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秋雨成名作《文化苦旅》中，有一篇文章叫《道士塔》，写的是莫高窟。当作者提到那个敦煌文化最后的守灵人王圆箓时，笔锋非常残酷冷硬：“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那么，王道士真是如此自私愚昧吗？这一切要回到1900年——没错，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那一年。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在清帝国西陲甘肃省的库姆塔格沙漠中，出现了一个瘦弱的身影。一个一身土布棉衣的道士，抱着两卷泛黄的古旧经文，在徒步走了50里地之后终于找到了时任敦煌县令的严泽，想向他报告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严泽显然没有get到这个土气道士的点，将那两卷经文当废纸丢弃了。比起这些不知所云的古文，东边传来的战事显然更能吸引这个县令的注意力，国难当头，谁还有心情研究金石学呢？严泽挥了挥衣袖，未留下一片纸帛，也正是这一挥，那个本应该惊天动地的消息又湮没了两年。
王道士立刻估摸出了这些经书的份量，他也明白靠自己那点可怜的香火钱根本没办法管理好这些中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经卷，于是立刻启程向朝廷汇报——见严泽时他所抱着的那两卷经书，便是莫高窟藏经洞里的经文。只可惜埋藏了千年的经文出土之时，却在一个最为尴尬的时代，留下世界上最为遥远的距离。
王道士不死心。1902年——正是日俄战争一触即发、孙中山与章太炎联手意图开展种族革命的同一年——他等到了一个更有“文化”的新县令：汪宗翰。汪宗翰是庚寅科会试的进士，满腹经纶亦颇通金石学，因故被贬为敦煌县知县，却阴差阳错中遇到了无意中开启藏经洞大门的王道士。踏入藏经洞时，汪宗翰立刻被这满洞的经文所震撼了，这个读了半生经史子集的文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古籍文献……
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久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通过汪宗翰了解到了藏经洞的存在，然而也未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举措。王圆箓万般无奈之下冒死给慈禧写了“信访件”，又一次石沉大海。藏经洞与清帝国，你飘啊飘我摇啊摇，就此错过了相遇的最后机会。没过几年，清朝灭亡，而那漫漶于黄沙之中的莫高窟藏经洞，却以意外的方式迎来它第一个“懂”它的人，一个出生在匈牙利的英国犹太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一切，终于变成一声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