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不能像一首诗那样地度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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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我想由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读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的开放就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接着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粗拙地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获得利益，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紧张才稍微减轻，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醇熟那样地圆熟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较宽容，较玩世，同时也较慈和的态度；以后便到了衰老的时候，内分泌腺减少它们的活动，如果我们对老年有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而照这种观念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的心目中便是和平、稳定、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光闪灭了，一个人永远长眠不再醒了。
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要题目，欣赏它的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周期的动作在正常的人生上是大同小异的，可是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供给，在一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符变得日益粗大，结果竟把主要的曲调淹没了。那不调和的音符声响太大了，弄得音乐不能再继续演奏下去，于是那个人开枪自击，或跳河自杀了。可是那是因为他缺少一种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被掩蔽了。如果不然的话，正常的人生便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而迈进。
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断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所以音乐甚觉刺耳难听；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恒河的伟大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地永远地向着大海流去。没有人会说一个有童年、壮年和老年的人生不是一个美满的人生。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之分，一年有四季之分，这办法是很好的。人生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有“什么东西在那一季节是好的”的问题。如果我们抱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而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不能像一首诗那样地度过去。莎士比亚曾在他关于人生七阶段那段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更明了地表现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莎士比亚永远不曾变成很虔敬的人，也不曾对宗教表示很大的关怀，这是可怪的。我想这便是他伟大的地方。他在大体上把人生当做人生看，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的人物一样，他也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一般配置和组织。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一样，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称赞。他仅是活于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跑开了。
一团矛盾
有一次，几个朋友问他：“林语堂，你是谁？”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有上帝知道。”又有一次，他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他喜爱矛盾。他喜欢看到交通安全宣传车出了车祸撞伤人，有一次他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个庙里，去看一个太监的儿子。他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其实他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现在他是专心致力于文学，可是他总以为大学一年级时不读科学是一项错误。
他之爱中国和中国人，其坦白真实，甚于所有的其他中国人。他对法西斯蒂和共产党没有好感，他认为中国理想的流浪汉才是最有身份的人，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才是独裁的暴君最可怕的敌人，也是和他苦斗到底的敌人。他很爱慕西方，但是鄙视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家。
他一度自称为“现实理想主义家”，又称自己是“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学家。他喜爱妙思古怪的作家，但也同样喜爱平实贴切的理解。
