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鲁迅先生和郭若沫先生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们虽然未曾谋过一面，也没有任何直接的书信往来，但民间却一直流传着他们笔战的传说。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不少讲鲁迅和郭沫若之争的文章，但落笔之处尽在个人，这无疑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化了。
事实上，鲁郭之争并非单纯的个人争端，它始于创造社对“五四文学”的否定，终于“抗敌文学”统一战线的形成。换言之，郭沫若对鲁迅态度的两次转变都存在为势所趋的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一公案置于现代文学思潮变化的历史进程中，以更为辩证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
郭沫若
一、鲁郭笔战的起始：“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之争1928年6月1日，郭沫若化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这篇文章给鲁迅乱扣了三顶帽子：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人物和不得志的法西斯蒂。之后，鲁迅分别在《现今的新文学概观》和《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发起了还击，不仅称郭沫若的《一只手》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还直接骂郭沫若“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这两篇文章都不是单为还击郭沫若个人而作的，它主要针对的是创作社及其“文学革命”的文学观念。如《现今的新文学概观》中有这样的表述：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还有更为详细的分析：
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但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
鲁迅
反观挑起这场争端的郭沫若，他此前和鲁迅的关系虽然不算亲密，但也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事实上，就在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的半年之前，郭沫若还曾想和鲁迅一起合作恢复《创造周刊》。在回忆录《跨着东海》中，郭沫若说明了为何最终没能和鲁迅合作的原因：
对于和鲁迅合作的事情，大家都很冷淡。到了这样，却是该我自己来抉择自己的态度了。我深深地知道，假如我要坚持我的主张，照当时的情形看来，创造社便可能分裂。
不难看出，郭沫若更看重的是创造社和创造社的诸位友人，而鲁迅只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对象，一个可能成为战友的人。那么，本来是合作对象的鲁迅，为何忽然成为了郭沫若的攻击对象呢？这其实也是郭沫若做出的一种抉择。
早期的《创造周报》
1928年初，由于形势突变，上海聚集了一大批有实际革命经验的作家和从海外归来的激进青年，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之下催生出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文学运动。这场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旗帜鲜明地打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并将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作为反对的对象。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成仿吾这样写道：
但是最不幸的是这些“名流”完全不认识他们的时代，完全不了解他们的读者，也完全不明了自己的货色。这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不上三五年就好像寿终正寝的原故。他们不知道那时候的觉悟的青年已经拒绝了他们的迷药，他们本应该背着药笼到资本主义安定的国家去讨饭吃的呀！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也就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及太阳社成员对鲁迅展开了凶猛攻击，鲁迅成了一个旧时代之人，一个需要被打发的对象。鲁迅不甘示弱，以《我的态度和气量》一文对《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做出了回击。
左起:冯乃超,王道源,陶晶孙,李白华,成仿吾.
直到这个时候，郭沫若都是置身事外的，但却也到了不得不发的时候。因为他是创造社的创始人兼主将，而成仿吾又恰好前往日本和郭若沫进行了会面。此时郭沫若其实又面临一个抉择，是继续保持旁观者的态度，还是加入这场争端？最后，郭沫若不仅加入了，还不分黑白地给鲁迅乱扣了三顶大帽子。单就这种乱扣大帽子的行为来看，也无怪鲁迅称其为“才子＋流氓”。
二、鲁郭笔战的终结：“抗敌文学”统一战线的形成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于上海。消息传到日本后，郭沫若在连夜写下了悼唁文《民族的杰作》，并以自己及质文社同人的名义题挽联：平生功业尤拉化，旷代文章数阿Q——鲁迅导师千古！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郭沫若个人态度的转变，而是整个质文社态度的转变。除了郭沫若之外，质文社的邢桐华、任白戈、北鸥、林焕平、代石、孟克等人亦写下了悼念鲁迅的诗文，他们本来也是鲁迅的论敌。此时，我们面对的问题并不是郭沫若个人为何忽然转变态度，而是鲁迅的论敌们为何集体转变态度？
《质文》杂志
我们中国人向来讲究盖棺定论，就是说一个人的是非功过要等他去世后再做评判。在鲁迅去世之后，上海文化界及民众们给鲁迅做出的评价是“民族魂”。鲁迅的一生是为民众觉醒、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一生，他担得起“民族魂”这个伟大的称呼。上海文化界及民众们知道这一点，远在日本的质文社众人也知道这一点。
在鲁迅逝世之后，“救亡文学”可谓失去了领袖。此时鲁迅的朋友也好，论敌也罢，大家面对的问题不是“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的派系问题，而是如何保全鲁迅留下来的伟大遗产、如何防止小人作乱的问题。说到底，鲁迅和创造社及质文社之争不过是一些方法、路线上的争执，大家的基本立场和最终目的其实是一致的。事实上，早在鲁迅去世之前，鲁迅和郭沫若都曾表露出与对方和解之意。
在1936年8月写下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便这样写道：
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在看到鲁迅说的“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之后，郭沫若亦在《蒐苗的检阅》中表示：
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把，我在未读到万言书之前模式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绝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问题解决的曙光。
也就是说，从个人情感的角度来看，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转变也不是很多人所说的“剧变”，更不能由此给郭沫若贴上“变色龙”的标签。当然，之后的一些事情另当别论。
结语：
笔者并非想学郭沫若先生一样为“古人翻案”。事实上，尽管郭沫若对鲁迅态度的两次转变都存在为势所驱的因素，亦是伴随着集体态度的转变而转变，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窥得其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如其乱扣大帽子的“流氓”习性，在后来就把沈从文、萧乾等人害苦了。这些就不多说了，言尽于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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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
-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版
- 成仿吾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来源网络）
- 钱理群（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