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人与长沙精神
文/湘潭大学教授 何云波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说到长沙，人们就会想起岳麓书院大门上的这付对联。这显示了长沙人的自信与大气，也可以说有些过于的自负与自傲。长沙，曾经的荆蛮之地，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底气?长沙乃至整个湖南，近代以来为什么会人才辈出?而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多是以长沙为圆心，方圆几百公里之间，它们如何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普通长沙人身上，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性格与精神?种种问题吸引着我们，走近长沙，走近长沙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的独特、复杂的个性，去感受这个山、水、洲、城融为一体的城市的魅力。
一
现存文字关于“长沙”的最早记载，是在《逸周书·王会篇》中，周成王大会诸侯，“长沙鳖”作为方物贡献给周王室，孔晁注“王会篇”谓“长沙鳖”，“特大而美故贡也”。这里，长沙首先是跟美食联系在一起，看来，长沙人的好吃也是有传统的。
关于长沙人，自古以来，成分就一直非常复杂。据说盘古的后代——三苗部落，自古住在鄱阳湖和洞庭湖之间，算是土著。而黄帝和炎帝中原大战，炎帝败，炎帝部落南迁，活动于以长沙为中心的区域，炎帝死后，“崩葬长沙茶乡之尾”。还有一部分由东夷迁来，是战败的蚩尤的后裔。本土、中原、吴越文化，就这样交汇了。
其后，帝舜、大禹又先后对长沙用兵，征讨蚩尤后裔和三苗部落，留下舜帝南巡和大禹在长沙治水的传说。夏、商、周时期，天下被分为九洲，长沙属荆州，因为远离中原，属蛮夷之地，故有“荆蛮”之称。商朝中晚期，不断发生王位之争，失败一方，往往也会逃往这南蛮之地。于是，长沙往往成了失败者的避难所。
很长一段时间，这似乎成了一种传统。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日益强盛，长沙成为楚国东南边陲的要塞，楚文化也日益取代了古越文化。而屈原，在楚国走向衰落，自己不见容于君王时，选择了向南独行，“众人皆醉我独醒”，最后投汨罗江而亡。西汉的贾谊也是被贬长沙，留下一篇《吊屈原赋》，感时忧世，借他人不幸遭遇浇自己胸中块垒。而长沙王刘发，也是因为母亲不过是一名侍女，在皇室中受到冷遇，才被封到长沙这卑湿之地，名定王。刘发用长安运来的泥土，筑台望母，然后有了著名的定王台。一直到唐代，刘禹锡、杜甫、柳宗元……长沙或者整个湖南，留下的文化人的踪迹，也常常是与漂泊、落难、被贬等等有关。
长沙自古以来有着重要的战略位置，既是粮仓，又处要津，所谓“长沙，楚之粟也”、“争南服者，不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势”，由此往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长沙国在东汉末年，即达到210多万人口。以后，北方有乱时,往往导致人口大规模南迁。然而，宋以后，历史上几次大的战乱，也给长沙城以毁灭性的打击。一是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灭北宋后进攻长沙，“屠其城而去”。二是元初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围功长沙达三月之久，最终城破。元未明初，朱元璋和陈友谅围绕长沙进行了四年之久的争夺，造成极大的破坏。明末清初，先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和明王朝残余势力联合抗清，后有吴三桂的三藩之乱……每一次战乱，都导致长沙人口剧减，只能大规模移民。北宋前，移民多来自中原地区，之后的移民，则更多来自江西、江苏、安徽、福建等地。这使长沙成了一座“移民”城市，经多次迁徙，据说长沙已无“土著”可言。近代长沙的许多名人，其先祖都是“移民”，如曾国藩的先祖是孔门曾参的后代，还有左宗棠、谭嗣同的先祖，都是南宋时从中原迁来。黄兴、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王震、田汉……其先祖都是江西人。
顾庆丰在《长沙的传说》一书中，谈到移民给长沙人精神和性格带来的影响，一是身体健康，二是勇敢进取，三是包容豁达，四是聪明能干，五是热情好客。任何文化，都是在不断的交融中，产生新变，从而更具活力。
“长沙”在历史上，屡经变迁。秦国设“长沙郡”，涵盖今湖南大部分、湖北以南、江西西北和广东的连县、广西的全州等地，面积几乎相当于今湖南全省，治所临湘县。汉代则有长沙国。三国和西晋时期，长沙为长沙郡郡治，属古荆州。隋朝更名潭州。唐朝潭州长沙郡领长沙、湘潭、湘乡、益阳、醴陵、浏阳六县。明朝设长沙府，辖长沙、善化、浏阳、宁乡、益阳、湘阴、安化、湘潭、湘乡、醴陵、攸县十一县和茶陵州。清朝基本上沿袭明制。民国二十二年长沙县、市分治，设“长沙市”，为湖南直辖市，也一直是湖南省的省会。
