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和易昌是一个家属院的，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正文有几个部分?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正文有几个部分
一
我和易昌是一个家属院的。
在这个冀南小城以京广铁路为界，铁路以西是本地人称为“铁西”的工厂区，很多国营工厂的家属院和生活区都处在铁西，本地人习惯以为铁路以东才是市区，铁西自然就是郊区了。
我从小长大的家属院就位于铁西。
那时我们厂是国营单位，我爸妈是双职工，单位有子弟小学，易昌那时在学校和院里都是大名鼎鼎，因为他妈妈是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几乎单位里所有的孩子都上过他妈妈的课。
单位没有子弟中学，易昌在市里上的初中，然后考的本单位的技校，像很多单位子弟一样，毕业后进厂当了工人。他学的是电焊专业，也有证，但基本不会焊，九十年代后期，国营工厂效益已经滑坡，有眼光和有技术的早已另谋出路，但是很多像易昌父母和我父母一样的老工人，还是觉得国营单位的正式工作有保障，于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我，也被父亲安排进单位在仓储科上班，当库管。
我从小爱看电影，那时单位有自己的工人俱乐部，每个月工会都发电影票，大人们没时间看，我经常自己去看电影，到了九十年代，慢慢的，工人俱乐部的电影观众越来越少，俱乐部分割出租给台球厅、游戏厅、录像厅。
九十年代的年轻人，生活不可不提的就是录像厅，后来才有了所谓的镭射影厅。那时主要是播放港片和美国大片，我就没少在录像厅看港片，周润发、周星驰等等。
经常一起泡录像厅看片的除了易昌和我，还有黑条和Kent李。
Kent李叫李现，因为爱抽Kent烟而得名，后来这厮去美国混，还真把Kent当成自己的英文名。Kent李是那时少有的大学毕业没去大城市还回我们单位工作的大学生，他爸是单位领导，他学的中文，在单位办公室负责宣传。
黑条叫段绦，因为别人不认识那个绦字，老念成“段条”，他是武警复员兵，长得黑、水性好，我们就戏称他“浪里黑条”，后来慢慢简化成黑条。黑条复原后，被分配在市公安局，专门为我们单位设的派出所当临时干警。
二
我们四个都是本厂子弟，很是合得来。
Kent李的家是我们单位第一个有录像机的，后来他家也是第一个有VCD、三碟连放，很是牛叉。易昌则舍得买盘，我们都觉得租个盘看个热闹得了，易昌则认为好片子必须收藏。于是到了两千年后的DVD时代，易昌几乎疯狂地买各种电影DVD。那时我们一起看了很多电影，从易昌那我们知道了盖里奇、昆汀、科恩兄弟，也看了《肖申克的救赎》《两杆大烟枪》《低俗小说》等，国内的我们知道贾樟柯、王小帅，看过了《站台》《小武》《青红》。
易昌是电脑大厦卖盘商贩的财神爷，享受诸如先看再买、超低折扣、赊账等各种优待。
对此，我们羡慕得不得了。
看的片子多了，易昌的口味、眼界都不一样了，我们经常一块对各种电影发表评论，易昌看上的就极力推崇，看不上就说是一坨屎，极力贬低；我则对于电影画面光影比较敏感，这也是我后来学习摄影的起因；Kent李的文笔好，经常从文学性分析剧情；黑条则认为电影主要是塑造人物，看的就是演技。
过了几年，单位已经支撑不住，几次减员增效，我第一个下岗，易昌紧接着回家，而Kent李居然在网上聊天认识了一个富二代，网恋成功闪婚，然后离职，夫妻双双赴美。
这事在当时轰动全厂，他爹很是挺着腰板自豪了一阵。最踏实的是黑条，他赶上了时机转成正式干警，继续在派出所上班。
下岗的日子无所事事，我和易昌有了大量空闲时间，而经济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开始单位还给几百基本工资，后来一分都没有了。
年过而立的我们十分尴尬，没技能没学历没人脉，我只好应聘到一个私企当库管，易昌干脆自己开始卖盘。用他的话说，叫“以卖养看”，他卖盘挣的那点钱，都换成了他自己喜欢的盘留着，也就赚点吃喝。
大概2003年，我们一起看了《盲井》的DVD，因为我们这边也有矿区，煤矿很多，所以这部电影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易昌第一次知道，非职业演员也能演出这么好的电影。
