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死气沉沉的中原王朝输入活力可惜，由于湖泊的巨大以及湖盆的封闭，活水的冲击力毕竟是有限的涟漪消失后，一切很快又会恢复如初 适度汉化很快会被证明是未充分汉化和过度汉化之间的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状态只不过满族皇帝通过卓绝的意志接力延长了这个瞬间，然而满族人的精彩表现不过如孙悟空令人眼花缭乱的筋斗云一样，最终只是证明了如来佛的法力无边只要保证足够长的时间，在这片封闭的东亚大陆，任何文化都逃不脱过度汉化的命运 ·2· 相比骑射，“国语”更难保持，因为它超出了意志力所能控制的范围 虽然满族在大分散中采取了小聚居的方式来保持民族特性，但这种方式毕竟不能隔绝满汉的接触文化落差过于巨大，人口对比也过于悬殊，注定了处于原始阶段的满语在积累发育了数千年的汉语面前缺乏起码的抵抗能力 最早忘掉满语的是北京的满族人刚刚进关的时候，“舌人”是各个机关中最为举足轻重的角色离了这些职位卑微的人，满族权贵就成了睁眼瞎，然而，入关不过二十几年，这些“稀缺人才”却纷纷失业了原来，几乎所有的满族官员都已经能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康熙十年（1671 年），朝廷降下谕旨，取消了政府中的翻译编制：“今各满洲官员既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 和官员们相比，普通满族人掌握汉语的速度要慢一些，但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康熙后期，北京胡同里那些满族人已经开始操“京片子”，“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 在帝国各地耗费巨资建起的“满城”，也丝毫无助于防止汉语的入侵虽然百般防范，然而满族军人毕竟不能不与周围的汉人打交道一旦接触，汉语的魅力就不可阻挡从听评书、听地方戏开始，到请老师教孩子学“四书五经”，满语在满城里越来越式微雍正十一年（1733 年）广州将军柏之蕃向皇帝汇报驻守广州的满族人的满语退化情况就颇具典型性：驻防官兵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分驻广州，其子弟多在广东生长，非但不曾会说（满语），亦且听闻稀少，耳音生疏，口语更不便捷即有聪颖善学习者，又因不得能教之人为之教习即令现在学习兵丁，除本身履历之外，不过单词片语尚能应对，如问相连之语，即不能答对 最让皇帝无法接受的，是被皇帝用柳条边围起的“龙兴之地”东北也渐渐被汉语侵蚀“满洲根本之地”原本“人人俱能清语”，然而乾隆十二年（1747 年），东巡沈阳的乾隆皇帝在召见当地满族官员时，发现这些地地道道的满族人居然“清语俱属平常”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汉语情况每况愈下，至乾隆十七年（1752 年），皇帝在接见盛京笔帖式永泰和五达二人时，发现他们“清语生疏”竟然已经到了“不能奏对”的水平 ·3· 满语的失利不能归因于执政者皇帝们其实已经竭尽全力了他们大脑中“国语”这根弦从来就没有放松过雍正六年（1728 年），当偶然听见身边的护军用汉语相互开玩笑，“以汉语互相戏谑”时，皇帝表现得十分震惊他当即召集众侍卫，予以严厉批评，教训他们“嗣后各宜勉力，异其习气，以清语、拉弓及相搏等技，专心学习”，而且小题大做，把这件事写进谕旨，郑重诏告所有满族人，以示防微杜渐的决心 满语的急剧衰落发生在乾隆中期这个心高气盛的大皇帝当然不能容忍祖先的语言在自己任期内衰亡在清代各位皇帝当中，乾隆是对满语要求最严格的一个，为了维持满语的地位，他采取了几乎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即位初期，他听到“宗室、章京、侍卫等……在公所俱说汉话”，即下决心进行整顿，谆谆告诫满族人等：在办公处或者满族人碰面聚集的时候，不可说汉话，应说清语，在办公处清语尤属要紧他命令这些侍卫抓紧学习满语，并且亲自进行考试，“其优等者，格外施恩傥仍不学习，以致射箭平常，不谙清语者，定从重治罪”他命令王公们给自己的孩子聘请满语文教师不能请老师的，必须把孩子送到宗室学校学习在每年举行的两次考试中，“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其父兄治罪” 乾隆皇帝是第一个把满语水平和仕途升迁挂钩的皇帝，在例行考核官员的年份，“必须清语熟习，办事妥协者，方准保列为一等其不能清语者，办事虽好，亦不准保列”在阅读满族官员的奏折时，乾隆皇帝非常注意其满文水平，一有瑕疵，即大加挑剔，有的官员甚至因此被罢官夺职 整个乾隆一朝，类似举措何止千百然而，这些举措对满语式微的大趋势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挽回作用当然，皇帝的努力也并非没有丝毫影响，在汉语的强大冲击力和皇帝们一道道严厉谕旨的挤压下，满语沦落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作为学习和社交工具，满语已经失掉了实际功用几乎所有的满族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再使用满语可是，对于那些在官场上行走的满族人来说，满语又是一块必不可少的敲门砖为了谋个一官半职，许多满族人如同现代人学外语一样，拼命学习满语，然而，“旗人在京与汉人杂居年久，从幼即先习汉语长成以后，始入清学读书，学清语，所以清语难熟言矣”大部分人只能死记硬背一些满族词汇，以便必要时能拼凑出一篇还看得过去的“清语履历”，用来应付上司考核 因此，从乾隆中期开始，虽然大部分满族人都能说上几句满语，然而这种满语和那种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地道满语已经是两个味儿了地道满语“语质而练”，而这种没有语言环境，完全为了功利目的而学的满语“语文而散”，已经失去了满语的真精神满语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一种死语言或者说是语言植物人 ·4· 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就如同角之于鹿，牙之于虎，翎毛之于孔雀，奠定和标志着这个民族的独特性对一个民族来说，失掉语言，几乎意味着失掉一切 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甚至因此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世界观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其深厚的民族精神的积淀，用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的话说，“在民族语言明丽而透彻的深处，不但反映着祖国的自然，而且反映着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史” 如果老虎长出了羊的宽大臼齿，那么它就只能以草为食，并且用羊的方式思考如果一个民族改用了另一个民族的语言，那么其心理特质、气质和性格，都会随之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漪先生断然说“舍弃母语就等于亡国” 因此，清朝的衰落恰恰萌芽于在满语被彻底弃用的乾隆中期，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5· 乾隆的继承人嘉庆皇帝是汉语环境里长大的第一位满族帝王他出生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正是满语从满族人日常生活领域全面退出的时期在他的周围，不但太监乳母都说一口京片子，连那些教他武功骑射的谙达们也说不了几句完整的满语虽然在皇帝的严格要求下，他也会说“文而散”的满语，但已经不能用满语进行思维因此，汉语自然就成了入关后第五位皇帝的母语 在乾隆诸子中，嘉庆皇帝以酷爱读书而闻名从六岁开蒙到三十五岁即位，他在书斋中度过了近三十年的光阴，日日沉醉书海，经常深更半夜，还手不释卷，要太监再三劝阻，才肯熄灯就寝他所读的，当然全都是《礼》《易》《春秋》及宋儒性理诸书，至于闲词小说，从不寓目当时来京朝贡的朝鲜使臣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说：“十五王（即嘉庆）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于禁中，声誉颇多”这个左挑右选了数十年才最终确定的继承人看来没有辜负老皇帝的期望，亲政之后，他的勤政丝毫不亚于父祖，节俭和自律甚至超越了列祖列宗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位身材健壮、仪表端正、学识丰富的壮年皇帝都完全符合一个传统优秀皇帝的标准 不过，这个模范皇帝的二十五年统治，却是清朝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灰暗时期乾隆后期，大清王朝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嘉庆年间，这些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进一步发展、恶化，以致积重难返这位勤奋的皇帝眼看着曾经无比辉煌的王朝在下坡路上无望地下滑，眼看着那些必将导致王朝灭亡的危机萌芽不断成长壮大，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措施在他统治的二十五年里，清朝渐渐被腐败和低效掏空了身子，待到后来东南沿海的一声炮响便轰然倒下 问题就出在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上 ·6· 满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和精神气质曾通过语言这个渠道，不间断地在帝室中传承一直到乾隆以前，龙椅上坐着的都是勇于开拓、喜欢挑战的人皇太极以一隅之地，不自量力地逐鹿天下；康熙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主动挑起与三藩的生死决斗；雍正皇帝放着太平皇帝不当，进行艰巨的政治改革，发誓要“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甚至在汉化进入最剧烈之时，乾隆皇帝身上的这种进取之气也毫不弱于他的祖先乾隆二十年（1755 