有一个问题，就是长沙精神与中国文化及湖湘文化的关系。首先，长沙精神与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的，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长沙人本来就来自中原和吴越各地，是“移民”城市，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杂交、新生。当我们把长沙精神的核心定位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屈原的家国忧患，是长沙的、楚国的、也是整个中国的。而像理学大家张栻，居岳麓书院，创理学一脉，他发扬的是儒家的经世传统，以追求孔孟之道为己任，将道德与功业，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既开创了湖湘学派重视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传统，又促进了儒学的复兴，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至于湖湘文化，他的中心就在长沙。长沙自古以来就是湖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中心。湖南的人才群体，也多是长沙为中心，方圆一、两百公里，他们构成一个湖湘文化圈。如近代的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黄兴，分别是湘乡、湘阴、浏阳、长沙县人，而当代的三位著名领袖：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分属湘潭、宁乡、浏阳。湖南近代以来多革命家，大约跟它的边鄙、穷困、蛮悍有关(像近代江浙，便盛产文人、资产者)。但是，光有边鄙、穷困、蛮悍，可以有滋事、造反，但难有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可以有“匪气”却难有“文气”。而长沙，这个近代日益开放起来的城市，这个诞生了岳麓书院、长沙时务学堂、第一师范、新民学会、《湘江评论》的城市，开风气之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篇》)也就为“革命”提供了“启蒙”。毛泽东、刘少奇都是在长沙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
湖南以长沙为中心，长沙是湖南的一个组成部分，湖湘文化与长沙精神，也就既紧密联系，又不乏各自的特点。如果把广大的乡村看作是湖南的主体，所谓“乡土湖南”，长沙代表的则是“都市文明”。作为湖南的长沙，很长时间都兼具农耕文明的色彩，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但作为现代都市，其政治的改良、思想的维新、商业的兴起、生活方式的变革，又往往首先从长沙开始。“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一大特色，当然也是长沙的特色之一，但在长沙精神中，偏偏突出“敢为人先”，因为相对于湖南，它更彰显了长沙人的特质。
二
一座城市的活力，其首在人，在他的精神。
那么，“长沙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内涵与外沿。
1995年4月，《长沙晚报》曾在报纸上开辟“长沙精神大家谈”专栏，让专家学者及普通市民畅所欲言，探讨“长沙精神在哪里”。1995年9月2日， 10万长沙人走上街头，为自己认定的“长沙精神”投票。当时，“长沙精神”共有6条候选语：
1. 无我为民，革故鼎新;实事求是，敢为人先。
2.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刚正质朴。
3. 扎实做事，热情做人;辣椒性格，骡子精神。
4. 勤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勇于拼博。
5. 忧患，务实、刚勇、鼎新。
6. 无我，求实，好学、创新。
最后，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郑佳明拟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刚正质朴”，取前八个字，被确定为长沙精神。而作家何立伟拟的“扎实做事，热情做人;辣椒性格，骡子精神”，据说在群众投票中得票最高。
由此可见，这两条都很能体现长沙精神的内核。只是，何立伟所概括的长沙精神更切近大众，而“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更能体现长沙的一种精神高度。
“心忧天下”出自左宗棠年轻时写的一幅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青年毛泽东到长沙求学时，曾将其改为“身无一文，心忧天下”。“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正体现了这一代人的伟大抱负。而“敢为人先”，典出唐代诗人吕温的诗：
忠躯义感即风雷，谁道南方乏武才。
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
东汉末年，董卓篡权，长沙太守孙坚率长沙子弟起兵讨伐，留下一段英雄史话。而近代谭嗣同，维新变法失败，虽有人愿意帮助他逃亡日本，他却大义凛然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从容就义，正体现的是一种“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家国担当。
可以说，长沙精神中的“心忧天下”，体现的是长沙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敢为人先”，则表现为敢于尝试、勇于创新的积极进取精神。而长沙人所延续的精神血脉，可以说与两千年前的屈原一脉相承。面对民生之多艰,屈原的坚守：“余亦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的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而求索” ，屈原的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这些都构成了屈原精神的底色，也成了湖湘文化精神的源头。
