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和易昌是一个家属院的,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正文有几个部分?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正文有几个部分(正文)

正文有几个部分

我和易昌是一个家属院的。

在这个冀南小城以京广铁路为界,铁路以西是本地人称为“铁西”的工厂区,很多国营工厂的家属院和生活区都处在铁西,本地人习惯以为铁路以东才是市区,铁西自然就是郊区了。

我从小长大的家属院就位于铁西。

那时我们厂是国营单位,我爸妈是双职工,单位有子弟小学,易昌那时在学校和院里都是大名鼎鼎,因为他妈妈是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几乎单位里所有的孩子都上过他妈妈的课。

单位没有子弟中学,易昌在市里上的初中,然后考的本单位的技校,像很多单位子弟一样,毕业后进厂当了工人。他学的是电焊专业,也有证,但基本不会焊,九十年代后期,国营工厂效益已经滑坡,有眼光和有技术的早已另谋出路,但是很多像易昌父母和我父母一样的老工人,还是觉得国营单位的正式工作有保障,于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我,也被父亲安排进单位在仓储科上班,当库管。

我从小爱看电影,那时单位有自己的工人俱乐部,每个月工会都发电影票,大人们没时间看,我经常自己去看电影,到了九十年代,慢慢的,工人俱乐部的电影观众越来越少,俱乐部分割出租给台球厅、游戏厅、录像厅。

九十年代的年轻人,生活不可不提的就是录像厅,后来才有了所谓的镭射影厅。那时主要是播放港片和美国大片,我就没少在录像厅看港片,周润发、周星驰等等。

经常一起泡录像厅看片的除了易昌和我,还有黑条和Kent李。

Kent李叫李现,因为爱抽Kent烟而得名,后来这厮去美国混,还真把Kent当成自己的英文名。Kent李是那时少有的大学毕业没去大城市还回我们单位工作的大学生,他爸是单位领导,他学的中文,在单位办公室负责宣传。

黑条叫段绦,因为别人不认识那个绦字,老念成“段条”,他是武警复员兵,长得黑、水性好,我们就戏称他“浪里黑条”,后来慢慢简化成黑条。黑条复原后,被分配在市公安局,专门为我们单位设的派出所当临时干警。

我们四个都是本厂子弟,很是合得来。

Kent李的家是我们单位第一个有录像机的,后来他家也是第一个有VCD、三碟连放,很是牛叉。易昌则舍得买盘,我们都觉得租个盘看个热闹得了,易昌则认为好片子必须收藏。于是到了两千年后的DVD时代,易昌几乎疯狂地买各种电影DVD。那时我们一起看了很多电影,从易昌那我们知道了盖里奇、昆汀、科恩兄弟,也看了《肖申克的救赎》《两杆大烟枪》《低俗小说》等,国内的我们知道贾樟柯、王小帅,看过了《站台》《小武》《青红》。

易昌是电脑大厦卖盘商贩的财神爷,享受诸如先看再买、超低折扣、赊账等各种优待。

对此,我们羡慕得不得了。

看的片子多了,易昌的口味、眼界都不一样了,我们经常一块对各种电影发表评论,易昌看上的就极力推崇,看不上就说是一坨屎,极力贬低;我则对于电影画面光影比较敏感,这也是我后来学习摄影的起因;Kent李的文笔好,经常从文学性分析剧情;黑条则认为电影主要是塑造人物,看的就是演技。

过了几年,单位已经支撑不住,几次减员增效,我第一个下岗,易昌紧接着回家,而Kent李居然在网上聊天认识了一个富二代,网恋成功闪婚,然后离职,夫妻双双赴美。

这事在当时轰动全厂,他爹很是挺着腰板自豪了一阵。最踏实的是黑条,他赶上了时机转成正式干警,继续在派出所上班。

下岗的日子无所事事,我和易昌有了大量空闲时间,而经济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开始单位还给几百基本工资,后来一分都没有了。

年过而立的我们十分尴尬,没技能没学历没人脉,我只好应聘到一个私企当库管,易昌干脆自己开始卖盘。用他的话说,叫“以卖养看”,他卖盘挣的那点钱,都换成了他自己喜欢的盘留着,也就赚点吃喝。

大概2003年,我们一起看了《盲井》的DVD,因为我们这边也有矿区,煤矿很多,所以这部电影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易昌第一次知道,非职业演员也能演出这么好的电影。

他对我说:“导演哪找这么个傻家伙演的元凤鸣,估计本人也不够数”,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操着一口冀南方言的小伙叫王宝强,他后来成为无数做电影梦的草根青年膜拜的偶像。