年）在天下承平之际，他冒着几乎全体朝臣的反对，毅然决定出兵西北，以举国之力，经过五年苦战，消灭准噶尔部，为中国新增了一个新疆省“中国的武功，从成吉思汗以来，还没有谁能如此一举荡平两万余里，深入中亚腹地，军威远被不毛” 可是到了嘉庆皇帝时，这种进取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母语的转变使嘉庆之后诸帝与祖先们之间出现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满族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因为思维方式的变化，出现了无可挽回的断裂汉文化封闭、完足、先验的世界观通过多年一板一眼的正规教育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以后那些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年轻皇子 世界在以汉语为母语的皇帝眼里不再是一个未知，而是已知不再是变化的，而是固定的他们以“法先王”“遵古训”为最佳执政方针他们认为，伟大的祖先们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给一切都留下了解释，为一切制定了定式到他们这个时代，做皇帝是件很简单的事，那就是按照祖先定下的规矩，一丝不苟地去执行罢了 嘉庆十六年（1811 年），皇帝作了一篇《守成论》，系统总结了他的为政思想他开宗明义即说：列祖列宗所制定的成规，后世子孙必须固守而不易盖因创业之君，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已经尽善尽美后世子孙应当谨守先人法则，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每件事都遵循祖宗成例，守之不变，则天朝基业必可传于万世而不坠也 接下来，他谈到自己读中国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历观汉唐宋明诸朝的历史，每见王朝中期，皇帝们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皇帝一旦存心要改革，即有贪功之小人上前怂恿，纷纭更易，多设科条，必至旧章全失，新法无成，家国板荡，可不戒哉？因此，他强调：“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若存此念，天必降殃” 嘉庆二十五年的统治，确乎也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守成”的原则本来，嘉庆皇帝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前代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同一方面，由于人口增长到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巨大数目，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承受异常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传统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已经失效，必须对经济制度和人口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国家才有出路另一方面，乾隆以前传下来的规章制度大部分已经失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日益普遍，极大地削弱了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因而迫切需要深入的政治运行机制改革，调整利益关系，加强政策传达力，以修复国家的统治能力 嘉庆皇帝那双用经史教育训练出来的眼睛却看不到形势的巨变在他的视野里，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质的变化一切大纲大法都将永远有效，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古老药方上通过加减药量来得到解决因此，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他都拒不改变祖先留下的成规漕运之争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漕运就是把中国南部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到北京用以供北方消费到了嘉庆时代，这一制度已经高度腐败，在长长的运河线上，地方官员们设立了无数检查站漕米每一次通过检查站都要交陋规，漕运费用越来越高，终于到了朝廷不能承受的地步另外，由于连续不断的黄河水患，漕运的船只经常被截在运河不能北上，以致北方物价高涨，社会动荡因此，越来越多的官员建议通过海运的方式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因为海运已被证明安全可行，并且由于没法设立检查站，可以大大减少腐败 皇帝对大臣们的建议一时有点挠头他挑不出这个建议的不妥之处，不过他心里打消不了对陌生海洋的疑虑最终，他还是以“不应该改变祖宗的成法”为理由，发布了措辞强硬的上谕，否决了这一无论从哪方面看都非常合理的建议为了补偿他的否决，皇帝不惜拨出巨额财政资金，用来补贴粮价，同时维修黄河河道整个嘉庆朝，朝廷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以相当于海运成本数倍的金钱，艰难地维持着祖宗定下的河运制度 这个守成皇帝，每日晨起，洗漱完毕，必先恭读先朝《实录》一卷，正襟端坐，全神贯注一旦读到自己的行政措施与祖先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毫不犹豫地立刻改正嘉庆二十年（1815 年），有人告发礼亲王在府内拷打民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皇帝大怒，命革去王爵，圈禁三年命令发布一年后，他早起读康熙朝《实录》，内有一郡王打死平民被革去王爵并免其监禁的记录皇帝发现他的处罚比康熙的重，当天即决定“敬承家法”，将礼亲王释放皇帝的“守成”，严谨如此 “守成”思想使皇帝失去了面对现实的能力他拒不根据物价上涨水平提高官员的工资，以致贪污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以反对言利和防止聚众滋事为由，严禁各地开矿，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从表面上看，皇帝正一板一眼地步前辈的后尘，而实际上，却恰恰与祖先的施政精神背道而驰 ·7· 吊诡之处在于，虽然已经遗落了民族精神，嘉庆皇帝强调“国语骑射”的声调之高却一点也不亚于祖辈皇帝曾传谕全体官员：“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只不过，这个完全汉化了的皇帝已不能理解祖先们强调“国语骑射”的深远用意，他仅仅把这一要求当成了一个僵硬的教条 虽然整个满族已经放弃使用满语，嘉庆依然遵循祖制，坚持要求满族大臣们奏事之时，用汉语和满语各写一份奏折虽然他也知道满语的那一份通常都是对汉语的生硬、错误百出的翻译，因此也从来不读，但是这个规矩还是一直严格地坚持着 骑射传统也认真地坚持着从康熙开始，清帝形成了每年夏秋之际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狩的传统，一为习武健身，二为训练八旗精兵对于这条沿袭已久的祖制家法，嘉庆帝当然要亦步亦趋，他说：“顺时行狝，典不可废”虽然对打猎没有什么兴趣，嘉庆皇帝却还是严格遵循先祖留下的成式，每年都进围场不过在祖先们是享受的行猎，在他却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这个守成皇帝打猎的路线及时间有严格规定，每年都绝不变化，也从不会因某处景致诱人而多停留一会儿 失掉了民族精神的内核之后，无论是苦学“国语”还是勤习“骑射”，都不能给他的躯体里贯注祖先那生机勃勃的野性在满族皇帝中，嘉庆皇帝第一个出现了精神颓唐、意志衰退的现象祖先的政治文告中充满了自信、果断、坚强，而在嘉庆二十五年的执政生涯中，大臣们却经常听到他的叹息，甚至还有哭声 嘉庆一朝，不但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而且政治纪律极度松懈，出现了许多离奇事件嘉庆十八年（1813 年），数百名本属乌合之众的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居然手持木棍大刀顺利杀进皇宫大内，“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一打击让这个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勤政了十八年的模范皇帝备感震惊、委屈和困惑皇帝写了“罪己诏”，回想自己十八年的辛苦，不禁“随笔泪洒”，痛哭失声：“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弊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这样软弱无力的指责在皇帝的诏书中不止一次出现在诸臣的奏折上，皇帝的批评经常如同怨妇一样，委委屈屈、啰啰唆唆，然而，皇帝很少有气魄振作起来，对那些问题痛下杀手，彻底整顿终嘉庆一朝，许多政治举措都是有始无终，不了了之因此，嘉庆朝的政治怪象也就继续层出不穷到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兵部失印案堂堂大清兵部，官印竟然在匣内不翼而飞，负责官员发现了之后也不上报，而是将几个铜钱装在印匣内蒙混，直到半年后才被发现 