他感兴趣的是文学，漂亮的乡下姑娘，地质学，原子，音乐，电子，电动刮胡刀，以及各种科学新发明的小物品。他用胶泥和滴流的洋蜡做成有颜色的景物和人像摆在玻璃上，藉以消遣自娱。喜爱在雨中散步；游水大约三码之远；喜爱辩论神学；喜爱和孩子们吹肥皂泡儿。见湖边垂柳浓荫幽僻之处，则兴感伤怀，对于海洋之美却茫然无所感。一切山峦，皆所喜爱。与男友相处，爱说脏话，对女人则极其正流。生平无书不读。希腊文，中文，及当代作家；宗教，政治，科学。爱读纽约《时代》杂志的Topics栏及《伦敦时报》的“第四社论”；还有一切在四周加框儿的新闻，及科学医药新闻；鄙视一切统计学——认为统计学不是获取真理真情可靠的方法；也鄙视学术上的术语——认为那种术语只是缺乏妙悟真知的掩饰。
对一切事物皆极好奇；对女人的衣裳，罐头起子，鸡的眼皮，都有得意的看法。一向不读康德哲学，他说实在无法忍受；憎恶经济学。但是喜爱海涅，司泰芬·李卡克（StephenLeacock）和黑乌德·布润恩（Heywood Broun）。很迷“米老鼠”和“唐老鸭”。另外还有男星李翁纳·巴利摩（LionelBarrymore）和女星凯瑟琳·赫本（Katherin Hepburn）。他与外交大使或庶民百姓同席共坐，全不在乎，只是忍受不了仪礼的拘束。他决不存心给人任何的观感。他恨穿无尾礼服，他说他穿上之后太像中国的西崽。他不愿把自己的照片发表出去，因为读者对他的幻象是个须髯飘动落落大方年长的东方哲人，他不愿破坏读者心里的这个幻象。只要他在一个人群中间能轻松自如，他就喜爱那个人群；否则，他就离去。当年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书，做了四个月，弃政治而去，因为他说，他“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对妻子极其忠实，因为妻子允许他在床上抽烟。他说：“这总是完美婚姻的特点。”对他三个女儿极好。他总以为他那些漂亮动人的女朋友，对他妻子比对他还亲密。妻子对他表示佩服时，他也不吝于自我赞美，但不肯在自己的书前写“献给吾妻……”，那未免显得过于公开了。他以道家老庄之门徒自许，但自称在中国除蒋公中正及夫人之外，最为努力工作者，非他莫属。他不耐静立不动；若火车尚未进站，他要在整个月台上漫步，看看店铺的糖果和杂志。宁愿走上三段楼梯，不愿静候电梯。洗碟子洗得快，但总难免损坏几个。他说艾迪生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算不了什么；那全在于是否精神专注于工作。“美国参议员讲演过了五分钟，艾迪生就会打盹入睡，我林语堂也会。”
他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时，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着。
只要清醒不睡眠时，他就抽烟不止，而且自己宣称他的散文都是由尼古丁构成的。他知道他的书上哪一页尼古丁最浓。喝杯啤酒就头晕，但自以为不能忘情于酒。
在一篇小品文里，他把自己人生的理想如此描写：
“此处果有可乐，我即别无所思。”
“我愿自己有屋一间，可以在内工作。此屋既不须要特别清洁，亦不必过于整齐。不需要《圣美利舍的故事》（StoryofSan Michele）中的阿葛萨（Agathe）用抹布在她能够到的地方都去摩擦干净。这个屋子只要我觉得舒适，亲切，熟悉即可。床的上面挂一个佛教的油灯笼，就是你看见在佛教或是天主教神坛上的那种灯笼。要有烟，发霉的书，无以名之的其他气味才好……
“我要几件士绅派头儿的衣裳，但是要我已经穿过几次的，再要一双旧鞋。我须要有自由，愿少穿就少穿……若是在阴影中温度高到华氏九十五度时，在我的屋里，我必须有权一半赤身**，而且在我的仆人面前我也不以此为耻，他们必须和我自己同样看着顺眼才行。夏天我需要淋浴，冬天我要有木柴点个舒舒服服的火炉子。
“我需要一个家，在这个家里我能自然随便……我需要几个真有孩子气的孩子，他们要能和我在雨中玩耍，他们要像我一样能以淋浴为乐。
“我愿早晨听喔喔喔公鸡叫。我要邻近有老大的乔木数株。
“我要好友数人，亲切如常的生活，完全可以熟不拘礼，他们有些烦恼问题，婚姻问题也罢，其他问题也罢，皆能坦诚相告，他们能引证希腊喜剧家阿里士多莎（Aristophanes）的喜剧中的话，还能说荤笑话，他们在精神方面必须富有，并且能在说脏话和谈哲学时候坦白自然，他们必须各有其癖好，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但也对我的信念同样尊重。
“我需要一个好厨子，他要会做素菜，做上等的汤。我需要一个很老的仆人，心目中要把我看做是个伟人，但并不知道我在哪方面伟大。
“我要一个好书斋，一个好烟斗，还有一个女人，她须要聪明解事，我要做事时，她能不打扰我，让我安心做事。
“在我书斋之前要修篁数竿，夏日要雨天，冬日要天气晴朗，万里一碧如海，就犹如我在北平时的冬天一样。
“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无须乎做伪。”
按照中国学者给自己书斋起个斋名的习惯，我称我的书斋“有不为斋”。在一篇小品文里我自己解释说：
“我憎恶强力，永远不骑墙而坐；我不翻跟头，体能上的也罢，精神上的也罢，政治上的也罢。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样趋时尚，看风头。
“我从来没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取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压根儿就没有。
“我从未向中国航空基金会捐过一文钱，也从未向由中国正统道德会主办的救灾会捐过一分钱。但是我却给过可爱的贫苦老农几块大洋。
“我一向喜爱革命，但一直不喜爱革命的人。
“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
“我极厌恶小政客，不论在什么机构，我都不屑于与他们相争斗。我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因为我不喜欢他们的那副嘴脸。
“在讨论本国的政治时，我永远不能冷静超然而不动情感，或是圆通机智而八面玲珑。我从来不能摆出一副学者气，永远不能两膝发软，永远不能装做伪善状。
“我从来没救少女出风尘，也没有劝异教徒归向主耶稣。我从来没感觉到犯罪这件事。
“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我在《生活的艺术》里说，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个令人喜爱而通情达理的人，而他也不过尽力做那么样的一个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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