他对我说：“导演哪找这么个傻家伙演的元凤鸣，估计本人也不够数”，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操着一口冀南方言的小伙叫王宝强，他后来成为无数做电影梦的草根青年膜拜的偶像。
2004年，王宝强参演的《天下无贼》大火，易昌深受震动，了解王宝强的出身后，他在一次聚会上睁着酒后充血的小眼说：“王宝强那个家伙都能行，都是河北的，我总比他强吧。”
我们拿他打岔说，你比他难看多了，有特点，能让人一眼记住，你要早去北电制片厂门口一蹲，绝对鸭立鸡群，就没王宝强啥事了。
可能因为易昌是独生子的缘故，他父母很惯着他，使他对于自己有一种迷之自信，虽然自己长得瘦小枯干不到一米六五，一张疙疙瘩瘩的马脸上嵌着一对绿豆小眼，但是他对于衣着打扮很是上心，留着艺术家的长发，没事出门爱戴个帽子。抽烟的时候，易昌喜欢眼睛往斜上方看作思考状，张嘴闭嘴都是电影术语。
我那时没想到，电影梦会改变他一生的际遇。
三
易昌的人缘并不好，作为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男人，和所有男人都一样，易昌对女人很感兴趣，周边朋友大都已婚，他们的媳妇或女友没有一个入得了他的小眼，不是说身材不好，就是说气质不行，要不就是一看就是村妞。
他也经常这样评价电影里的女演员。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慢慢的，易昌跟哥们之间渐渐疏远，随着我也结婚，单位这茬子弟只有易昌还没动静，他父母很是着急，没少让同事亲戚给他介绍对象，但易昌见面后的结果永远是看不上人家。当然，人家也看不上他。
渐渐的，易昌愈发沉迷在自己的电影世界里，他是我见过唯一一个看毛片不快进的人，而且阶段性地追某个女演员，有段时间他很迷桂纶镁，《蓝色大门》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经常对我感叹，咱们怎么就遇不到这样气质的女的。我说你在河沟里想捞鲸鱼可能吗，郭德纲说过“好狗都得去北京叫唤”，别说演员了。
于是，在2007年的秋天，三十五岁的易昌下定决心去北京追逐自己的演员梦。他把很多DVD都送给我们，连飞利浦的播放机都扔给了我，说这次不混出来绝不见家乡父老。
我当时在私企当库管时认识一个同事张斌，学计算机的，给仓库做完仓储软件后去了北京的中关村发展，我还带他来易昌这买过盘。
就这样，我给张斌打了一个电话，让易昌到北京先住到他那，他说没问题。
Kent李还在美国，我和黑条给易昌践行，酒后的他带着他年必锦衣还乡的气势来到火车站。我和黑条送他到候车室，那时火车票还不是实名制，进站不用查身份证，但车站的巡警一看见易昌，马上就逮着他让他出示身份证。
我借此还跟易昌开玩笑说，你长得多有特点，连警察同志都觉得你不像好人，就你这条件，几百年才出一个，不演个反派就浪费了。
易昌上车走后，看着他离去，黑条才对我说，易昌想去北漂，他的父母本不同意，是他给易昌父母说让他去一趟，死心回来也就踏实了，要不不能安稳过日子。他的父母才同意。
那天黑条最后说：“做人要是没有理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但每条咸鱼晒的时候都得翻身，人能不能实现理想可就不一定了。”
到了北京后，易昌给我打电话，说已经暂时安顿在张斌的出租房，他开始在北三环的北影厂门口蹲活了，王宝强就是从这开始演员生涯的。他还说他见了几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女学生来拍戏，长得真漂亮，语气里满是兴奋。
转眼入冬，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家属院很多水管都冻崩了。易昌那时不用我们都已经用的QQ，老说那是小孩玩的玩意，这次却用QQ加我，在QQ给我抱怨北京真他妈冷，吃饭真他妈贵。我说你这次咋与时俱进了，他说很多群演和副导找演员都在QQ里说，不用不行。
到了年底，张斌给我打电话说，他不在中关村混了，要回来在电脑大厦开个软件门市。
我替易昌担心，问那易昌住哪，他说房子已经退了，易昌搬走了。他也不知道他住哪。
四
转眼过了年，易昌来找我。
原来他年前就回来了，没好意思说。当群演的活儿时有时无的，永远是跑龙套，除了几十块钱和一顿盒饭，根本不够在北京生存。
张斌把房退了后，易昌没钱租房，他就学着那些老群演，去睡地下通道，睡了一个晚上就把他冻发烧了。他说有很多六七十岁的老北漂就一直打地铺，他自己是服了，但受不了那个罪，京漂不适合他，费死劲等不着个剧组。