2004年,王宝强参演的《天下无贼》大火,易昌深受震动,了解王宝强的出身后,他在一次聚会上睁着酒后充血的小眼说:“王宝强那个家伙都能行,都是河北的,我总比他强吧。”

我们拿他打岔说,你比他难看多了,有特点,能让人一眼记住,你要早去北电制片厂门口一蹲,绝对鸭立鸡群,就没王宝强啥事了。

可能因为易昌是独生子的缘故,他父母很惯着他,使他对于自己有一种迷之自信,虽然自己长得瘦小枯干不到一米六五,一张疙疙瘩瘩的马脸上嵌着一对绿豆小眼,但是他对于衣着打扮很是上心,留着艺术家的长发,没事出门爱戴个帽子。抽烟的时候,易昌喜欢眼睛往斜上方看作思考状,张嘴闭嘴都是电影术语。

我那时没想到,电影梦会改变他一生的际遇。

易昌的人缘并不好,作为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男人,和所有男人都一样,易昌对女人很感兴趣,周边朋友大都已婚,他们的媳妇或女友没有一个入得了他的小眼,不是说身材不好,就是说气质不行,要不就是一看就是村妞。

他也经常这样评价电影里的女演员。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慢慢的,易昌跟哥们之间渐渐疏远,随着我也结婚,单位这茬子弟只有易昌还没动静,他父母很是着急,没少让同事亲戚给他介绍对象,但易昌见面后的结果永远是看不上人家。当然,人家也看不上他。

渐渐的,易昌愈发沉迷在自己的电影世界里,他是我见过唯一一个看毛片不快进的人,而且阶段性地追某个女演员,有段时间他很迷桂纶镁,《蓝色大门》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经常对我感叹,咱们怎么就遇不到这样气质的女的。我说你在河沟里想捞鲸鱼可能吗,郭德纲说过“好狗都得去北京叫唤”,别说演员了。

于是,在2007年的秋天,三十五岁的易昌下定决心去北京追逐自己的演员梦。他把很多DVD都送给我们,连飞利浦的播放机都扔给了我,说这次不混出来绝不见家乡父老。

我当时在私企当库管时认识一个同事张斌,学计算机的,给仓库做完仓储软件后去了北京的中关村发展,我还带他来易昌这买过盘。

就这样,我给张斌打了一个电话,让易昌到北京先住到他那,他说没问题。

Kent李还在美国,我和黑条给易昌践行,酒后的他带着他年必锦衣还乡的气势来到火车站。我和黑条送他到候车室,那时火车票还不是实名制,进站不用查身份证,但车站的巡警一看见易昌,马上就逮着他让他出示身份证。

我借此还跟易昌开玩笑说,你长得多有特点,连警察同志都觉得你不像好人,就你这条件,几百年才出一个,不演个反派就浪费了。

易昌上车走后,看着他离去,黑条才对我说,易昌想去北漂,他的父母本不同意,是他给易昌父母说让他去一趟,死心回来也就踏实了,要不不能安稳过日子。他的父母才同意。

那天黑条最后说:“做人要是没有理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但每条咸鱼晒的时候都得翻身,人能不能实现理想可就不一定了。”

到了北京后,易昌给我打电话,说已经暂时安顿在张斌的出租房,他开始在北三环的北影厂门口蹲活了,王宝强就是从这开始演员生涯的。他还说他见了几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女学生来拍戏,长得真漂亮,语气里满是兴奋。

转眼入冬,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家属院很多水管都冻崩了。易昌那时不用我们都已经用的QQ,老说那是小孩玩的玩意,这次却用QQ加我,在QQ给我抱怨北京真他妈冷,吃饭真他妈贵。我说你这次咋与时俱进了,他说很多群演和副导找演员都在QQ里说,不用不行。

到了年底,张斌给我打电话说,他不在中关村混了,要回来在电脑大厦开个软件门市。

我替易昌担心,问那易昌住哪,他说房子已经退了,易昌搬走了。他也不知道他住哪。

转眼过了年,易昌来找我。

原来他年前就回来了,没好意思说。当群演的活儿时有时无的,永远是跑龙套,除了几十块钱和一顿盒饭,根本不够在北京生存。

张斌把房退了后,易昌没钱租房,他就学着那些老群演,去睡地下通道,睡了一个晚上就把他冻发烧了。他说有很多六七十岁的老北漂就一直打地铺,他自己是服了,但受不了那个罪,京漂不适合他,费死劲等不着个剧组。

我说那你打算咋办,他说他听很多群演说横店的机会多,每天都有几十个剧组在拍戏,他想去,哪怕能有一部戏把他的名字打在演员表里而不是参加演出,他就满足了。

春天的时候,易昌去了横店。

我们偶尔在QQ上联系,这次他说机会多,每天都能有剧组上戏,还见到不少明星大导演。我说:“那你好好混吧,抓住机会。”

