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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宋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庆历二年进士。
嘉祐三年，王安石上书宋仁宗，极论时政。熙宁二年，自翰林学士除参知政事，四年至八年，两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不久罢去，以使相判江宁府。
元祐元年卒。
王安石认为天地万物是由水、火、金、木、土即五行所构成。之所以称“行”，是因为它们一直在运动、变化着，“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这种自然观，应用到人类社会问题上，就必然主张革故鼎新。
所以王安石说：“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
他以这种理论为指导，在政治上推行新法，对当时社会发展来说，新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新法的推行触及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它的社会基础是狭隘的，所以最终在守旧派的反对下，归于失败。
王安石不仅具有比较进步的政治思想，文学上的成就也很高，不论诗歌散文，都独具一格，自成一家。散文则有很多论政之作，用笔刻入峭厉，简练透辟。
选一：《答司马谏议书》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某”，作者自称。古人书信在拟稿时往往不署名而代以“某”字。
“君实”，司马光的字。“游处”，此处为经常交往之意。
“术”，此处指治国之道。
想着昔日你对我的看重，今日的回信不能粗率了，故准备针对你信中内容详细地说明理由，也许会得到你的谅解。
“名实”，指名义与实际是否相符。
“侵官”，指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侵夺了原来官员的职权。“生事”，兴造事端，指变法而言。“征利”，取利，指推行均输法、青苗法等事而言。“拒谏”，拒不接受反对者的意见。
“有司”，百官都各有专门的职掌，故称官吏为有司。
“邪说”，谬论。“壬人”，巧言的小人。
人们习惯于因循苟安、得过且过，已经很久了，而士大夫大多又不忧国事，认为顺应众人就是为善。
“盘庚”，殷代的君主。盘庚即位，决计把国都从商迁到亳，臣民都怨恨反对。
这封信是王安石回击司马光对新法的责难的。司马光当时为谏议大夫，故称司马谏议。
宋朝一开始就采取兵将不相习和守内虚外的政策，因此辽、西夏乘机进犯，而宋王朝往往割让土地，献纳银绢以求和。这些加重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宋王朝对上层官僚地主却采取优客的政策，允许他们自由兼并土地，大量的农民沦为佃户，生活极端痛苦，被迫纷纷起义。
吏治腐败，财政枯竭，国家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王安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极力主张推行新法。新法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几个方面，其目的在于富国强兵。而司马光则坚持守旧观点，骂王安石“违法异常，轻革朝典”。他们之间的斗争很激烈，曾多次书信往来，互相论难。
司马光在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信中说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王安石针对这四点进行了反驳。
在王安石看来，变更法制，是受天子委托，且是为了兴利除弊，置官理财，是为了“抑兼并，振贫弱”，回击守旧派的攻难，是为了伸张正义，怎么可以称之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
针对司马光的责难，王安石一一驳来，言语虽短，理由却充分，以斩钉截铁你的口气，表明执意不回的态度。
司马光的信中还说：“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
王安石早已料到众人的反对，因为当时士大夫习于苟安，得过且过，所以对新法议论汹汹，但他决不为止动摇。他经过深思熟虑，确认非变法不能使宋王朝转危为安，用盘庚迁都的事例来表明自己态度的坚决。
这封信着墨不多，问题却说得透彻，把它和司马光写来的长信对比，更显出它的言简意赅。“劲悍廉厉无枝叶。”
选二：《伤仲永》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金溪，今江西县名。
“父利其然”，他的父亲以“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为有利。“扳”，牵着。
明道，宋仁宗的年号。
“王子曰”，此处是王安石的自称。古人作文，往往在末了发议论时用“......曰”以引起下文。
这是一篇先叙事后议论的文章。叙述方仲永幼时聪明，五岁就能作诗，且作得很不错，但其父贪眼前小利，使其没有继续学习，结果泯然众人。可惜，可叹。