政风甚至衰颓到让皇帝想“守成”都守不成的地步比如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秋狩制度，最终就是在嘉庆朝终止原来，由于管理围场的官员不断盗卖围场中的木材，再加上由于缉查松弛，偷偷进入围场私伐林木、捕猎野兽、割取鹿茸的老百姓越来越多，致使林木日益稀少，牲兽锐减嘉庆第一次打猎时，数千人忙了一整天，只打到两只狍子到了嘉庆后期，曾经野兽成群的偌大围场已经野物无踪皇帝打了一整天经常是白忙活没有办法，这个祖宗成例只好寿终正寝了 皇帝二十几年如一日，效仿祖先，每天四点就起床，从来不敢歇息一日，可是天下却在他手里变得如此千疮百孔，他这个皇帝当得如此丢人，也难怪他心灰意冷，意倦神疲 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等过几天衍圣公辞行时，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亦难走，旱路罢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二十几年的帝王生涯，对这个懦弱的人来说，如同受了二十几年的罪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8· 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乾隆带着儿孙在威逊格尔行围十岁的小孙子绵宁在老皇帝面前引弓搭箭，居然一举中鹿老皇帝喜不自胜，赋诗一首，中有“所喜争先早二龄”一句，意思是他本人十二岁初次随康熙行围，射中了一只熊，而小孙子初次中鹿的年龄比他还小两岁，看来大清朝一代更比一代强，诚可谓后继有人啊 老皇帝的鼓励大大激发了小皇孙学习武功的积极性，嘉庆帝的这个长子看来确实继承了爱新觉罗氏的武风嘉庆十八年（1813 年），天理教徒攻入宫中时，绵宁正在上书房读书，闻变携鸟枪出视，立于养心殿阶下，连发两枪，击中两名已经爬上房顶的教徒，致使教徒们军心大乱，终于失败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得此报告，欣慰不已，立命封绵宁为智亲王，增俸一万二千两，连他所用的那支枪也赐名曰“威烈”从那个时候，天下万民就已经知道谁是下一代储君了 这个后来的道光帝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相当专业的武术家，他创制过一套新刀法，名曰“二百连环刀”对于火器，他也十分精通，曾经在奏折上与臣下讨论鸟枪的用法：“鸟枪非炮可比，不必论以轻重朕自幼练习，深知此法五斤至七八斤均可，总看人之技艺如何耳……打枪之法，全在随机智巧，非尚膂力也”词句之间可见他的内行 可是历史就是这样喜欢与人们开玩笑大清朝就是在这个颇为精通武功的道光皇帝手里，遭遇到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军事失败在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的军事知识没能给他一点帮助他的指挥如同盲人摸象，破绽百出当然，鸦片战争的失利不应完全归到道光皇帝身上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所导致的对西方世界的茫然无知，不应由道光负责战争中由于对洋人缺乏了解，他只能以传统的武器和战术抵御新敌，也势在必行因此，他败得情有可原 我们真正无法原谅的是这个武术家在战败之后的表现他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争强好胜、知耻后勇的祖先精神，没有表现出一点早期爱新觉罗氏应对变局时的灵活、机敏和睿智这个乾隆皇帝寄予厚望的孙子的表现，只能用“麻木”二字来形容 皇宫内院整洁漂亮的操练场上，一板一眼培养出来的武术家和从原始丛莽中生长出来的武士，虽然都手持刀枪，但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是不一样的道光帝“守成”思想之坚定，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即位之初，他就宣布：祖先定下的规模制度，都清清楚楚地载在典册当中，我何敢有一点点更改？一心一意遵守祖宗成法，还怕遵守不好，怎么敢在施政中掺进自己的好恶？虽然到他手里时，大清朝已经破烂不堪，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除了“守成”之外，还有另辟新局的可能宣宗朝《实录》总结他的一生说：皇帝一生经常诵读祖宗实录，一举一动遵循前规，极少进行更改 本来，鸦片战争的结局，对道光皇帝来说，对整个中国来说，该是创深痛剧的大清开国以来，列祖列宗从未遭此耻辱父亲嘉庆朝出现的种种败政，与他的失败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在这种情况下，他理应睁开眼睛，仔细打量打量这个陌生的敌人，幡然变计，有所作为可是，从战争结束到道光逝世的整整八年间，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对西方入侵这“千古未有之变局”采取过任何有针对性的措施不错，他也一再下诏练兵设防，修葺炮台，整顿吏治，图谋挽救可惜这些措施没有一项超出了战前的诏令，从中看不到任何由战败得到的启示不仅林则徐探询西事、翻译西书没有引起道光的注意，连影响日著的《海国图志》也被无视，他不仅未能循战争的败征追踪事变的由来，连五口开放的动向也未触动他的心思儒学的静止世界观牢牢控制了他的大脑，“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硬信条让他彻底丧失了现实感，丧失了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些满族人的后代，至此已经变得比明代后期的那些脑满肠肥的皇帝们还颟顸无用，因为他们的“四书五经”背得比明代皇帝要好 在战争期间，这位皇帝也曾经对外部世界产生过暂时的兴趣他甚至对大臣们不耻下问，那个英国为什么弄了个女人做国王？西洋的枪炮为什么那么厉害？不过战争一结束，皇帝就立刻把这段不快的经历忘到脑后，重新回到战前那种浑浑噩噩之中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七月，大臣们进呈了战争中洋人用过的洋枪，精通火器的皇帝亲自试用，认为是“绝顶奇妙之品”，“灵便之至”不过面对大臣们的仿造建议，他表示反对，说：“卿云‘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 事实再次证明，丧失了“实行”精神，再怎么样弘扬“武功”“骑射”这些形式上的民族传统也无济于事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武一时的皇帝已经完全阿Q化了，史载他“晚年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 ·9· 虽然如此丢人现眼，嘉庆和道光两代帝王毕竟还能竭尽全力，维持了“勤政”“国语”“骑射”的满族传统的门面如果不遇到千古非常之变，他们完全可以以“中主”的评价列入历代皇帝榜 爱新觉罗末世子孙的退化更让人心惊 道光帝的继承人咸丰因坠马受伤，成了瘸子他是历代满族皇帝中唯一一个身体有残疾者据说，身体素质差，是他成功登上皇位的原因之一 在道光晚年的一次围猎中，武艺超群的六皇子奕䜣猎获的猎物最多，而四皇子奕詝却站在一旁，不发一箭 原来，奕詝知道自己武功不如六皇子，听从老师杜受田的建议，以不忍射伤正在孕育期的鸟兽为自己辩解不料道光因此觉得奕詝天性仁慈，符合汉族圣人所说的继承人的标准，从此对奕詝另眼相看最终精明强干的奕䜣落选，加剧了清王朝覆灭当然，鸦片战争的失利不应完全归到道光皇帝身上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所导致的对西方世界的茫然无知，不应由道光负责战争中由于对洋人缺乏了解，他只能以传统的武器和战术抵御新敌，也势在必行因此，他败得情有可原 我们真正无法原谅的是这个武术家在战败之后的表现他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争强好胜、知耻后勇的祖先精神，没有表现出一点早期爱新觉罗氏应对变局时的灵活、机敏和睿智这个乾隆皇帝寄予厚望的孙子的表现，只能用“麻木”二字来形容 皇宫内院整洁漂亮的操练场上，一板一眼培养出来的武术家和从原始丛莽中生长出来的武士，虽然都手持刀枪，但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是不一样的道光帝“守成”思想之坚定，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即位之初，他就宣布：祖先定下的规模制度，都清清楚楚地载在典册当中，我何敢有一点点更改？一心一意遵守祖宗成法，还怕遵守不好，怎么敢在施政中掺进自己的好恶？虽然到他手里时，大清朝已经破烂不堪，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除了“守成”之外，还有另辟新局的可能宣宗朝《实录》总结他的一生说：皇帝一生经常诵读祖宗实录，一举一动遵循前规，极少进行更改 本来，鸦片战争的结局，对道光皇帝来说，对整个中国来说，该是创深痛剧的大清开国以来，列祖列宗从未遭此耻辱父亲嘉庆朝出现的种种败政，与他的失败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在这种情况下，他理应睁开眼睛，仔细打量打量这个陌生的敌人，幡然变计，有所作为可是，从战争结束到道光逝世的整整八年间，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对西方入侵这“千古未有之变局”采取过任何有针对性的措施不错，他也一再下诏练兵设防，修葺炮台，整顿吏治，图谋挽救可惜这些措施没有一项超出了战前的诏令，从中看不到任何由战败得到的启示不仅林则徐探询西事、翻译西书没有引起道光的注意，连影响日著的《海国图志》也被无视，他不仅未能循战争的败征追踪事变的由来，连五口开放的动向也未触动他的心思儒学的静止世界观牢牢控制了他的大脑，“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硬信条让他彻底丧失了现实感，丧失了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些满族人的后代，至此已经变得比明代后期的那些脑满肠肥的皇帝们还颟顸无用，因为他们的“四书五经”背得比明代皇帝要好 在战争期间，这位皇帝也曾经对外部世界产生过暂时的兴趣他甚至对大臣们不耻下问，那个英国为什么弄了个女人做国王？