如果说屈贾忧患，代表的是中国士人的使命感与忧乐情怀，这种精神作为长沙的核心元素一直被延续下来。古代有陶侃的“作藩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晚清有中兴将相陶澍、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有睁眼看世界，首先走出国门的郭嵩焘、曾纪泽，有高举共和大旗的黄兴、蔡锷，有一代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杨度曾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当年，左宗棠率湖湘子弟远赴新疆保家卫国，“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长沙人黄兴，投身辛亥革命，身先士卒，一生“谤满天下，泪满天下;创造共和，再造共和。”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身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为走出经济难局，率先提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构想，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首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力推进思想解放和平反冤假错案。而朱镕基在就任共和国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慷慨陈辞：“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让人动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自觉肩负的是中国乃至全球的“民以食为天”的忧患。
长沙人的“心忧天下”，在动乱的时代，在需要他们挺身而出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和平时期，长沙人可以安居乐业、享受人生，而到了动乱时期，长沙人的那股子血性便得到了激发。在汉末群雄割据的时期，长沙太守孙坚带领长沙弟子最先勤王;赵宋皇室南渡时期，长沙成为了抗蒙的前线，岳麓书院的生员全部战死;清代晚期，洪杨之乱时候，湘军崛起，维系了清的宿命;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到处响起的是长沙人田汉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四次长沙会战，取得三次胜利，这成了中国抗战史上的奇迹。为抵御外寇，“军民一体”，团结一心，“不准敌人走湖南的路，不准敌人住湖南的屋，不准敌人食湖南的米”。这就是湖南人面对国恨家仇所展现的特性，湖南人所独有的特性。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中曾感叹：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现在哪里去了?
在国家兴亡之时，湖南人的精神往往就回来了。而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也需要这种精神，去从事创造新天地的事业。
三
作家何立伟曾经将“湖湘文化”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一则是以南门口为代表的市井文化，而市井文化就是快乐文化。
岳麓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当年南宋理学家张拭、朱熹在此讲学，从学者达千余人，形成了著名的湖湘学派，奠定了长沙深厚的学理传统、寻道情怀，以及后来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湖南近代史上的几个有名的人材群体，如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刘揆一、唐才常、沈荩、陈天华、杨昌济、程潜等，无不就读于岳麓书院。长沙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毅，长沙人的道德铁肩和人格华彩，莫不与这座书院有关。千年书院，涵蕴的是长沙人的文化承传和精神内质。
另一方面，长沙人又活得非常世俗。在何立伟看来，市井文化，就是在世俗生活里寻找快乐，寻找生活的根本。长沙人讲究吃喝玩乐，爱搓麻将，追求及时行乐，是生活乐天派，带着草根阶层蓬蓬勃勃的乐观，充满生命的热力。
何立伟将长沙精神概括为：扎实做事，热情做人;辣椒性格，骡子精神。似乎更接地气，更体现了长沙普通市民的性格与特点，所以当年得票最高也就不足为奇了。“扎实做事”体现了长沙人的脚踏实地、吃苦耐劳，但另一方面，长沙人的热情，做事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又总让你想起那火红的辣椒。长沙人敢想敢干，豪侠仗义，常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举。旧时有人把长沙人叫做“长沙骡子”，意思是长沙人为人做事都有一股骡子样的倔劲犟劲霸蛮劲，不撞南墙死不回头。这被看作是长沙人可笑的地方，也是长沙人可爱的地方。
从长沙走出去的歌唱家李谷一则索性把长沙人的性格概括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而湖南卫视曾经有一档名“非常靠谱”的节目，有一期“长沙贵姓”，“策神”汪涵和长沙本土笑星大兵、湖南省社科联主席郑佳明一起聊“长沙精神”和长沙贵姓。首先选能代表长沙精神的长沙话。结果策、呷、宝、霸蛮等都榜上有名。还有网友说，逗霸、下皮、扳翘、扎鸟，也很能体现长沙的城市精神，当然，这更多地体现的是长沙文化中“世俗”的一面。长沙流行的歌厅文化、电视娱乐文化，“快乐大本营”，“越策越开心”，更多地体现了长沙人的娱乐精神。