人的知识才能虽不是生来就有，但人的才能发展需要有一定的先天素质，这种素质对人的才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这只是一个次要条件，主要条件是后天的因素，包括所受的教育、社会实践以及个人的钻研。如果没有这些，不管曾拥有怎样的天资，最终都不会有多大的成就。
本篇叙事明白流畅，说理简洁透彻。
岳飞
岳飞（公元1101-1141年），字鹏举，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人，是南宋杰出的抗金将领。素好孙吴兵法。宣和年间应募从军。绍兴年间屡立战功，历任少保、河南北诸路招讨使，曾大破金兀术兵于郾城。
岳飞坚持抗金，反对和议，为秦桧所忌，构陷致死。
在大败兀术兵于郾城后，本可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黄龙府，岳飞抱有这样的决心和信心。但宋高宗昏聩无能，屈膝投降，接连下了十二道金牌，岳飞不得不被迫收兵，以致前功尽弃。
选一：《南京上高宗书略》
陛下已登大宝，黎元有归，社稷有主，已足以伐敌人之谋而勤王御营之师，日集兵，势渐盛。彼方谓吾素弱，未必能敌。正宜乘其怠而击之。
而黄濳善、汪伯彦辈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复故疆，迎还二圣；奉车驾，日益南。又令长安、维扬、襄阳，准备巡幸，有茍安之渐无逺大之略，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虽使将帅之臣戮力于外，终亡成功。
为今之计，莫若请车驾还京，罢三州巡幸之诏，乗二圣蒙尘未乆，敌势未固之际，亲帅六军，迤逦北渡，则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作气，中原之地，指期可复。
“勤王”，起兵为君王平乱的意思。“御营”，指御营司，宋高宗设立，以总管军政。
“黄潜善、汪伯彦”，高宗即位，二人专宠用事，一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一为同知枢密院事，二人都畏敌如虎，劝宋高宗迁都南方。
“故疆”，这里指沦陷的中原。
“二圣”，指宋徽宗、宋钦宗，金兵攻陷汴京，二人都被掳北去。
“中原之望”，中原父老对于朝廷寄予了收复失地的希望。
“六军”，指天子的军队。
靖康二年，金兵攻陷汴梁，掳走二宗北去，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县），是为高宗。高宗慑于金兵之威，向南逃跑；而黄潜善、汪伯彦一意逢迎，力主南迁。
岳飞认为这是民族存亡之关键，万万不能行，故奏上此书。
他指出敌人为胜利冲昏了头脑，轻视于我方，我方应该乘其不备，全力反攻；而中原遗民也迫切盼望朝廷回师北伐，绝不能使之失望。
岳飞以万分恳切地心情，劝高宗取消将巡幸临安、维扬、襄阳的命令，亲率六军，北渡黄河，收复失地。
可惜宋高宗没有采纳岳飞的意见，反而因他上书指责黄、汪二人，革了他的官职。
自宋高宗即位，朝廷内部就对抗金问题有分歧。岳飞是主战最有力的一方。这封书略表明他和黄、汪之间的激烈斗争，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和军事韬略。
篇幅虽短，而指陈当时形势非常透彻，用笔亦遒劲。
相比而言，同时期的胡铨，在《戊午上高宗封事》（篇幅较长，不单述）中的言辞，更为激烈。
胡铨（公元1102-1180年），宋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宋高宗时进士，任枢密院编修官，反对秦桧向金乞和。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邪？......
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小臣狂妄，冒渎天威，甘俟斧钺，不胜陨越之至！
胡铨在《封事》中指责了宋高宗，对秦桧、孙近、王伦尤其深恶痛绝。把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义正言辞。写得有声有色，痛快淋漓。
王伦认为与金国议和，“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胡铨进行驳斥，说这是妄想，即使有可能，已屈的膝，怎么可能复伸呢？
他指出王伦出使金国，都是秦桧的主意。参知政事孙近，附会秦桧和议，也是帮凶。
胡铨最后提出，必须处王伦、秦桧、孙近以斩罪，并把金国使者拘留起来，出师北伐。否则，自己唯有一死而已。态度坚决。
文天祥
文天祥（公元1236-1282年），字宋瑞，号文山，宋江西庐陵人。二十一岁中状元，以后时仕时黜，做过京官和地方官。
1274年，知赣州。同年冬，元军大举攻宋；次年春，元军逼近临安。国家危亡，已在旦夕。文天祥怀着填海的壮心和忧天的苦胆，在赣州应诏起兵，组织武装三万人，昼夜兼程，赴阙勤王。从此，他生死与国，投入抗元战争。
1277年，进军江西，收复州县多处，但终因强弱悬殊，惨遭失败，妻儿皆丧。他又退驻福建、广东等地，继续坚持战斗。
1278年，在广东潮阳五坡岭，战败被俘，北解送京大都，被囚三年，最后从容就义。死前作有《正气歌》、《绝笔赞》以见志。
选一《指南录后序》
（易懂，不做翻译）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
