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周恩来总理已是75岁高龄，在前一年还被查出患上了膀胱癌，但他还是像以往一样忙碌着，拖着病体支撑着国家重担。
3月15日是周总理的生日，可他根本无暇顾及，连几分钟也不愿休息。直到医生要求他停下来，他才请了两个星期假，象征性地休息一下。而在休假期间，他并没有停下脚步，会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会去探望重病的刘伯承......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乌龙事件。那天，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跑来告诉周总理：“总理，出大事了！”
了解过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周总理又震怒又无奈，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总理仰天长叹，悲怆地说：“真是周门不幸！”
周总理很少动怒，这次却罕见地发了火，甚至发出了“周门不幸”的感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此事还要从我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说起。
周伯萍
第一任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周伯萍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驻希腊大使，他的人生经历非常不简单。
1920年，周伯萍出生于安徽肥西，抗战期间，他进入当地的军训干部班学习，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于1941年入了党。
周伯萍是一个知识分子，不用上阵杀敌，一直留在后勤部门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为解放军筹备武器、粮草，立下了大功。
新中国成立后，周伯萍被委以重任，担任财政部粮食局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干得极为出色，工作认真踏实，而且记忆力特别好，几乎过目不忘，受到了周总理多次赞扬。他可以随时出入中南海，向周总理汇报工作。
这里要提一句，周总理和周伯萍虽然都姓周，但并不是同乡，也没有亲属关系。周伯萍在粮食局工作时，李先念注意到了他的姓氏，曾向他求证。周伯萍说：“我和总理虽然同姓，但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一个是肥西的，一个是淮安的，都不是一个省的。”
不过要追溯到近千年前，周伯萍还能和总理扯上一点关系，他们都是宋代文学家周敦颐的后人，两人是同宗。
周总理并没有因为这层关系对周伯萍有所照顾，1964年，。周伯萍调入外交部工作，靠的也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1972年，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我国的外交事业蓬勃发展，开始融入世界阵营。同年6月，我国谋定而后动，与希腊正式建交，互派大使进入两国首都。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73年，周伯萍被总理看中，远赴希腊，担任驻希腊首任外交大使。
周伯萍工作缜密，心细如发，但也有忙中出错的时候。他到任没几个月，就闹出了“雅典事件”这样的大乌龙，险些让我国多年的外交布局毁于一旦。
周伯萍
忙中出错，“雅典事件”爆发1973年5月5日下午1点15分，周伯萍和翻译乘车从希腊外交部返回我国大使馆。就在几个小时前，周伯萍刚刚和希腊方面落实完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的访华事宜，约定了马卡雷佐斯的具体访华日期。
在回去的路上，周伯萍突然看到，雅典街头的警察比往常多了许多，还有很多汽车停放在路边，一派热闹的景象。
周伯萍的神经立马紧绷起来，难道雅典今天有什么重要的外交活动？要是不小心错过，那麻烦可就大了。于是，他连忙询问身边的翻译：“你知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翻译摇摇头，也说不清楚。
见状，周伯萍又催促司机。快马加鞭回到使馆。一进门，他就开始询问使馆的值班人员，是否有人送过外国使馆的请柬。值班人员是个年轻人，他翻出一张请柬，拿给了翻译人员。
翻译人员也是粗心，他拿过请柬一看，认为是科威特大使馆发来的请柬，请中国外交官出席他们举行的国庆活动，时间是当天中午12点到13点30分。
可实际上，这是一张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送来的请柬，参加庆祝活动的日期是次日。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字的首字母和科威特都是“K”字。翻译人员没有细看，就以为是科威特送来的请柬，就把情况汇报给了周伯萍。
周伯萍听后暗叫一声不好，他大概一算，科威特的国庆日的确快到了，也以为自己的工作失误，他竟然没有注意到这张请柬，一看时间，离庆祝活动结束只有十几分钟时间了，怎么办？
当时的周伯萍心乱如麻，甚至来不及辨认请柬上的内容，就急匆匆坐车出发了。
可就在这时，他又犯了第二个错误。科威特使馆在我国使馆的西北角，离得不远，可大家谁也没有去过，看东南方向有大量人群聚集，以为那里正在举行庆祝活动，肯定是科威特使馆，于是就匆匆赶了过去。
周伯萍下车后，又犯了第三个错误。通常情况下，各国大使馆门前都会有国旗和国徽，只要稍加留意就不会搞错。可周伯萍哪里还顾得上这些，稀里糊涂地就进了使馆，和使馆内的工作人员热情交流，诚恳地向对方道歉，并无比亲切地向对方国家的国庆日表示问候和祝贺。
可实际上，这里并不是科威特使馆，而是中东另一个国家以色列的办事处官邸。当时，我国并没有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周伯萍作为中国大使，他的出现，无疑向对方释放信号：中国有意和以色列建交。
于是，当时在场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周大使，您的出现，是不是代表着中国承认了以色列？”
听到这个问题后，周伯萍以为对方是在挑衅，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然后扬长而去。
此时的周伯萍尚未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外交错误，可在另一边，这个美国记者以此大做文章，在《纽约时报》上刊文，大肆报道了中国大使拜访以色列使馆的消息。文章一经发出，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包括雅典的各国大使也知道了，可这时的周伯萍还被蒙在鼓里。
直到第二天，周伯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庆招待会时，听到大家议论，翻译人员的脸上顿时变得惨白，告诉周伯萍：“周大使，我们闯了大祸了，昨天我们去错地方了！”
此时的周伯萍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会到使馆后，他立即采取了三项补救措施：一方面，他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各大使馆紧急发电，解释自己贸然进入以色列办事处官邸的前因后果，表明自己不代表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另一方面，立即向我国外交部汇报“雅典事件”的经过，并作出书面检讨，一并呈送周总理，最后，向全馆人员如实通报详情，警醒大家吸取教训，决不能重复类似事件发生。
周伯萍做好了引咎辞职的准备，同样犯下大错的翻译人员也痛哭流涕，他不仅作出了深刻的检讨，甚至写了血书，只希望不会对中国和周大使造成不利影响。
很快，周伯萍的报告和检讨就发回了国内。周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场震怒，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上，他发了很大的火，说：“美国出了个‘水门事件’，中国也闹出个‘雅典事件’，这是严重的外交事件！”周总理顿了顿，忍不住仰天长叹，说道：“这次的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不久，周伯萍就被召回国内。周总理办公室则以外交部的名义发出通告，将此事定性为“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
那段时间，周伯萍留在北京，整日郁郁寡欢，闭门谢客，眼看政治生涯就要终结了。但令人惊奇的是，当周总理把此事呈报毛主席时，毛主席却出面力保了周伯萍。
1973年5月24日，毛主席看到了由周总理批阅过的“雅典事件”的处理结果。当主席看到文件上的“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这样的定性后，他圈掉了那几个字，改为“是粗心大意，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
同时，毛主席看完周伯萍的检讨书后，表现得十分宽容，把周总理批示的“认识较好”改成了“很好”。这么一来，“雅典事件”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宽容，周总理心领神会，他不仅重新对“雅典事件”作出评估，还亲自找到周伯萍，对这个自己的下属、师出同门的兄弟说：“毛主席破例对你网开一面，可你一定要争气啊，同样的错误不能再犯，否则谁也帮不了你！”
就这样，周伯萍没有受到处分，虽然不再担任驻希腊大使，但又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当上了驻阿尔及利亚大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