我说那你打算咋办，他说他听很多群演说横店的机会多，每天都有几十个剧组在拍戏，他想去，哪怕能有一部戏把他的名字打在演员表里而不是参加演出，他就满足了。
春天的时候，易昌去了横店。
我们偶尔在QQ上联系，这次他说机会多，每天都能有剧组上戏，还见到不少明星大导演。我说：“那你好好混吧，抓住机会。”
后来有一天，久不联系的Kent李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在国外看了个电视剧《杀虎口》里面有个棺材瓤子的角色怎么看着特像易昌。
我说易昌在横店当群演，这种有名有姓有台词的估计轮不着他，Kent李一嘴不屑，“等着我回国了捧捧老易，”一股成功人士的口风。
到了秋天，易昌一脸憔悴地从横店归来。
我问他横漂生涯咋样，他不愿意提，说每天都那样，不停地跑剧组，光演日军一天就得死好几次，每天演死人领盒饭实在没意思。
我说“听说演死人还给红包呢”，他说群演红包也就十块钱，都不够买一盒烟。
这次，易昌对我说：“我想明白了，我不适合干演员。”我说你这追过梦，比我们都强，总算没有遗憾了，剩下时间想办法挣钱过日子吧。
不久Kent李从美国归来，我们四个隔了好多年又聚到一起，Kent李说他不回美国了，离婚了，以后在国内发展。他住在本地最大的宾馆，请我们吃大餐、洗浴、唱K，说他的手里有点资金，很看好国内的咖啡市场，在云南准备搞一个小粒咖啡种植园项目，万事俱备，手续都已经办妥，正在和上海老板谈融资。
问到易昌的近况后，Kent李颐指气使地说，“电影也是资本运作的结果，我不信什么艺术，我就信商业资本，老易你别管了，我这个项目做成以后，我给你出资拍电影，我当出品人，你当制作人编剧导演，想自己演也可以。”
黑条和我插不进话，易昌有点异乎寻常的激动，唱了首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过几天，Kent李带着易昌一起飞去昆明，接待投资的上海老板，又过了几天，易昌在QQ上告诉我，说投资已经到位，Kent李已经开始实际操作项目了，说他正在构思剧本。
不料过了一个月，Kent李和易昌突然赶回来，Kent李也不住宾馆了，而是住在易昌家，他头发几乎全白，看着老了十几岁，言语支吾说有点小问题想贷点款，后来易昌背着他气急败坏地告诉我，说人家上海老板的钱已经到位，Kent李想挣个快钱，拿人家的投资去炒期货，一夜之间把钱赔光了。
人家让Kent想办法，否则要他的命。
易昌很是失望，自己的电影梦又一次破灭了。后来，Kent李的父母把房子卖了也没凑够，Kent李在朋友间以自己的项目名义骗钱，骗来的钱几天就挥霍一空，然后就消失了。
Kent李消失后，易昌在家闭门不出，以李安为偶像潜心创作剧本，对我说：“李安赋闲在家窝居六年，我也可以几年打磨一个剧本。”
我看过易昌写的剧本，几乎每一个人物和情节我都能在看过的电影里找到类似的，偶尔有几个闪光的创意脑洞，他也没有去展开。
易昌把剧本写好后，一个他在横店认识的副导演跟他说有影视公司正在找剧本，让他把剧本发过去。易昌大喜过望，结果却石沉大海，过了一段时间，他在一部电视剧看到被改过他的剧本里的几个创意，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五
转眼到了2012年，我开始学习摄影，黑条已经发福并且混成了副所长，Kent李据说在外地和一个寡妇结婚。年过四十的易昌，依然孑然一身，继续做着自己的电影梦。
易昌的父母对他结婚这事也已经死心，随他去了，他家搬了新居，把老房子出租，易昌就靠着房租生活。我们都已习惯在网上看电影，而他依然喜欢看DVD，还在周末去旧书摊摆摊，把自己不爱看的DVD卖掉。
在一堆卖旧书的大爷中间，留着小辫的易昌摆摊卖各种奇怪电影的DVD，有些岁数大的老人不会用电脑，问他有没有流行的电视剧，他都没好气地说那是垃圾。生意也就可想而知。
2016年的一天，易昌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加他的微信，我说有事电话说呗，他嘿嘿笑：微信有朋友圈，你加上看看我的朋友圈。
我不知道啥意思，加上他微信一看他的朋友圈，原来他正在参加我们本地一个网络电影的拍摄，天天跟着剧组，每天发十几条朋友圈。
我给他留言点赞，“这回老易牛逼了。”
后来这部网络电影上线，易昌告诉我们一定要看，我看了才知道他只有一场戏：男主角去买枪，易昌扮演的一个黑社会老大，卖给他手枪却不给子弹，男主角要子弹时，易昌扮演的黑老大非常平静地说：“一颗一万”。
两分钟的戏，好歹是有正脸特写，还有大段台词，对于易昌来说太难得了。
