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鹿城清扬
不做旧式女子1893年春，张挹兰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西乡。那个没落的“书香之家”给她起了个颇含家族寓意的名字“兰秀”，意思是“拦住”，不许再生女孩。这名字里所含的“重男轻女”思想，令懂事后的她很不满，大胆地给自己改名为“挹兰”。
身为前清秀才的祖父，在家乡办了一所私塾，重男轻女思想的藩篱，将求知欲望强烈的她拒之门外。这不平等的待遇，无形中启蒙了她男女平权的思想。在她苦苦地坚持下，祖父答应在私塾放学后教她读书，后来，又在祖母的反对下被迫中断。
这之后，虽在家庭的压力下，她跟那个时代的旧式女人一样，不得不走结婚生子这条老路，但她渐渐地开始接受辛亥革命以后新思想的影响，开始朦胧地认识到女子的世界不仅仅在家庭。
一场瘟疫造成的失子之痛，促使她走出夫家，到县城去求学。一年后，又被夫家亲戚请去做家庭教师。她丰富的学识和认真的态度，为她赢来与日俱增的生源，教育救国、妇女解放的思想，也渐渐在她心里生了根。
“五.四”运动所提倡的自由、民主、科学、平等的思想，不断冲击着她，征得夫家长辈的支持后，揣着由夫家族祠提供的150元学费，1919年秋，她离开湖南来到北京。
求学，谋得女性“解放”在北京一家私立补习学校学习一段时间后，1920年秋，张挹兰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并与湖南同乡、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结为好友。从缪伯英身上，她看到了新女性的曙光。
缪伯英
参加过湖南“五.四”运动的张挹兰妹夫的堂妹李欣淑，逃避封建包办婚姻来到北京。这个和年轻的毛泽东一起参加过不少革命活动、湖南学运的积极分子，令张挹兰钦佩不已。“女子当如是”，她做一名新女性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1922年，从苏门答腊华侨学校应聘教书一年的张挹兰回国后，又顺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有幸成为李大钊先生的学生。李大钊先生从奴隶社会一直讲到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讲到妇女解放的社会意义，讲到苏联，讲到共产主义社会……张挹兰的内心世界日益丰富起来。求知，谋求思想和人性的“解放”，她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人生的意义。
这期间，夫家一位支持她来京求学的长辈过寿辰，她用白话文写了一封祝寿信，谁想却捅了马蜂窝。在族人认为，女子学些“四书五经”“三纲五常”，明些事理就罢了，实在不该触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场新旧思想引发的争端，直接导致夫家中断了族祠给她的学费。举步维艰的她，依靠美国教育家克兰夫人捐助的每月15元的奖学金，和自己半工半读，渡过了难关。这次“白话文”事件，也令她更进一步认识到谋求女性解放，是多么势在必行。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促使各种思想在此争鸣，张挹兰早就对此心生向往。北大预科毕业后，本着教育救国的思想，1924年秋，她升入北大教育系学习。她追求女性解放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认可和支持。看到那么多如她一样的女性，在这个充满自由、平等的环境里，追求着进步的思想和人生真谛，她一次次地无悔于自己的选择。
她还有幸听过鲁迅先生讲课，阅读鲁迅先生在《语丝》杂志上写的文章，打着热烈的“语丝派”的旗帜，积极参加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她开始审视自己“教育救国”的狭隘理想，从个人奋斗的狭小天地突围出来，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和有志青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并积极投身到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浪潮之中，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新女性。
创办《妇女之友》，接任妇女部长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拉开了序幕。3月，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党委领导机关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共合作组织-----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和北京执行部，在北京翠花胡同8号建立。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像张挹兰这样的爱国青年。
