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确定新的战略方针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连克数城，直抵乌江南岸。
1934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猴场，准备抢渡乌江，实现挺进黔北的战略方针。然而，此时的“左”倾领导人依然固执己见，对黎平会议正式确定的这一战略方针持不同意见，坚持回兵东进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之类的错误言论。
在军情紧急的情势下，为进一步消除分歧、统一思想，明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31日当天下午，就在猴场宋家湾一名商人宋泽生的宅子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这次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成为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等列席了会议。
猴场会议纪念馆内陈设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再次肯定毛泽东同志渡江北上的正确主张，否定“左”倾领导人提出的“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言论，决定立刻抢渡乌江，占领遵义。
猴场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会议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会议特别强调了军事指挥权问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明确了军事决策必须置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这就从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使党对军队的指挥正常化。
猴场会议纪念馆内陈设
会议还指出要“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要求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的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
会议同时强调要“有计划的与有步骤的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 ，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根据这一精神，总政治部于1月1日当天就起草并发出《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从此，红军对贵州白军开始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攻势。
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
为了庆祝新年，也为了鼓舞士气，1934年12月31日22时，朱德总司令命令:全军每人发元旦菜钱两角，以资慰劳。
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再到“跨年”的猴场会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日益得到中央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这一系列会议，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组织基础。
周恩来同志后来曾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猴场会议结束当天，极富传奇色彩的强渡乌江战斗就打响了。
乌江，素以水深、流急、岸陡著称。负责乌江防线的侯之担严密布守，妄图阻止红军过江。他甚至夸口说，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
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准备强渡乌江。
2日上午，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突破乌江天险的战斗开始，由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7名水性好的战士泅渡。晚上部队又组织18名勇士乘竹筏在江界河新渡口偷渡。
3日9时，强渡重新开始，红军战士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乘竹筏从新渡口冲向对岸。头天晚上偷渡成功的毛振华等人突然在岸上发起攻击，敌军顿时乱成一团。接着，后面的竹筏陆续跟了过去。
强渡成功之后，架桥成为当务之急。怎么办？
对此，耿飙同志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水流湍急的乌江上能不能架桥？老百姓说，不能，要能架桥不早架了。工兵专家说，按照国内外的资料，在流速超过每秒两米的河面上，不能架桥。再说这里也没有能够用来架桥的材料。
我那时二十五六岁，脾气也大，就说，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的问题，你们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不是架了不少桥吗？难道在乌江这里就没有办法了？你们说没有架桥的材料，这竹子不就是材料吗？
我把团里那些以前当过木匠、篾匠、铁匠的战士挑选出来，和工兵专家、当地群众召集在一起，共同召开诸葛亮会，研究出一种“竹排浮桥”的方案。搭建浮桥要把握三个要点，重物压载防漂移，主缆校正辅助作业，竹排联结防断线。
但是水流太急了，就固定不了搭过去的浮桥。后来他们就用了一个办法，用一些竹筐，把这些沉重的东西放在竹筐里面，然后用竹子把它穿成有一点狼牙棍的形式，放下去以后，江底的石头把这个东西就卡住了，就把它固定下来。就搭了200米的浮桥。
最后几节竹排撑进轴线，一座浮桥，出现在狂涛骇浪的乌江上。
太阳快落山了，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首长来到桥边。毛泽东一边听刘伯承同志介绍架桥的经过，一边点头称赞。他们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这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
在乌江天险面前，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四团仅用3天时间就创造性地编扎竹筏架设起一座“飞架南北”的浮桥，中央红军由此开始陆续渡江，向遵义挺进，这才有了后来的遵义会议。
耿飚题词：“天险飞渡，震古烁今”
2021年春节前夕，来到贵州考察调研。在乌江上游乌蒙山深处，陷入沉思：“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
当时伴随红军长征的《红星报》，刊登了一篇通讯《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对红军强渡乌江天险的战斗作了详细的记载。
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1月6日，待红军到达遵义有了休整时间后正式刊发，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此时的《红星报》主编，正是邓小平同志。
正是在1月6日这一天，中央红军分三路全部渡过了乌江天险，将国民党几十万追兵阻隔在乌江南岸。
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党和红军即将在这里迎来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革命的新篇章由此开启。
(采写：周昭成 刘名美)
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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