西洋的枪炮为什么那么厉害？不过战争一结束，皇帝就立刻把这段不快的经历忘到脑后，重新回到战前那种浑浑噩噩之中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七月，大臣们进呈了战争中洋人用过的洋枪，精通火器的皇帝亲自试用，认为是“绝顶奇妙之品”，“灵便之至”不过面对大臣们的仿造建议，他表示反对，说：“卿云‘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 事实再次证明，丧失了“实行”精神，再怎么样弘扬“武功”“骑射”这些形式上的民族传统也无济于事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武一时的皇帝已经完全阿Q化了，史载他“晚年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 ·9· 虽然如此丢人现眼，嘉庆和道光两代帝王毕竟还能竭尽全力，维持了“勤政”“国语”“骑射”的满族传统的门面如果不遇到千古非常之变，他们完全可以以“中主”的评价列入历代皇帝榜 爱新觉罗末世子孙的退化更让人心惊 道光帝的继承人咸丰因坠马受伤，成了瘸子他是历代满族皇帝中唯一一个身体有残疾者据说，身体素质差，是他成功登上皇位的原因之一 在道光晚年的一次围猎中，武艺超群的六皇子奕䜣猎获的猎物最多，而四皇子奕詝却站在一旁，不发一箭 原来，奕詝知道自己武功不如六皇子，听从老师杜受田的建议，以不忍射伤正在孕育期的鸟兽为自己辩解不料道光因此觉得奕詝天性仁慈，符合汉族圣人所说的继承人的标准，从此对奕詝另眼相看最终精明强干的奕䜣落选，加剧了清王朝覆灭的进程 在咸丰之后，满族皇帝已经完全谈不上什么“武功”了同治皇帝耽于寻花问柳，即使不是死于梅毒，看来也将以一个荒淫皇帝的名声载入史册他的堂弟光绪皇帝则身体极差，不但年纪轻轻即长年耳鸣，而且一听到锣声就要遗精 小皇帝溥仪一度曾很热心一种祖传的体育项目：玩骆驼祖先们玩骆驼是为健身，是从站着的骆驼背上跳过去，小皇帝却是用树枝草棍戳戳骆驼的鼻孔，瞧着骆驼打喷嚏而已 至于在清宫中彻底废除满语，则是发生在从江南长大、一个满文不识的慈禧主政时期因为那些弯弯曲曲蚯蚓样的文字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她下令以后大臣的奏折，可以只书汉文，不写满语至此，“满语”这个语言植物人才算寿终正寝，满族所有的重要传统，也算是荡然无存了 ·10·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随着皇帝们意志的崩溃，整个满民族也陷入了金代晚期那样的腐化之中 清代的普通满族人都是职业军人国家规定，他们除了“骑射为业”外，不许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作为征服者，国家用优厚的饷银来作为对他们的报答普通八旗兵“马甲兵”一年可以领饷银四十三两，米二十三升，还有住房和马匹这样的福利，以乾隆年间的生活水平算，一个马甲兵可以养活一家八口 长时间的承平所导致的无所事事，不可避免地败坏了他们的性格由于王朝末期纲纪废弛，他们根本不进行军事训练，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研究享受正如巴尔扎克所说，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造就了风雅生活晚清时期，漫长的悠闲生活已经融化了满族人身上最后一点风霜，他们悠然地在繁缛礼节和声色犬马中消遣人生这些粗犷的关外汉子的后代，却把中原文化的精致、文雅与悠闲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旗兵的儿子老舍说，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上自王侯，下至旗兵，旗人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词儿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意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若是细心地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老舍的遗作《正红旗下》中举的一个例子，典型地说明了满族人气质的变化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又马上说起养鸟的技术来……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清代晚期，北京城已经成了八旗子弟的巨型游乐场他们在汉文化的沃土上培育出来更加精巧、雅致、适度、温和、悠闲、气派的“旗人文化”旗人们喝茶、放风筝、揉胡桃、放鹰、遛狗、喂鸽子、游庙、爬山、练书法、画画、看戏、煨人参、养鸟、下棋、浇花、斗促织、生儿子、睡大觉…… 《剑桥中国晚清史》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鸦片战争中这些在“旗人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满族人打起仗来怎么样变得比汉人还要不着调书中说，在战争中，皇帝选择了他的堂兄弟奕经为统帅，此人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在军队实际进入战斗之前的一个月，一位有名望的画家以北宋美丽而色彩鲜艳的院体画法描绘了一幅凯歌高奏的战斗图画奕经本人甚至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这使他忙了好几天以决定哪一篇宣布即将来临的胜利的文告写得最好他最后选定了一篇，其中虚构了交战情况和对每个带兵官怎样传令嘉奖不错，清帝的这位堂兄弟的确对开战的黄道吉日问题有些关心，但当他某日在杭州一座寺庙中求签抽到了一张虎形签时，这个问题便非常顺利地被解决了因此很显然，攻击的时间应该是 1842 年 3 月 10 日凌晨 3 时至 5 时，即壬寅年的寅月寅日寅时；而且也碰巧是春天雨季最盛的时期于是在战斗前夕，大多数部队拖着沉重艰难的步伐，越过泥泞的道路和沟渠而进入了阵地；又因道路泥泞，运粮困难，军队曾多日断粮士兵体力消耗殆尽，又受雨淋又挨饥饿，他们就是这样准备进攻的” 这样的进攻会导致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在鸦片战争中，从武勇到优雅的转变导致满族人终于蒙受耻辱这种耻辱不是由于战斗的失败，而是由于精神的失败 ·11· 天道无亲，每一份额外的所得最后都得以某种方式加倍偿还一个腐败到这种程度的民族失掉政权是理所当然的辛亥革命后，旗人按月领取钱粮的制度取消了，这些过去养尊处优的特权阶层身无长技，生活无着，多数逐渐沦为城市贫民阶层可是，他们长期培养起来的生活习惯却不能改变于是，在漫长的悠闲生活中形成的那些欲望、习惯和品味现在就成了折磨他们、使他们的贫困现状变得更难以忍受的伤口他们饥一顿饱一顿地混着日子，靠回味过去在饭馆里享受过的美味来度过饥寒交迫的日子梁实秋在谈到馋时，举了一个旗人的例子：“我有一位亲戚，属汉军旗，又穷又馋一日傍晚，大风雪，老头子缩头缩脑偎着小煤炉子取暖他的儿子下班回家，顺路市得四只鸭梨，以一只奉其父，父得梨，大喜，当即啃了半只，随后就披衣戴帽，拿着一只小碗，冲出门外，在风雪交加中不见了人影他的儿子只听得大门匡朗（哐啷）一声响，追已无及越一小时，老头子托着小碗回来了，原来他是要吃榅桲拌梨丝从前酒席，一上来就是四干、四鲜、四蜜饯，榅桲、鸭梨是现成的，饭后一盘榅桲拌梨丝别有风味（没有鸭梨的时候白菜心也能代替）这老头子吃剩半个梨，突然想起此味，乃不惜于风雪之中奔走一小时” 过去耀武扬威的八旗军人变成了人人得以耻笑讥讽的“八旗子弟”这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词，此时已经演变成了“好吃懒做”“死要面子”“穷讲究”的代名词 光荣的历史与耻辱的现状的强烈对比让人不能不心生感慨吴沃尧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曾经用极其尖酸的笔法描写一个在茶馆里吃烧饼的没落旗人：高升看见旗人从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看他写什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的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舐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假装写字蘸来吃……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把桌子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原来有两颗芝麻掉桌缝子里了，他故意装作突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 一个曾经那么精明、坚强、进取的民族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堕落在汉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地下有知，是不是要后悔他们当初的选择呢？，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沦陷原唱完整版?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沦陷原唱完整版