1925年4月，张挹兰在北大加入了左派革命团体“中山主义实践社”，不久被选为“实践社”理事。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1926年4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组，张挹兰当选为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那时的北京，笼罩在“三一八”惨案之后的白色恐怖中，一些工作和运动都受到影响，妇女运动更是有所停滞。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经过一番策划后，决定创办缦云职业女校，同时创办《妇女之友》刊物，任命张挹兰担任主编。
妇女之友社和缦云女校在西城报子街49号。前院是缦云女校，后院是妇女之友社，而张挹兰则成为这一妇女组织的代表人物。要想办好《妇女之友》，首先自己就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妇女之友”，而要想这样，就必须真正地走进妇女们的内心，从沉寂中将她们唤醒，从痛苦挣扎中将她们拯救，用革命的力量，引领她们冲破黑暗，迎向光明，她深感肩上的担子重大。
走访、组稿、审稿，她废寝忘食地做着这一切，同时，还亲自撰稿，论述妇女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刊于《妇女之友》第八期和第九期的《妇女运动述略》《新妇女的使命》，就反映了她对妇女运动的正确认识和深刻见解。她认为妇女“所处的环境是受二重压迫的，一方面受列强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方面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压迫。第一种压迫是全体中国人民所共同的，第二种压迫是我们女子独有的”。
她呼吁广大妇女，“认清自己没有自我的人生、寄生虫生活的人生，是人类的无上耻辱，应当和全体女同胞团结起来，把这种万恶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铲除净尽，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
从1926年9月创刊，直到1927年4月被迫停刊，共12期，一期一期，拉近了她与广大妇女的距离，成为她们的良师益友；杂志中所宣传的妇女解放的思想，也一步步将苦难中的妇女，拉向人性解放的阵营和革命的队伍。
创办革命刊物之余，张挹兰还积极参加其它革命活动，用不同的方式靠近和唤醒女性同胞。1926年秋，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刘清扬主持的一次妇女群众的集会上，她就积极参加了话剧《复活》的演出。
刘清扬
张挹兰在妇女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妇女同胞们的信任，为革命争取到了更多的力量，同时，她还赢得了妇女部长刘清扬的器重，刘清扬曾向李大钊介绍过她的工作情况，并推荐她入党。李大钊则想让她再多经受一些考验，方能担当更大的重任。
张挹兰大刀阔斧地开展着妇女工作，而更大胆地宣传妇女人性解放的行为，则是在1927年《新文化》1月1日创刊号上，张挹兰的《母爱之调节与其要点》赫然醒目，更加醒目的是文章里配了一些裸体插图，这下可让那些封建卫道士们寝食难安了，他们针对文章中所提出的“实行生育节制”的主张，和所列举的避孕的多种措施，大放厥词，口诛笔伐《新文化》宣传“淫行”、张挹兰不守妇道，有违妇德。
这篇骇世惊俗的文章，虽然点燃了那些封建遗老遗少们的怒火，但同时也助燃了广大妇女同胞寻求独立解放的自由之火。而这把“火”，也让她更加受到党组织的信任和器重了。
1927年3月，刘清扬调往武汉国民革命政府，党组织派她接任了妇女部长的职务，她更加不遗余力地奔走在妇女运动的最前沿了。
为妇女运动献身正当张挹兰将全部心血倾注在妇女工作上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北洋军阀政府公开大逮捕北京革命力量之前所列的黑名单里，她榜上有名。组织上得到消息后，设法通知了她，并让她做好应变准备，告诫她必要时可离开北京，但她仍然坚守在妇女之友的工作岗位上，直到在1927年4月6日前的一个清晨，被闯入家中的一伙便衣警探带上囚车。
据刘清扬回忆，张挹兰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职务后，工作非常积极，但因经验不足，缺乏警惕，未将工作计划等文件收藏好，被敌人从她的枕头底下搜出，成了给她定罪的物证。
二十多天的监狱生活，她伤痕累累，但是非人的折磨和严刑拷打并没能撬开她的嘴，她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对同志的忠贞，没让一位革命同志受到牵连。
1927年4月28日，她告别世界和她所钟爱的革命事业的日子来临，她要与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共赴刑场。那天她穿得特别整洁、干净，头发梳得也很齐整……在死神面前，她神态安详，坚定刚毅。回想这短暂的一生，为着广大妇女同胞在思想上、身心上能早日得到解放，为着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能早日来临，她虽死亦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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