看来，长沙精神除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还有很多的层面，有着复杂的内涵。《锦绣》杂志曾有一组关于长沙的文章，总题为《幻城长沙，雌雄同体的乐园》，说长沙是一座雌雄共体的城市。它既有湘楚文化之霸蛮，又有小城遗风之从容。它既能为革命流血，亦能光怪陆离、夜夜笙歌。它善于独创思想一鸣惊人，面对偶像文化却又无从抵御。它充溢着十足的人间烟火和与生俱来的娱乐精神，甚至还有某些轻狂。但这又是一个标准的内陆省会城市，有着保守的主流文化，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过于有根的地方。
《京华周刊》有一篇署名沈佳音的文章《长沙：血未冷，夜未央》，则这样概括长沙：
“这里有最娱乐的电视台，最热闹的夜生活。这里每周六都要放烟花。这是一个什么节都要过一下，什么事都要‘策’一下的城市。这里娱乐至死。
这里也是楚汉名城，“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半部近代史都由湘人写就，这里至今依然立志要‘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这就是长沙，一个看似分裂的城市。这其实是湖湘文化的两极。你看到的往往是表面的快乐和喧嚣，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历史的血脉就会贲张。”
这注定了长沙人的矛盾、两面性。但另方面，恰恰是这种矛盾，又构成了长沙精神的丰富内涵。它不是政治口号、文化标本，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具有无限的充沛的活力。
四
当然，长沙精神唯其复杂，它们有的让人津津乐道，有的却未必全是正能量。
弘扬长沙精神,在我们大力宣传长沙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时，也不能不正视长沙人身上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2011年7月6日《长沙晚报》“外地人看长沙系列：另一只眼看长沙人”栏目中，有一篇文章，题为《文化素养：两极分化的长沙人》，说长沙市某旅行社导游说了一个小故事：长沙一旅游团到法国参观举世闻名的卢浮宫时，有些干部竟然“懒进得哒!”，蹲在门口的台阶上抽烟而被警察训斥。文章由此说到，湖湘文化，长沙乃首善之地，多饱学之士、社会贤达、时代才俊。而另一方面，在外地旅游时，餐厅内喉咙最“粗”、嗓门最高的也常常是长沙人。旅游时，娱乐项目为主的地方最受长沙人喜欢，玩的动静也最大，而对文化气息浓厚但不好玩的地方则不感兴趣。却让人感到长沙人少了一点文明古城的沉静与儒雅。
何立伟在接受《锦绣》杂志采访时也说到，长沙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却保留了农耕时期的生活习惯，长沙就是熟人社会、群体社会、人际网络社会。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成了地方性的民风。长沙人的爱玩也是有名的，常常通宵达旦。满街都是洗脚屋，北京是首都，长沙是“脚都”。他在纪录片《长沙岁月》中感叹，这个城市：
“太重于消费而疏于生产，太重于享乐而疏于创造，太重于市井快活而疏于精神聚敛。也许，现在的长沙人和他们的前人如共和国缔造者中的长沙藉的领袖们相比要缺少一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气魄和开天辟地的精神。长沙人的文化传统在新世纪里尚未爆发出强烈耀眼的生命光焰和创新潜能。它似乎尚在沉睡之中。好多回从首都机场下飞机，经过机场高速路，看见英特尔公司巨幅芯片户外广告：‘给世界一颗奔腾的心’，我就默默祝福：在一个迎接光辉未来的崭新世纪里，愿所有的长沙人，都有一颗奔腾的心!愿长沙人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轰轰烈烈奔腾起来!”
由此，长沙要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名城，还需要一些“文化准备”。当年，梁启超在谈到湖南在中国未来政治中可能发生的作用时，认为在“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为可用，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
确实，长沙人常常敢开风气之先，而长沙人的保守，曾经也是有名的。第一个走出国门的郭嵩焘，在被贬回国后，却也不见容于他的故乡。“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便成了乡人对他的盖棺论定。长沙人对什么都执着，敢于坚守，而走向反面可能就是保守封闭。长沙人的“霸蛮”，让他们做成了许多一般人看来做不成的事情，但“霸蛮”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蛮干”，大干快上，不顾客观规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体现在日常生活比如开车这样的小事上，就是争分夺秒，左冲右突，奋不顾身，能抢一秒，决不停三分……如此种种，都需要身为长沙人的我们警醒、反思。湖南人气最可用，长沙人的潜能一旦被激发出来，他的能量也是惊人的。
长沙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在新世纪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中，负有重要的使命。“长沙弟子最先来”，发挥长沙优势，弘扬长沙精神，建设文明长沙、美丽星城，让古老的长沙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新的光彩，这就需要每一个长沙人，从我做起，都有着一份责任与担当。
（作者简介：何云波，湖南新田人，本科、硕士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居长沙30年，曾任教于长沙铁道学院、中南大学，现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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