需要人。我只能打中午工，从10点到2点。研究生的课程都排在晚上，5点至8点，这样我不会误了上课。每天我要到学校，换好打工服，穿过马路到餐馆做工，因为我是新手，只有非常少的工资，其余的全靠客人的小费，但也不能拿到全部，只有20%，其他两个打前台的分80%。好在我可以吃早餐、午餐，算是节约了我的饭钱。不管怎样，这一点点工资起码可以支付每月的房费和最基本的生活费了。
入学的第一天接到通知要参加入学考试，如果通不过，就要先修语言课，费用自理。还好，我通过了笔试和口试，可以直接修研究生课程。
我是全职学生，必须修9学分，3个课。注册一课就要交一课的学费，虽然我的学费减半，但那一半就不少，有两千多。这对于我来说真是天文数字。我用哆嗦的手在支票上写出我这一生中都没有写过的大数字，心想这可是美元呀，1比8 的汇率，合上万元人民币呢！这可是借来的，一年之内需要还的。顿时，我感觉压力倍增。除了学费，还有医疗保险费和学生活动费，我只好请求延缓，等餐馆打工几个月后再慢慢补交。
导师指导我注册了3课，包括儿童测试、教育法律与课堂实习。我在兵团当过小学教师，又从师院毕业教过中学，实习课对我来讲并不太难，虽然国家不同，文化各异。其它两课对我来讲可真不易。测试课需要有统计学的基础，而我没有学过统计，冲其量也就知道平均数和百分比。虽然提前把课本读了，但似懂非懂，糊里糊涂，再加上是英语，哪个词对等于哪个术语都不太清楚。我只好去请教学理科的留学生，我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见到一个问一个。况且，我买不起书，只能买一本，复印一章，再把书退了，或是借同学的书复印。这就成了我每个周末的任务，提前把要学的一章找到，复印、预读。（现在想想这是违反版权法的，但那时我真的没有办法。）
作业需要打印，我不会用电脑 ，好在我在大学里学了打字，可是到哪里去找打字机呢？好心的老师告诉我可以用他的秘书的打字机，但必须在下午5点秘书下班以后。我如获至宝，为了减少打扰，我把作业都一起写在纸上，一次进去用打字机打出来，花几个小时完成。
因为白天要去餐馆打工，我只能用晚上的时间奋发读书，做作业。同时，到机房学习电脑操作，笨鸟先飞，一有机会我就去机房，坐在电脑前仔细琢磨，练习。机房里最后离开的总是我，还常常成为义务看机房的人，到关门时刻不得不被迫离去的人。
不管怎样，我完成了所有的作业，通过了考试，得了第一个A。这个A真是来之不易呀！第二课是法律，我从来没有学过也没有听说过教育法律。最困难的是去法学院的图书馆找资料。我常常需要用几个小时才能找到老师指定的法律案子。生僻的法律词汇，难懂的语言，我一句一句地反复琢磨，一遍一遍地反复阅读，准备课上发言，分析案情，辩解，陈述，演示。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用体力，心力，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最后得到了A，实属不易。没有想到的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统计分析。从对统计的一无所知，到变成我的专职，真是不敢相信呀！
一个学期结束了，暑假到了，这是最好的挣钱的机会。我找到医学院实验室里洗瓶子的活，因为不需要定时，只要洗完就行，不耽误10点钟的餐馆工。又和一个韩国同学一起找到一家韩国人开的清洁公司，工时是在晚上10点到凌晨6点，虽然辛苦，但不影响其它的工作时间，我兴奋地开始了我的第一个暑假。
从早上8点开始我洗瓶子，倒垃圾，快到10点了，马上匆匆赶到餐馆一直干到下午2点，再回到实验室继续洗瓶子到5点，回到租房吃晚饭，马上睡觉，晚上10点到清洁公司，赴城市中心的大旅馆，开始我的夜班。
我的工作是打扫一层到12层的男女厕所，刷洗一个一个的便池，倒垃圾，拖地，清洗洗手池。这些必须在6点钟前完成，离开旅馆。
我一个厕所一个厕所地清洗，一层一层地乘电梯跑，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考虑厕所的味道，臭和不臭的问题，一心想着不要干不完呀，如果干不完就会被辞退了。
结果到了洗刷最后一个厕所时，才得知我能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可是我怕干不完，哪里敢停下来休息呀。我要尽快地挣钱，还钱，只有暑假才有时间呀。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暑假的打工，我还清了借弟弟的钱，那是他省下来借给我的。由于我第一学期的3课都获得A，导师给了我每周10小时的在校工作，帮助他的秘书整理材料，用于抵免我的另一半学费。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在新的学期里我再不用那么玩命地打工了，可以更专心地学习。
从那以后我当过几个教授的助理，在不同的研究项目中采集数据，分析案例，与同学一起合作。虽然很忙很累，但学到了很多课堂上无法学到的知识，锻炼了自己的能力。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完成了硕士学业，3年半攻读博士学位，一共5年时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项目获得了教育部的科研基金奖。我想这与我在学校里做过各种工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我觉得自己使出了浑身的力量，发挥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潜力，在这条求学的路上努力，坚持，不放弃，最终验证了那句话：
我能行！I can do it！
本文作者
作者：忻孚， 66届初中毕业，1968年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当过农工、教师，1976年到县工厂当工人。77级大学生，当过中学老师、翻译，后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任美国新泽西州大学教授，硕士和博士生导师、系主任。曾到国内几所大学讲课。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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