电影结束后，易昌的名字终于不是在参加演出里，但也不是主演，而是在友情出演中。
拍完这部电影后，易昌看见谁都笑呵呵的。我们很多人见到他都和他打岔：“老易牛逼啊，名人了，一颗一万。”
开始他还很高兴，满脸笑意地说别闹别闹，后来有人说“您这片酬得十万吧？”老易听出人家语气里的揶揄，讪讪地说，友情出演没有钱。我们都说不信不信。后来这电影不知道为什么在网站下架了，易昌也就不愿再提这事。
到了那年冬天，有一个剧组来邯郸取景拍一部警匪剧，警校的老师介绍我给剧组拍剧照。那个电视剧有几个知名演员，我开始也很兴奋，后来跟了剧组几天才知道，拍戏非常辛苦，每天出去十几个小时，在三九天的野地里站着，演员还不能穿冬装，群演不够时我还跑过龙套，演走来走去的路人，穿着单衣一会就冻透了，而剧组的饭啥时开全凭导演一句话，站在寒风里吃着餐盘里的饭，一会就冰凉了。
后来和剧组的人熟了，我也认识了一个副导演，知道他跟过无数大剧组，很有经验。
我和他比较聊得来，剧组需要群演时，我帮他在本地找到了几个合适的，他很是感谢我，我就说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电影，北京横店都漂过，现在家写剧本，是一个有电影梦的人。他说哪天一起聊聊，我就喜欢有电影梦的人。
后来，我就把易昌介绍给了这位副导演。
我跟易昌说，这位副导演认识很多影视圈大腕，就看你那剧本的故事有没有价值了。
过了几天，我跟组拍照回来，问副导演，“我这哥们那剧本行吗？”他笑了，说你这位朋友写的那东西不能算剧本，李敖说过：人生先是观众，然后是演员，最后到幕后。他还处在观众阶段，电影只是一个表达形式，他既没有表达的内容，也不会这种表达的方式，他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讲不了，吃不了这个饭。
听了他的一番话，我默然。
但这话，我也没跟易昌聊过。
那时，易昌处在一个临界点状态，Kent李消失后，平常见他的就是我和黑条，一起吃饭开始是我掏钱，后来黑条荣升副所长，一般是他买单。我不好意思白吃，每次都带酒或者买个烧鸡肘子之类添个硬菜，黑条开始很愿意和我们俩聊，说在所里天天绷着神经，也就咱哥们在一起聊聊能放松一下。后来却越聚越少。
因为每次喝酒开始时，易昌总是一通感慨，说你们都比我强，我他妈四十了啥也没干成，连个媳妇都没有，穷死了云云。可是只要白酒二两或者啤酒几瓶下肚，易昌就开始谁也不服，从张艺谋怼到冯小刚，然后说到身边的人，哪个他都看不上，还说黑条就是衙门里的狗，说我胸无大志云云。我们听完都黑着脸。
本来黑条很照顾老易，已经发福的他把自己不能穿的衣服鞋都给了易昌，几乎都是没穿过的名牌，还经常给易昌烟酒茶之类的，但经过几次这样的酒局，黑条也就不咋找他。慢慢的，我也忙于自己的生活，和易昌见得也少了。
2018年，易昌感到自己的剧本不会有人看上，决定自己拍，问我能不能用单反和他一起摄像。我说拍视频虽然我没咋拍过，前期拍摄应该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是，我只会照片的后期，可视频剪辑和后期我一窍不通。易昌还是一贯的自信，“那有什么，我学学就会了。”
于是我给他拍了几段素材，我又找搞婚礼摄像的朋友给易昌下了一个视频剪辑软件，易昌鼓捣几下，很快就放弃了。二十年来，只在电脑上敲字的他和这些软件早已脱节，他经常用的APP就是微信，还有用来卖盘的闲鱼。
这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去年，政府把国营单位的地块拍卖给开发商，企业由私企入股迁到市外的工业园区，原来这些员工要不选择拿安置费自谋职业，要不选择回单位上班，否则社保就不给续。我选择要安置费以后自己交社保，而离开单位十几年的易昌选择剪掉长发，重新回到了单位上班。
我回老家属院看望父母时，经常碰见易昌在门口等接他们上下班的班车，碰见了就点根烟聊聊。我说现在车间有活吗？能开工资吗？易昌面无表情地说，有没有活都一千来块钱，就算有活我也不会焊了。我好歹是正式工，就是等退休，厂子给交一年社保就算赚一年。人就得认命，命中八尺，莫求一丈。
2020年的夏至，好不容易休息一天的我在家里补觉，下午醒来，习惯性地拿起手机刷微信，忽然看到很久不发朋友圈的易昌发了一条“祝自己四十八岁本命年生日快乐。”他的签名写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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