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死气沉沉的中原王朝输入活力。可惜，由于湖泊的巨大以及湖盆的封闭，活水的冲击力毕竟是有限的。涟漪消失后，一切很快又会恢复如初。 适度汉化很快会被证明是未充分汉化和过度汉化之间的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状态。只不过满族皇帝通过卓绝的意志接力延长了这个瞬间，然而满族人的精彩表现不过如孙悟空令人眼花缭乱的筋斗云一样，最终只是证明了如来佛的法力无边。只要保证足够长的时间，在这片封闭的东亚大陆，任何文化都逃不脱过度汉化的命运。 ·2· 相比骑射，“国语”更难保持，因为它超出了意志力所能控制的范围。 虽然满族在大分散中采取了小聚居的方式来保持民族特性，但这种方式毕竟不能隔绝满汉的接触。文化落差过于巨大，人口对比也过于悬殊，注定了处于原始阶段的满语在积累发育了数千年的汉语面前缺乏起码的抵抗能力。 最早忘掉满语的是北京的满族人。刚刚进关的时候，“舌人”是各个机关中最为举足轻重的角色。离了这些职位卑微的人，满族权贵就成了睁眼瞎，然而，入关不过二十几年，这些“稀缺人才”却纷纷失业了。原来，几乎所有的满族官员都已经能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康熙十年（1671 年），朝廷降下谕旨，取消了政府中的翻译编制：“今各满洲官员既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 和官员们相比，普通满族人掌握汉语的速度要慢一些，但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康熙后期，北京胡同里那些满族人已经开始操“京片子”，“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 在帝国各地耗费巨资建起的“满城”，也丝毫无助于防止汉语的入侵。虽然百般防范，然而满族军人毕竟不能不与周围的汉人打交道。一旦接触，汉语的魅力就不可阻挡。从听评书、听地方戏开始，到请老师教孩子学“四书五经”，满语在满城里越来越式微。雍正十一年（1733 年）广州将军柏之蕃向皇帝汇报驻守广州的满族人的满语退化情况就颇具典型性：驻防官兵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分驻广州，其子弟多在广东生长，非但不曾会说（满语），亦且听闻稀少，耳音生疏，口语更不便捷。即有聪颖善学习者，又因不得能教之人为之教习。即令现在学习兵丁，除本身履历之外，不过单词片语尚能应对，如问相连之语，即不能答对。 最让皇帝无法接受的，是被皇帝用柳条边围起的“龙兴之地”东北也渐渐被汉语侵蚀。“满洲根本之地”原本“人人俱能清语”，然而乾隆十二年（1747 年），东巡沈阳的乾隆皇帝在召见当地满族官员时，发现这些地地道道的满族人居然“清语俱属平常”。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汉语。情况每况愈下，至乾隆十七年（1752 年），皇帝在接见盛京笔帖式永泰和五达二人时，发现他们“清语生疏”竟然已经到了“不能奏对”的水平。 ·3· 满语的失利不能归因于执政者。皇帝们其实已经竭尽全力了。他们大脑中“国语”这根弦从来就没有放松过。雍正六年（1728 年），当偶然听见身边的护军用汉语相互开玩笑，“以汉语互相戏谑”时，皇帝表现得十分震惊。他当即召集众侍卫，予以严厉批评，教训他们“嗣后各宜勉力，异其习气，以清语、拉弓及相搏等技，专心学习”，而且小题大做，把这件事写进谕旨，郑重诏告所有满族人，以示防微杜渐的决心。 满语的急剧衰落发生在乾隆中期。这个心高气盛的大皇帝当然不能容忍祖先的语言在自己任期内衰亡。在清代各位皇帝当中，乾隆是对满语要求最严格的一个，为了维持满语的地位，他采取了几乎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即位初期，他听到“宗室、章京、侍卫等……在公所俱说汉话”，即下决心进行整顿，谆谆告诫满族人等：在办公处或者满族人碰面聚集的时候，不可说汉话，应说清语，在办公处清语尤属要紧。他命令这些侍卫抓紧学习满语，并且亲自进行考试，“其优等者，格外施恩。傥仍不学习，以致射箭平常，不谙清语者，定从重治罪”。他命令王公们给自己的孩子聘请满语文教师。不能请老师的，必须把孩子送到宗室学校学习。在每年举行的两次考试中，“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其父兄治罪”。 乾隆皇帝是第一个把满语水平和仕途升迁挂钩的皇帝，在例行考核官员的年份，“必须清语熟习，办事妥协者，方准保列为一等。其不能清语者，办事虽好，亦不准保列”。在阅读满族官员的奏折时，乾隆皇帝非常注意其满文水平，一有瑕疵，即大加挑剔，有的官员甚至因此被罢官夺职。 整个乾隆一朝，类似举措何止千百。然而，这些举措对满语式微的大趋势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挽回作用。当然，皇帝的努力也并非没有丝毫影响，在汉语的强大冲击力和皇帝们一道道严厉谕旨的挤压下，满语沦落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作为学习和社交工具，满语已经失掉了实际功用。几乎所有的满族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再使用满语。可是，对于那些在官场上行走的满族人来说，满语又是一块必不可少的敲门砖。为了谋个一官半职，许多满族人如同现代人学外语一样，拼命学习满语，然而，“旗人在京与汉人杂居年久，从幼即先习汉语。长成以后，始入清学读书，学清语，所以清语难熟言矣”。大部分人只能死记硬背一些满族词汇，以便必要时能拼凑出一篇还看得过去的“清语履历”，用来应付上司考核。 因此，从乾隆中期开始，虽然大部分满族人都能说上几句满语，然而这种满语和那种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地道满语已经是两个味儿了。地道满语“语质而练”，而这种没有语言环境，完全为了功利目的而学的满语“语文而散”，已经失去了满语的真精神。满语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一种死语言或者说是语言植物人。 ·4· 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就如同角之于鹿，牙之于虎，翎毛之于孔雀，奠定和标志着这个民族的独特性。对一个民族来说，失掉语言，几乎意味着失掉一切。 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甚至因此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世界观。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其深厚的民族精神的积淀，用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的话说，“在民族语言明丽而透彻的深处，不但反映着祖国的自然，而且反映着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史”。 如果老虎长出了羊的宽大臼齿，那么它就只能以草为食，并且用羊的方式思考。如果一个民族改用了另一个民族的语言，那么其心理特质、气质和性格，都会随之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漪先生断然说“舍弃母语就等于亡国”。 因此，清朝的衰落恰恰萌芽于在满语被彻底弃用的乾隆中期，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5· 乾隆的继承人嘉庆皇帝是汉语环境里长大的第一位满族帝王。他出生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正是满语从满族人日常生活领域全面退出的时期。在他的周围，不但太监乳母都说一口京片子，连那些教他武功骑射的谙达们也说不了几句完整的满语。虽然在皇帝的严格要求下，他也会说“文而散”的满语，但已经不能用满语进行思维。因此，汉语自然就成了入关后第五位皇帝的母语。 在乾隆诸子中，嘉庆皇帝以酷爱读书而闻名。从六岁开蒙到三十五岁即位，他在书斋中度过了近三十年的光阴，日日沉醉书海，经常深更半夜，还手不释卷，要太监再三劝阻，才肯熄灯就寝。他所读的，当然全都是《礼》《易》《春秋》及宋儒性理诸书，至于闲词小说，从不寓目。当时来京朝贡的朝鲜使臣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说：“十五王（即嘉庆）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于禁中，声誉颇多。”这个左挑右选了数十年才最终确定的继承人看来没有辜负老皇帝的期望，亲政之后，他的勤政丝毫不亚于父祖，节俭和自律甚至超越了列祖列宗。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位身材健壮、仪表端正、学识丰富的壮年皇帝都完全符合一个传统优秀皇帝的标准。 不过，这个模范皇帝的二十五年统治，却是清朝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灰暗时期。乾隆后期，大清王朝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嘉庆年间，这些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进一步发展、恶化，以致积重难返。这位勤奋的皇帝眼看着曾经无比辉煌的王朝在下坡路上无望地下滑，眼看着那些必将导致王朝灭亡的危机萌芽不断成长壮大，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措施。在他统治的二十五年里，清朝渐渐被腐败和低效掏空了身子，待到后来东南沿海的一声炮响便轰然倒下。 问题就出在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上。 ·6· 满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和精神气质曾通过语言这个渠道，不间断地在帝室中传承。一直到乾隆以前，龙椅上坐着的都是勇于开拓、喜欢挑战的人。