后来有一天,久不联系的Kent李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在国外看了个电视剧《杀虎口》里面有个棺材瓤子的角色怎么看着特像易昌。

我说易昌在横店当群演,这种有名有姓有台词的估计轮不着他,Kent李一嘴不屑,“等着我回国了捧捧老易,”一股成功人士的口风。

到了秋天,易昌一脸憔悴地从横店归来。

我问他横漂生涯咋样,他不愿意提,说每天都那样,不停地跑剧组,光演日军一天就得死好几次,每天演死人领盒饭实在没意思。

我说“听说演死人还给红包呢”,他说群演红包也就十块钱,都不够买一盒烟。

这次,易昌对我说:“我想明白了,我不适合干演员。”我说你这追过梦,比我们都强,总算没有遗憾了,剩下时间想办法挣钱过日子吧。

不久Kent李从美国归来,我们四个隔了好多年又聚到一起,Kent李说他不回美国了,离婚了,以后在国内发展。他住在本地最大的宾馆,请我们吃大餐、洗浴、唱K,说他的手里有点资金,很看好国内的咖啡市场,在云南准备搞一个小粒咖啡种植园项目,万事俱备,手续都已经办妥,正在和上海老板谈融资。

问到易昌的近况后,Kent李颐指气使地说,“电影也是资本运作的结果,我不信什么艺术,我就信商业资本,老易你别管了,我这个项目做成以后,我给你出资拍电影,我当出品人,你当制作人编剧导演,想自己演也可以。”

黑条和我插不进话,易昌有点异乎寻常的激动,唱了首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过几天,Kent李带着易昌一起飞去昆明,接待投资的上海老板,又过了几天,易昌在QQ上告诉我,说投资已经到位,Kent李已经开始实际操作项目了,说他正在构思剧本。

不料过了一个月,Kent李和易昌突然赶回来,Kent李也不住宾馆了,而是住在易昌家,他头发几乎全白,看着老了十几岁,言语支吾说有点小问题想贷点款,后来易昌背着他气急败坏地告诉我,说人家上海老板的钱已经到位,Kent李想挣个快钱,拿人家的投资去炒期货,一夜之间把钱赔光了。

人家让Kent想办法,否则要他的命。

易昌很是失望,自己的电影梦又一次破灭了。后来,Kent李的父母把房子卖了也没凑够,Kent李在朋友间以自己的项目名义骗钱,骗来的钱几天就挥霍一空,然后就消失了。

Kent李消失后,易昌在家闭门不出,以李安为偶像潜心创作剧本,对我说:“李安赋闲在家窝居六年,我也可以几年打磨一个剧本。”

我看过易昌写的剧本,几乎每一个人物和情节我都能在看过的电影里找到类似的,偶尔有几个闪光的创意脑洞,他也没有去展开。

易昌把剧本写好后,一个他在横店认识的副导演跟他说有影视公司正在找剧本,让他把剧本发过去。易昌大喜过望,结果却石沉大海,过了一段时间,他在一部电视剧看到被改过他的剧本里的几个创意,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转眼到了2012年,我开始学习摄影,黑条已经发福并且混成了副所长,Kent李据说在外地和一个寡妇结婚。年过四十的易昌,依然孑然一身,继续做着自己的电影梦。

易昌的父母对他结婚这事也已经死心,随他去了,他家搬了新居,把老房子出租,易昌就靠着房租生活。我们都已习惯在网上看电影,而他依然喜欢看DVD,还在周末去旧书摊摆摊,把自己不爱看的DVD卖掉。

在一堆卖旧书的大爷中间,留着小辫的易昌摆摊卖各种奇怪电影的DVD,有些岁数大的老人不会用电脑,问他有没有流行的电视剧,他都没好气地说那是垃圾。生意也就可想而知。

2016年的一天,易昌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加他的微信,我说有事电话说呗,他嘿嘿笑:微信有朋友圈,你加上看看我的朋友圈。

我不知道啥意思,加上他微信一看他的朋友圈,原来他正在参加我们本地一个网络电影的拍摄,天天跟着剧组,每天发十几条朋友圈。

我给他留言点赞,“这回老易牛逼了。”

后来这部网络电影上线,易昌告诉我们一定要看,我看了才知道他只有一场戏:男主角去买枪,易昌扮演的一个黑社会老大,卖给他手枪却不给子弹,男主角要子弹时,易昌扮演的黑老大非常平静地说:“一颗一万”。

