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那些年》孔博
唐朝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与时任宰相的崔群有过一段对话。宪宗问崔群，玄宗一朝的政治，先清明后混乱，是什么原因？崔群回答说，玄宗用姚崇、宋璟等人则政治清明，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等人则政治混乱。人人都以为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是混乱的开端，但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任李林甫，恐怕才是“理乱之所分也”。
《旧唐书》更加直白和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司马光也毫不掩饰他对于李林甫的嫌弃：“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事实上，无论是在《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中，李林甫一直都被认为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这种评价是否客观暂且不论。必须要承认的是，李林甫在玄宗执政后期，确实对大唐的走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为相的十九年的时间里，李林甫手握大权，独霸朝纲，令大唐集团深深刻下了他的权力烙印。
按照惯例，宰相们一般要办公到下午一点才能下班打卡，出宫回家。但李林甫奏报说：“现在天下太平，上午十点就可以回家。”于是，未能处理完的军国机密大事，全都到了李林甫的私宅决定。李隆基有时候不出宫主持早朝，文武百官就全体集合在李林甫家门，听候指示，政府各单位几乎没有人办公。
陈希烈因为讲解老庄受到李隆基的赏识，李林甫因为陈希烈得宠，而且性情柔顺，容易控制，所以推荐他当宰相。但实际事务仍然由李林甫一个人决定，陈希烈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点头说“是”。
对于李林甫在朝野的地位，《旧唐书》给出了这样的总结：“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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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的“掘墓人”？
天宝十年（751年），李林甫兼领安西大都护、朔方节度使、单于副大都护。天宝十一年（752年），李林甫请求辞去朔方节度使之职，举荐安思顺继任，并奏道：“文臣为将，怯于战阵，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骁勇善战，而寒族在朝中没有党援。”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始逐渐重用安禄山等胡人将领。
天宝后期，唐朝各个重要战区的司令官几乎已经全由胡人将领担任。帝国的精锐部队聚集于北疆，内外军事力量逐渐失衡。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诸多史书认为，李林甫为了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巩固自己的相权，才主张重用蕃将、胡人。这让安禄山等人得以长期控制河北，为日后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当然，也有史学家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正是李林甫的存在制约了安禄山等人的权力扩张，延缓了唐朝的衰落时间）。
客观来说，李林甫并非无能之人。从史料来看，李林甫主持了玄宗朝田制、税制、兵制以及边防体系的一系列改革，在编纂、推行法令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即便对李林甫大加斥责的《旧唐书》，也认为李林甫“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
从登基到退位，玄宗前后一共任用过二十余名宰相。每名宰相的平均在位时间只有三年左右，即便连姚崇、宋璟也不例外——二人担任宰相的时间均为三年。然而，换相如走马灯的玄宗，竟然让李林甫在相位上一坐就是十九年。而李林甫稳坐大唐相位十九年也决定了盛唐的落幕无论如何他都脱不了干系。只不过彼时的大唐，繁华之下早已充满流弊，积重难返，在众多掘墓人当中，李林甫的这一镐力量特别大而已。在李隆基放手到放任的管理之下，无论谁坐在这个位置，都难逃失控的命运。
《大唐新语》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玄宗奔蜀后，曾与给事中裴士淹谈论大臣，并说李林甫是“妒贤疾能，举无比者”。裴士淹反问玄宗：“陛下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用他那么久？玄宗“默然不应”。谈起李林甫，李隆基究竟是何心情旁人无从得知，只是以常人之心揣度，一个哄你开心十九年的人，你可能会怪他，却很难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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