皇太极以一隅之地，不自量力地逐鹿天下；康熙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主动挑起与三藩的生死决斗；雍正皇帝放着太平皇帝不当，进行艰巨的政治改革，发誓要“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甚至在汉化进入最剧烈之时，乾隆皇帝身上的这种进取之气也毫不弱于他的祖先。乾隆二十年（1755 年）在天下承平之际，他冒着几乎全体朝臣的反对，毅然决定出兵西北，以举国之力，经过五年苦战，消灭准噶尔部，为中国新增了一个新疆省。“中国的武功，从成吉思汗以来，还没有谁能如此一举荡平两万余里，深入中亚腹地，军威远被不毛。” 可是到了嘉庆皇帝时，这种进取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母语的转变使嘉庆之后诸帝与祖先们之间出现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满族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因为思维方式的变化，出现了无可挽回的断裂。汉文化封闭、完足、先验的世界观通过多年一板一眼的正规教育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以后那些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年轻皇子。 世界在以汉语为母语的皇帝眼里不再是一个未知，而是已知。不再是变化的，而是固定的。他们以“法先王”“遵古训”为最佳执政方针。他们认为，伟大的祖先们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给一切都留下了解释，为一切制定了定式。到他们这个时代，做皇帝是件很简单的事，那就是按照祖先定下的规矩，一丝不苟地去执行罢了。 嘉庆十六年（1811 年），皇帝作了一篇《守成论》，系统总结了他的为政思想。他开宗明义即说：列祖列宗所制定的成规，后世子孙必须固守而不易。盖因创业之君，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已经尽善尽美。后世子孙应当谨守先人法则，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每件事都遵循祖宗成例，守之不变，则天朝基业必可传于万世而不坠也。 接下来，他谈到自己读中国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历观汉唐宋明诸朝的历史，每见王朝中期，皇帝们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皇帝一旦存心要改革，即有贪功之小人上前怂恿，纷纭更易，多设科条，必至旧章全失，新法无成，家国板荡，可不戒哉？因此，他强调：“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若存此念，天必降殃。” 嘉庆二十五年的统治，确乎也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守成”的原则。本来，嘉庆皇帝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前代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同。一方面，由于人口增长到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巨大数目，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承受异常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传统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已经失效，必须对经济制度和人口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国家才有出路。另一方面，乾隆以前传下来的规章制度大部分已经失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日益普遍，极大地削弱了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因而迫切需要深入的政治运行机制改革，调整利益关系，加强政策传达力，以修复国家的统治能力。 嘉庆皇帝那双用经史教育训练出来的眼睛却看不到形势的巨变。在他的视野里，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质的变化。一切大纲大法都将永远有效，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古老药方上通过加减药量来得到解决。因此，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他都拒不改变祖先留下的成规。漕运之争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漕运就是把中国南部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到北京用以供北方消费。到了嘉庆时代，这一制度已经高度腐败，在长长的运河线上，地方官员们设立了无数检查站。漕米每一次通过检查站都要交陋规，漕运费用越来越高，终于到了朝廷不能承受的地步。另外，由于连续不断的黄河水患，漕运的船只经常被截在运河不能北上，以致北方物价高涨，社会动荡。因此，越来越多的官员建议通过海运的方式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因为海运已被证明安全可行，并且由于没法设立检查站，可以大大减少腐败。 皇帝对大臣们的建议一时有点挠头。他挑不出这个建议的不妥之处，不过他心里打消不了对陌生海洋的疑虑。最终，他还是以“不应该改变祖宗的成法”为理由，发布了措辞强硬的上谕，否决了这一无论从哪方面看都非常合理的建议。为了补偿他的否决，皇帝不惜拨出巨额财政资金，用来补贴粮价，同时维修黄河河道。整个嘉庆朝，朝廷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以相当于海运成本数倍的金钱，艰难地维持着祖宗定下的河运制度。 这个守成皇帝，每日晨起，洗漱完毕，必先恭读先朝《实录》一卷，正襟端坐，全神贯注。一旦读到自己的行政措施与祖先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毫不犹豫地立刻改正。嘉庆二十年（1815 年），有人告发礼亲王在府内拷打民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皇帝大怒，命革去王爵，圈禁三年。命令发布一年后，他早起读康熙朝《实录》，内有一郡王打死平民被革去王爵并免其监禁的记录。皇帝发现他的处罚比康熙的重，当天即决定“敬承家法”，将礼亲王释放。皇帝的“守成”，严谨如此。 “守成”思想使皇帝失去了面对现实的能力。他拒不根据物价上涨水平提高官员的工资，以致贪污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以反对言利和防止聚众滋事为由，严禁各地开矿，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从表面上看，皇帝正一板一眼地步前辈的后尘，而实际上，却恰恰与祖先的施政精神背道而驰。 ·7· 吊诡之处在于，虽然已经遗落了民族精神，嘉庆皇帝强调“国语骑射”的声调之高却一点也不亚于祖辈。皇帝曾传谕全体官员：“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只不过，这个完全汉化了的皇帝已不能理解祖先们强调“国语骑射”的深远用意，他仅仅把这一要求当成了一个僵硬的教条。 虽然整个满族已经放弃使用满语，嘉庆依然遵循祖制，坚持要求满族大臣们奏事之时，用汉语和满语各写一份奏折。虽然他也知道满语的那一份通常都是对汉语的生硬、错误百出的翻译，因此也从来不读，但是这个规矩还是一直严格地坚持着。 骑射传统也认真地坚持着。从康熙开始，清帝形成了每年夏秋之际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狩的传统，一为习武健身，二为训练八旗精兵。对于这条沿袭已久的祖制家法，嘉庆帝当然要亦步亦趋，他说：“顺时行狝，典不可废。”虽然对打猎没有什么兴趣，嘉庆皇帝却还是严格遵循先祖留下的成式，每年都进围场。不过在祖先们是享受的行猎，在他却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这个守成皇帝打猎的路线及时间有严格规定，每年都绝不变化，也从不会因某处景致诱人而多停留一会儿。 失掉了民族精神的内核之后，无论是苦学“国语”还是勤习“骑射”，都不能给他的躯体里贯注祖先那生机勃勃的野性。在满族皇帝中，嘉庆皇帝第一个出现了精神颓唐、意志衰退的现象。祖先的政治文告中充满了自信、果断、坚强，而在嘉庆二十五年的执政生涯中，大臣们却经常听到他的叹息，甚至还有哭声。 嘉庆一朝，不但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而且政治纪律极度松懈，出现了许多离奇事件。嘉庆十八年（1813 年），数百名本属乌合之众的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居然手持木棍大刀顺利杀进皇宫大内，“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一打击让这个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勤政了十八年的模范皇帝备感震惊、委屈和困惑。皇帝写了“罪己诏”，回想自己十八年的辛苦，不禁“随笔泪洒”，痛哭失声：“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弊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通谕知之。” 这样软弱无力的指责在皇帝的诏书中不止一次出现。在诸臣的奏折上，皇帝的批评经常如同怨妇一样，委委屈屈、啰啰唆唆，然而，皇帝很少有气魄振作起来，对那些问题痛下杀手，彻底整顿。终嘉庆一朝，许多政治举措都是有始无终，不了了之。因此，嘉庆朝的政治怪象也就继续层出不穷。