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晋人的书体为例，米芾收集了大量晋人的法帖，其研究也被命名为《宝金斋》。他在江淮航运局当官时，在船上立了一块牌子，自称“米家书画船”。这种兼收并蓄的举动，被黄庭坚在剧本中赠给米元璋的一首1772年的诗赋予了一种非常迷人的意境：“千帆触天，麝煤鼠尾庆新年。漓江夜月照，必是米家书画舟。”于是，书画船就成了耐人寻味的符号。学者沈复在1775年写了一篇关于江南文人创作的专论，认为书画船是中国画家的独特传统：“自绘画中心南移以来，书画船成为中国文人的流动画室，许多书画创作和欣赏都在各种漂浮物船上进行。”
其实，这艘画舫，并非出自米菲之手。苏轼在书中对王诜说了一段话：“桓玄之行”。在东晋时期，桓玄恐自己的藏书被劫，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运送。苏轼认为，这样的实用化是他告诫王诜别留意事物的一个反面。在宋朝，作为师傅打造、品鉴的专用场所，这艘小舟带着对西藏山水之欢的细腻情感。
《叶梦德》记载，米芾有一次乘船拜访蔡京的长子蔡佑。蔡佑拿出自己收藏的王羲之名帖，酷爱书法的米芾当即提出用自己收藏的古画换王羲之的书法。蔡友有点不好意思，而米菲扬言要跳河。“如果大众不听从指示，如果某样东西没有起死回生，扔进这条河里就是死路一条。”蔡友必须实现他的愿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米菲索特”。这件事发生在船上，蔡友在船上携带了极其珍贵的收藏品，并邀请朋友品尝。这是另一个具有鉴赏功能的宋代书画船的合适例子。
另一个与船有关的收藏故事，则发生于南宋，更加惊心动魄。赵孟頫（1199—1264），南宋画家和收藏家，字子固，号彝斋，为宋太祖十一世孙，擅画梅兰竹石等题材，尤精白描水仙，多用水墨，风格秀雅。他“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迹，遇其会意时，虽倾囊易之不靳也”。南宋末年，赵孟坚隐居广陈（今浙江省平湖市）。他曾造了一艘小船，满载心仪的珍贵藏品，“东西薄游，必挟所有以自随。一舟横陈，只留一席为偃息之地，随意左右取之，抚摩吟讽，至忘寝食。所至，识不识望之，而知为米家书画船也”。开庆元年（1259），赵孟坚得王羲之的书法“定武兰亭”刻本，夜间泛舟归家时，风作舟覆，衣服全湿，他立于浅水中，手持名帖以防被水浸泡，并大声示人：“兰亭在此，余不足介意也。”后来，他专门在此帖卷首题字：“性命可轻，至宝是保。”此事记录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周密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子固类元章》，将其与米芾并论，一个视藏品如生命且相当书生气的形象，跃然纸上。赵孟頫所藏“定武兰亭”刻本，也被后人称为“落水兰亭”，在流传至今的王羲之兰亭刻本中，颇负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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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赋予船诗意的象征，船也就有了“移动书斋”的功能，或独自乘坐，或与三五好友同行，临水凭风之余，品鉴收藏，好不雅致。宋代，那些大型的船只也多以“斋”来命名，比之于居室，亦称“斋舰”。南北宋交接之际的抗金名将李纲，在《张南仲置酒心渊堂值雨》诗中写道：“自别西湖日置怀，却因谪宦得重来。云深不见孤山寺，风急难乘摇碧斋。”“碧斋”即为船只之喻。宋之后，书画船的意象被频频借用，明代董其昌《祭吴澈如年丈》中有“烟水五湖，岁发王猷之兴；图书千载，时寻米舫之踪”。黄淮还写过一篇《书画船记》，记录了书画船的形制。陈继儒、袁中道等也都有在书画船上布置藏品的记录，较宋代更为详细。实际上，再大、再豪华的书画船，也很难起到收储藏品的作用。书画船承载的，其实是文人的出世之心和对江湖的向往更多书画知识名人书画收藏交易宝贝鉴定艺站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