两分钟的戏,好歹是有正脸特写,还有大段台词,对于易昌来说太难得了。

电影结束后,易昌的名字终于不是在参加演出里,但也不是主演,而是在友情出演中。

拍完这部电影后,易昌看见谁都笑呵呵的。我们很多人见到他都和他打岔:“老易牛逼啊,名人了,一颗一万。”

开始他还很高兴,满脸笑意地说别闹别闹,后来有人说“您这片酬得十万吧?”老易听出人家语气里的揶揄,讪讪地说,友情出演没有钱。我们都说不信不信。后来这电影不知道为什么在网站下架了,易昌也就不愿再提这事。

到了那年冬天,有一个剧组来邯郸取景拍一部警匪剧,警校的老师介绍我给剧组拍剧照。那个电视剧有几个知名演员,我开始也很兴奋,后来跟了剧组几天才知道,拍戏非常辛苦,每天出去十几个小时,在三九天的野地里站着,演员还不能穿冬装,群演不够时我还跑过龙套,演走来走去的路人,穿着单衣一会就冻透了,而剧组的饭啥时开全凭导演一句话,站在寒风里吃着餐盘里的饭,一会就冰凉了。

后来和剧组的人熟了,我也认识了一个副导演,知道他跟过无数大剧组,很有经验。

我和他比较聊得来,剧组需要群演时,我帮他在本地找到了几个合适的,他很是感谢我,我就说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电影,北京横店都漂过,现在家写剧本,是一个有电影梦的人。他说哪天一起聊聊,我就喜欢有电影梦的人。

后来,我就把易昌介绍给了这位副导演。

我跟易昌说,这位副导演认识很多影视圈大腕,就看你那剧本的故事有没有价值了。

过了几天,我跟组拍照回来,问副导演,“我这哥们那剧本行吗?”他笑了,说你这位朋友写的那东西不能算剧本,李敖说过:人生先是观众,然后是演员,最后到幕后。他还处在观众阶段,电影只是一个表达形式,他既没有表达的内容,也不会这种表达的方式,他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讲不了,吃不了这个饭。

听了他的一番话,我默然。

但这话,我也没跟易昌聊过。

那时,易昌处在一个临界点状态,Kent李消失后,平常见他的就是我和黑条,一起吃饭开始是我掏钱,后来黑条荣升副所长,一般是他买单。我不好意思白吃,每次都带酒或者买个烧鸡肘子之类添个硬菜,黑条开始很愿意和我们俩聊,说在所里天天绷着神经,也就咱哥们在一起聊聊能放松一下。后来却越聚越少。

因为每次喝酒开始时,易昌总是一通感慨,说你们都比我强,我他妈四十了啥也没干成,连个媳妇都没有,穷死了云云。可是只要白酒二两或者啤酒几瓶下肚,易昌就开始谁也不服,从张艺谋怼到冯小刚,然后说到身边的人,哪个他都看不上,还说黑条就是衙门里的狗,说我胸无大志云云。我们听完都黑着脸。

本来黑条很照顾老易,已经发福的他把自己不能穿的衣服鞋都给了易昌,几乎都是没穿过的名牌,还经常给易昌烟酒茶之类的,但经过几次这样的酒局,黑条也就不咋找他。慢慢的,我也忙于自己的生活,和易昌见得也少了。

2018年,易昌感到自己的剧本不会有人看上,决定自己拍,问我能不能用单反和他一起摄像。我说拍视频虽然我没咋拍过,前期拍摄应该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是,我只会照片的后期,可视频剪辑和后期我一窍不通。易昌还是一贯的自信,“那有什么,我学学就会了。”

于是我给他拍了几段素材,我又找搞婚礼摄像的朋友给易昌下了一个视频剪辑软件,易昌鼓捣几下,很快就放弃了。二十年来,只在电脑上敲字的他和这些软件早已脱节,他经常用的APP就是微信,还有用来卖盘的闲鱼。

这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去年,政府把国营单位的地块拍卖给开发商,企业由私企入股迁到市外的工业园区,原来这些员工要不选择拿安置费自谋职业,要不选择回单位上班,否则社保就不给续。我选择要安置费以后自己交社保,而离开单位十几年的易昌选择剪掉长发,重新回到了单位上班。

我回老家属院看望父母时,经常碰见易昌在门口等接他们上下班的班车,碰见了就点根烟聊聊。我说现在车间有活吗?能开工资吗?易昌面无表情地说,有没有活都一千来块钱,就算有活我也不会焊了。我好歹是正式工,就是等退休,厂子给交一年社保就算赚一年。人就得认命,命中八尺,莫求一丈。

2020年的夏至,好不容易休息一天的我在家里补觉,下午醒来,习惯性地拿起手机刷微信,忽然看到很久不发朋友圈的易昌发了一条“祝自己四十八岁本命年生日快乐。”他的签名写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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