到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兵部失印案。堂堂大清兵部，官印竟然在匣内不翼而飞，负责官员发现了之后也不上报，而是将几个铜钱装在印匣内蒙混，直到半年后才被发现。 政风甚至衰颓到让皇帝想“守成”都守不成的地步。比如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秋狩制度，最终就是在嘉庆朝终止。原来，由于管理围场的官员不断盗卖围场中的木材，再加上由于缉查松弛，偷偷进入围场私伐林木、捕猎野兽、割取鹿茸的老百姓越来越多，致使林木日益稀少，牲兽锐减。嘉庆第一次打猎时，数千人忙了一整天，只打到两只狍子。到了嘉庆后期，曾经野兽成群的偌大围场已经野物无踪。皇帝打了一整天经常是白忙活。没有办法，这个祖宗成例只好寿终正寝了。 皇帝二十几年如一日，效仿祖先，每天四点就起床，从来不敢歇息一日，可是天下却在他手里变得如此千疮百孔，他这个皇帝当得如此丢人，也难怪他心灰意冷，意倦神疲。 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等过几天衍圣公辞行时，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亦难走，旱路罢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二十几年的帝王生涯，对这个懦弱的人来说，如同受了二十几年的罪。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8· 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乾隆带着儿孙在威逊格尔行围。十岁的小孙子绵宁在老皇帝面前引弓搭箭，居然一举中鹿。老皇帝喜不自胜，赋诗一首，中有“所喜争先早二龄”一句，意思是他本人十二岁初次随康熙行围，射中了一只熊，而小孙子初次中鹿的年龄比他还小两岁，看来大清朝一代更比一代强，诚可谓后继有人啊！ 老皇帝的鼓励大大激发了小皇孙学习武功的积极性，嘉庆帝的这个长子看来确实继承了爱新觉罗氏的武风。嘉庆十八年（1813 年），天理教徒攻入宫中时，绵宁正在上书房读书，闻变携鸟枪出视，立于养心殿阶下，连发两枪，击中两名已经爬上房顶的教徒，致使教徒们军心大乱，终于失败。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得此报告，欣慰不已，立命封绵宁为智亲王，增俸一万二千两，连他所用的那支枪也赐名曰“威烈”。从那个时候，天下万民就已经知道谁是下一代储君了。 这个后来的道光帝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相当专业的武术家，他创制过一套新刀法，名曰“二百连环刀”。对于火器，他也十分精通，曾经在奏折上与臣下讨论鸟枪的用法：“鸟枪非炮可比，不必论以轻重。朕自幼练习，深知此法。五斤至七八斤均可，总看人之技艺如何耳。……打枪之法，全在随机智巧，非尚膂力也。”词句之间可见他的内行。 可是历史就是这样喜欢与人们开玩笑。大清朝就是在这个颇为精通武功的道光皇帝手里，遭遇到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军事失败。在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的军事知识没能给他一点帮助。他的指挥如同盲人摸象，破绽百出。当然，鸦片战争的失利不应完全归到道光皇帝身上。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所导致的对西方世界的茫然无知，不应由道光负责。战争中由于对洋人缺乏了解，他只能以传统的武器和战术抵御新敌，也势在必行。因此，他败得情有可原。 我们真正无法原谅的是这个武术家在战败之后的表现。他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争强好胜、知耻后勇的祖先精神，没有表现出一点早期爱新觉罗氏应对变局时的灵活、机敏和睿智。这个乾隆皇帝寄予厚望的孙子的表现，只能用“麻木”二字来形容。 皇宫内院整洁漂亮的操练场上，一板一眼培养出来的武术家和从原始丛莽中生长出来的武士，虽然都手持刀枪，但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是不一样的。道光帝“守成”思想之坚定，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即位之初，他就宣布：祖先定下的规模制度，都清清楚楚地载在典册当中，我何敢有一点点更改？一心一意遵守祖宗成法，还怕遵守不好，怎么敢在施政中掺进自己的好恶？虽然到他手里时，大清朝已经破烂不堪，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除了“守成”之外，还有另辟新局的可能。宣宗朝《实录》总结他的一生说：皇帝一生经常诵读祖宗实录，一举一动遵循前规，极少进行更改。 本来，鸦片战争的结局，对道光皇帝来说，对整个中国来说，该是创深痛剧的。大清开国以来，列祖列宗从未遭此耻辱。父亲嘉庆朝出现的种种败政，与他的失败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在这种情况下，他理应睁开眼睛，仔细打量打量这个陌生的敌人，幡然变计，有所作为。可是，从战争结束到道光逝世的整整八年间，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对西方入侵这“千古未有之变局”采取过任何有针对性的措施。不错，他也一再下诏练兵设防，修葺炮台，整顿吏治，图谋挽救。可惜这些措施没有一项超出了战前的诏令，从中看不到任何由战败得到的启示。不仅林则徐探询西事、翻译西书没有引起道光的注意，连影响日著的《海国图志》也被无视，他不仅未能循战争的败征追踪事变的由来，连五口开放的动向也未触动他的心思。儒学的静止世界观牢牢控制了他的大脑，“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硬信条让他彻底丧失了现实感，丧失了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些满族人的后代，至此已经变得比明代后期的那些脑满肠肥的皇帝们还颟顸无用，因为他们的“四书五经”背得比明代皇帝要好。 在战争期间，这位皇帝也曾经对外部世界产生过暂时的兴趣。他甚至对大臣们不耻下问，那个英国为什么弄了个女人做国王？西洋的枪炮为什么那么厉害？不过战争一结束，皇帝就立刻把这段不快的经历忘到脑后，重新回到战前那种浑浑噩噩之中。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七月，大臣们进呈了战争中洋人用过的洋枪，精通火器的皇帝亲自试用，认为是“绝顶奇妙之品”，“灵便之至”。不过面对大臣们的仿造建议，他表示反对，说：“卿云‘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 事实再次证明，丧失了“实行”精神，再怎么样弘扬“武功”“骑射”这些形式上的民族传统也无济于事。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武一时的皇帝已经完全阿Q化了，史载他“晚年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 ·9· 虽然如此丢人现眼，嘉庆和道光两代帝王毕竟还能竭尽全力，维持了“勤政”“国语”“骑射”的满族传统的门面。如果不遇到千古非常之变，他们完全可以以“中主”的评价列入历代皇帝榜。 爱新觉罗末世子孙的退化更让人心惊。 道光帝的继承人咸丰因坠马受伤，成了瘸子。他是历代满族皇帝中唯一一个身体有残疾者。据说，身体素质差，是他成功登上皇位的原因之一。 在道光晚年的一次围猎中，武艺超群的六皇子奕䜣猎获的猎物最多，而四皇子奕詝却站在一旁，不发一箭。 原来，奕詝知道自己武功不如六皇子，听从老师杜受田的建议，以不忍射伤正在孕育期的鸟兽为自己辩解。不料道光因此觉得奕詝天性仁慈，符合汉族圣人所说的继承人的标准，从此对奕詝另眼相看。最终精明强干的奕䜣落选，加剧了清王朝覆灭当然，鸦片战争的失利不应完全归到道光皇帝身上。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所导致的对西方世界的茫然无知，不应由道光负责。战争中由于对洋人缺乏了解，他只能以传统的武器和战术抵御新敌，也势在必行。因此，他败得情有可原。 我们真正无法原谅的是这个武术家在战败之后的表现。他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争强好胜、知耻后勇的祖先精神，没有表现出一点早期爱新觉罗氏应对变局时的灵活、机敏和睿智。这个乾隆皇帝寄予厚望的孙子的表现，只能用“麻木”二字来形容。 皇宫内院整洁漂亮的操练场上，一板一眼培养出来的武术家和从原始丛莽中生长出来的武士，虽然都手持刀枪，但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是不一样的。道光帝“守成”思想之坚定，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即位之初，他就宣布：祖先定下的规模制度，都清清楚楚地载在典册当中，我何敢有一点点更改？一心一意遵守祖宗成法，还怕遵守不好，怎么敢在施政中掺进自己的好恶？虽然到他手里时，大清朝已经破烂不堪，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除了“守成”之外，还有另辟新局的可能。宣宗朝《实录》总结他的一生说：皇帝一生经常诵读祖宗实录，一举一动遵循前规，极少进行更改。 本来，鸦片战争的结局，对道光皇帝来说，对整个中国来说，该是创深痛剧的。大清开国以来，列祖列宗从未遭此耻辱。父亲嘉庆朝出现的种种败政，与他的失败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在这种情况下，他理应睁开眼睛，仔细打量打量这个陌生的敌人，幡然变计，有所作为。可是，从战争结束到道光逝世的整整八年间，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对西方入侵这“千古未有之变局”采取过任何有针对性的措施。不错，他也一再下诏练兵设防，修葺炮台，整顿吏治，图谋挽救。可惜这些措施没有一项超出了战前的诏令，从中看不到任何由战败得到的启示。不仅林则徐探询西事、翻译西书没有引起道光的注意，连影响日著的《海国图志》也被无视，他不仅未能循战争的败征追踪事变的由来，连五口开放的动向也未触动他的心思。