初至北营，抗词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此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
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州，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毘陵，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指南录》。
枢密使，宋代掌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
北兵，指元兵。
《指南录》四卷，是文天祥自编的纪事诗集，其中除第一首《赴阙》外，都是在元营中进行斗争和中途脱险时所作，卷首有《自序》、《后序》。
这篇《后序》追叙了他出使北营抗辞对敌以及九死一生脱险南回的经历，表达了他坚定不移的战斗意志和生死不渝的爱国之情。
国难当头，文天祥挺身而出，在敌强我弱、兵临城下、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对敌“抗辞慷慨”，“诟虏帅”，“骂逆贼”。大义凛然。
为了“雪耻”、“复业”，不偷生，亦不轻死。
文章主要叙事，后面着重抒情，适当插入议论。语言简练自然。文章表现力强，感染力强，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他的爱国激情和战斗精神。
谢翱
谢翱（公元1249-1295年），字皋羽，号晞发子，福建长溪（今霞浦县）人，宋末爱国志士。在福建，曾参文天祥戎幕，力赞军机，任参军。文天祥败，宋朝亡，谢翱改名换姓，流匿民间，所至恸哭。文天祥死，悲不能禁，又赴浙江，登严子陵钓台，北望吊祭。此后漫游两浙，访问遗老，游历山川。
著有《晞发集》、《天地间集》、《浦阳先民传》等。
谢翱所作诗、文，在宋末独树一帜，抒发亡国之痛，悲愤之情，尤为感人。
《秋社寄山中故人》
燕子来时人送客，不堪离别泪沾衣。
如今为客秋风里，更向人家送燕归。
选一：《登西台恸哭记》
始，故人唐宰相鲁公，开府南服，余以布衣从戎。明年，别公漳水湄。后明年，公以事过张睢阳庙及颜杲卿所尝往来处，悲歌慷慨，卒不负其言而从之游。今其诗具在，可考也。
余恨死无以藉手见公，而独记别时语，每一动念，即于梦中寻之。或山水池榭，云岚草木，与所别之处及其时适相类，则徘徊顾盼，悲不敢泣。又后三年，过姑苏。姑苏，公初开府旧治也，望夫差之台而始哭公焉。又后四年，而哭之于越台。又后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台。
先是一日，与友人甲、乙若丙约，越宿而集。午，雨未止，买榜江涘。登岸，谒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毁垣枯甃，如入墟墓。还，与榜人治祭具。须臾，雨止，登西台，设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毕，号而恸者三，复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时，往来必谒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睠焉若失。复东望，泣拜不已。有云从南来，渰浥浡郁，气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莫归来兮关塞黑。化为朱鸟兮有咮焉食？”歌阕，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唶。复登东台，抚苍石，还憩于榜中。榜人始惊余哭，云：“适有逻舟之过也，盍移诸？”遂移榜中流，举酒相属，各为诗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风凛，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复赋诗怀古。明日，益风雪，别甲于江，余与丙独归。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后，甲以书及别诗来，言：“是日风帆怒驶，逾久而后济；既济，疑有神阴相，以著兹游之伟。”余曰：“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兹游亦良伟。其为文词因以达意，亦诚可悲已！”
余尝欲仿太史公著《季汉月表》，如《秦楚之际》。今人不有知余心，后之人必有知余者。于此宜得书，故纪之，以附季汉事后。时，先君登台后二十六年也。先君讳某字某，登台之岁在乙丑云。
西台，在浙江桐庐县富春江上，有东、西二台，下临富春江，为汉严子陵登临处。
唐宰相鲁公，此处名义上指颜真卿，实指文天祥。
作者以悲愤沉郁的心情，隐讳曲折的笔法，记叙了哭吊文天祥的经过，对故人、故国致以沉痛的悼念和无限的哀思。
文天祥抗元起兵，谢翱书生从戎，他们奔赴国难，有共同的志气，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文天祥失败，宋朝也随之灭亡。所以，谢翱对文天祥的哀悼，也是对亡宋的哀悼。
元代的人民遭受残酷的压迫，悼念前代及其人物，只能吞声饮泣，梦中回忆。即使是登台哭吊，也只能隐秘进行。此情此境，让人感觉无限悲凉。作者的亡国之痛，迸发于字里行间。ps：严禁以个人名义转载于其他平台，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