儒学的静止世界观牢牢控制了他的大脑，“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硬信条让他彻底丧失了现实感，丧失了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些满族人的后代，至此已经变得比明代后期的那些脑满肠肥的皇帝们还颟顸无用，因为他们的“四书五经”背得比明代皇帝要好。 在战争期间，这位皇帝也曾经对外部世界产生过暂时的兴趣。他甚至对大臣们不耻下问，那个英国为什么弄了个女人做国王？西洋的枪炮为什么那么厉害？不过战争一结束，皇帝就立刻把这段不快的经历忘到脑后，重新回到战前那种浑浑噩噩之中。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七月，大臣们进呈了战争中洋人用过的洋枪，精通火器的皇帝亲自试用，认为是“绝顶奇妙之品”，“灵便之至”。不过面对大臣们的仿造建议，他表示反对，说：“卿云‘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 事实再次证明，丧失了“实行”精神，再怎么样弘扬“武功”“骑射”这些形式上的民族传统也无济于事。到了晚年，这位曾经英武一时的皇帝已经完全阿Q化了，史载他“晚年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 ·9· 虽然如此丢人现眼，嘉庆和道光两代帝王毕竟还能竭尽全力，维持了“勤政”“国语”“骑射”的满族传统的门面。如果不遇到千古非常之变，他们完全可以以“中主”的评价列入历代皇帝榜。 爱新觉罗末世子孙的退化更让人心惊。 道光帝的继承人咸丰因坠马受伤，成了瘸子。他是历代满族皇帝中唯一一个身体有残疾者。据说，身体素质差，是他成功登上皇位的原因之一。 在道光晚年的一次围猎中，武艺超群的六皇子奕䜣猎获的猎物最多，而四皇子奕詝却站在一旁，不发一箭。 原来，奕詝知道自己武功不如六皇子，听从老师杜受田的建议，以不忍射伤正在孕育期的鸟兽为自己辩解。不料道光因此觉得奕詝天性仁慈，符合汉族圣人所说的继承人的标准，从此对奕詝另眼相看。最终精明强干的奕䜣落选，加剧了清王朝覆灭的进程。 在咸丰之后，满族皇帝已经完全谈不上什么“武功”了。同治皇帝耽于寻花问柳，即使不是死于梅毒，看来也将以一个荒淫皇帝的名声载入史册。他的堂弟光绪皇帝则身体极差，不但年纪轻轻即长年耳鸣，而且一听到锣声就要遗精。 小皇帝溥仪一度曾很热心一种祖传的体育项目：玩骆驼。祖先们玩骆驼是为健身，是从站着的骆驼背上跳过去，小皇帝却是用树枝草棍戳戳骆驼的鼻孔，瞧着骆驼打喷嚏而已。 至于在清宫中彻底废除满语，则是发生在从江南长大、一个满文不识的慈禧主政时期。因为那些弯弯曲曲蚯蚓样的文字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她下令以后大臣的奏折，可以只书汉文，不写满语。至此，“满语”这个语言植物人才算寿终正寝，满族所有的重要传统，也算是荡然无存了。 ·10·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随着皇帝们意志的崩溃，整个满民族也陷入了金代晚期那样的腐化之中。 清代的普通满族人都是职业军人。国家规定，他们除了“骑射为业”外，不许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作为征服者，国家用优厚的饷银来作为对他们的报答。普通八旗兵“马甲兵”一年可以领饷银四十三两，米二十三升，还有住房和马匹这样的福利，以乾隆年间的生活水平算，一个马甲兵可以养活一家八口。 长时间的承平所导致的无所事事，不可避免地败坏了他们的性格。由于王朝末期纲纪废弛，他们根本不进行军事训练，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研究享受。正如巴尔扎克所说，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造就了风雅生活。晚清时期，漫长的悠闲生活已经融化了满族人身上最后一点风霜，他们悠然地在繁缛礼节和声色犬马中消遣人生。这些粗犷的关外汉子的后代，却把中原文化的精致、文雅与悠闲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旗兵的儿子老舍说，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上自王侯，下至旗兵，旗人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词儿。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意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若是细心地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 老舍的遗作《正红旗下》中举的一个例子，典型地说明了满族人气质的变化。 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又马上说起养鸟的技术来。……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 清代晚期，北京城已经成了八旗子弟的巨型游乐场。他们在汉文化的沃土上培育出来更加精巧、雅致、适度、温和、悠闲、气派的“旗人文化”。旗人们喝茶、放风筝、揉胡桃、放鹰、遛狗、喂鸽子、游庙、爬山、练书法、画画、看戏、煨人参、养鸟、下棋、浇花、斗促织、生儿子、睡大觉…… 《剑桥中国晚清史》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鸦片战争中这些在“旗人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满族人打起仗来怎么样变得比汉人还要不着调。书中说，在战争中，皇帝选择了他的堂兄弟奕经为统帅，此人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在军队实际进入战斗之前的一个月，一位有名望的画家以北宋美丽而色彩鲜艳的院体画法描绘了一幅凯歌高奏的战斗图画。奕经本人甚至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这使他忙了好几天以决定哪一篇宣布即将来临的胜利的文告写得最好。他最后选定了一篇，其中虚构了交战情况和对每个带兵官怎样传令嘉奖。不错，清帝的这位堂兄弟的确对开战的黄道吉日问题有些关心，但当他某日在杭州一座寺庙中求签抽到了一张虎形签时，这个问题便非常顺利地被解决了。因此很显然，攻击的时间应该是 1842 年 3 月 10 日凌晨 3 时至 5 时，即壬寅年的寅月寅日寅时；而且也碰巧是春天雨季最盛的时期。于是在战斗前夕，大多数部队拖着沉重艰难的步伐，越过泥泞的道路和沟渠而进入了阵地；又因道路泥泞，运粮困难，军队曾多日断粮。士兵体力消耗殆尽，又受雨淋又挨饥饿，他们就是这样准备进攻的。” 这样的进攻会导致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在鸦片战争中，从武勇到优雅的转变导致满族人终于蒙受耻辱。这种耻辱不是由于战斗的失败，而是由于精神的失败。 ·11· 天道无亲，每一份额外的所得最后都得以某种方式加倍偿还。一个腐败到这种程度的民族失掉政权是理所当然的。辛亥革命后，旗人按月领取钱粮的制度取消了，这些过去养尊处优的特权阶层身无长技，生活无着，多数逐渐沦为城市贫民阶层。可是，他们长期培养起来的生活习惯却不能改变。于是，在漫长的悠闲生活中形成的那些欲望、习惯和品味现在就成了折磨他们、使他们的贫困现状变得更难以忍受的伤口。他们饥一顿饱一顿地混着日子，靠回味过去在饭馆里享受过的美味来度过饥寒交迫的日子。梁实秋在谈到馋时，举了一个旗人的例子：“我有一位亲戚，属汉军旗，又穷又馋。一日傍晚，大风雪，老头子缩头缩脑偎着小煤炉子取暖。他的儿子下班回家，顺路市得四只鸭梨，以一只奉其父，父得梨，大喜，当即啃了半只，随后就披衣戴帽，拿着一只小碗，冲出门外，在风雪交加中不见了人影。他的儿子只听得大门匡朗（哐啷）一声响，追已无及。越一小时，老头子托着小碗回来了，原来他是要吃榅桲拌梨丝！从前酒席，一上来就是四干、四鲜、四蜜饯，榅桲、鸭梨是现成的，饭后一盘榅桲拌梨丝别有风味（没有鸭梨的时候白菜心也能代替）。这老头子吃剩半个梨，突然想起此味，乃不惜于风雪之中奔走一小时。” 过去耀武扬威的八旗军人变成了人人得以耻笑讥讽的“八旗子弟”。这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词，此时已经演变成了“好吃懒做”“死要面子”“穷讲究”的代名词。 光荣的历史与耻辱的现状的强烈对比让人不能不心生感慨。吴沃尧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曾经用极其尖酸的笔法描写一个在茶馆里吃烧饼的没落旗人：高升看见旗人从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看他写什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的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舐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假装写字蘸来吃。……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把桌子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原来有两颗芝麻掉桌缝子里了，他故意装作突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 一个曾经那么精明、坚强、进取的民族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堕落在汉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地下有知，是不是要后悔他们当初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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