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明亮
徐志摩在中国算得上一位家喻户晓、拥有非常多读者的现代诗人。他与林徽因的前尘往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但倘若仅将他的故事作为谈资，或居高临下批评其“轻薄”，或沉溺其中寻找情感的替代，其实与自己的见识并无增益。而如果能在故事中找寻他做人的一贯之处，进而去伪存真；或将他的诗文与情感历程结合起来，找寻思想和情感深处的东西，或可以丰富自己的内心。他自言，“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而他把林徽因当作“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灵魂深处的激荡都反映在了诗文上。
对林徽因的爱触发诗人之觉醒卞之琳在《徐志摩诗歌重读志感》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这在徐志摩这一路诗人，一个景仰早夭的拜伦、雪莱、济慈的诗人，写诗的起步应说是晚了，想起来不由人感到意外。”徐志摩属于“热情洋溢”的诗人，这路的诗人通常在十几岁情感变得敏锐时就会写诗，而现在能够发现的徐志摩最早的诗作写于1921年，那时徐已经24岁，难怪卞之琳认为他“起步晚”。
徐志摩对于自己如何开始写诗，有一个神奇的说法：
青年徐志摩
什么事情让他如此“忧郁”，以至于让他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故事的另一位主角，林徽因知道这份“忧郁”的来由，也明白忧郁的意义，她在1932年1月1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这件不幸的事是徐志摩在英国时爱上林徽因却没有得到感情回报。林徽因在信中坦陈：“实说，我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
1920年，两人初次见面是在伦敦。徐志摩一定为林徽因的秀丽、聪慧而惊讶、欢喜并被深深吸引，后来短暂的交往中，他终于无法克制内心的激情，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但徐志摩漫长等待后收到的，却是林长民替女儿回的拒绝信：“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但两个年轻人的联系并未中断。徐志摩搬到剑桥附近的沙士顿，同住的妻子张幼仪奇怪他为什么天天说出去理发，后来才知道他去理发店取林徽因寄来的信。
1920 年，林徽因在伦敦
“康桥”和“林徽因”仿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见到美丽的林徽因，他开启了内心深处潜伏的爱的种子；而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亲回国，只留下徐志摩一个人孤独地徘徊在康桥（张幼仪也去了德国），康桥美丽的风光为他的爱情的忧郁疗伤：“那年秋季我一个人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的‘发见’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蜜甜的机会了。⋯⋯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
“睁眼”只是一个比喻，《雨后虹》里他使用了另一个比喻，他天生近视，13岁时第一次戴上近视镜，看清了夜空中满天繁星，仿佛睁开了眼。而剑桥生活在心灵上教他睁开了眼、开了窍，“我今天才再能大声叫道，‘好天，今日才知道使用我生命的权利！’”什么是徐志摩的“生命的权利”？那是爱的权利——“‘爱窍’不通⋯⋯哪里能懂生命？”
1922年春天，“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 (虽则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
《人间四月天》剧照，周迅饰演的林徽因在叹息桥前
对林徽因的爱让他的感情变得忧郁但感受力变得极其敏锐；剑桥充满自然风情的生活，又让他的这种气质得以深化。徐志摩称这段康桥的日子是他的“心灵革命”。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转折。
徐志摩十几岁时就不情不愿地被家人安排了包办婚姻，而聚少离多的夫妻生活，无法让他培养起传统的“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感，反而让夫妻“两人的心就要愈分愈开了”。张幼仪去英国跟他团聚，本为增进夫妻感情。然而徐志摩已被突如其来的爱唤醒，这爱还深深影响他的一生。康桥边的思索又给了他过一种“自然生活”的强大信念，使他勇敢不受制陈规、世俗偏见，追求灵魂的自由。这最终导致他和张幼仪的离婚。离婚通告说这一举动是“逃灵魂的命”，灵魂一旦觉醒，就不愿意再受到外在力量的束缚。
爱上爱情，促成精神的提升等到1922年10月徐志摩也回到国内，却发现林徽因已与老师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订婚了。但这并未阻碍他继续追求的步伐，梁启超写信劝他罢手，他的回答现已成为流行的爱的箴言：
“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
然而他的追求毫无结果，1924年他又一次面对与林徽因的分离：林很快要和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学读书，而他要陪泰戈尔从北京去太原。此前两人还在舞台上搭档表演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Chitra），林徽因扮演公主齐德拉，徐志摩扮演爱神。这样的美好时光转瞬即逝，这次分离也将意味着徐志摩追求林徽因彻底的失败，因为林将在留学期间与梁思成完婚。
1924年，泰戈尔在北京景山庄士敦家与众人合影。前排左起：泰戈尔、内阁总理大臣颜惠庆；二排左起：婉容的教师任萨姆、林徽因；三排左起：徐志摩、印度学者那伽、英国学者恩厚之、印度明院院长沈摩汉、婉容弟弟润麒、印度画院院长难达婆薮；后排右，庄士敦
这次分别时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信保存下来了：
“
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却只见大前晚模糊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的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的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
这种矛盾心绪，像极了那首《为要寻一颗明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荒野里倒着一只牲口——
黑夜里倒着一具尸首
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这首诗或可以说是徐志摩“爱的信仰”受到重大挫折的证明。
幸好，徐志摩最终从这段让他“不自由的魂灵”的恋情中走了出来，在《你去》这首写给林徽因的诗里，同样是荒野、夜、分别、不舍，诗中却满满温情，没有了黑暗和绝望，也没有了象征追求的马。或许有人给出一个简单答案，是因为徐志摩移情别恋陆小曼，但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
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
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他理性知道自己是爱她的，并能大胆地说出来，但感情上已接受了远离这位灵魂伴侣。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谈到自由与爱情的关系，好像是说他这位表哥似的：“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对岳灵珊的痴情终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
徐志摩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但他的“解脱”，或许是因为他认识了“人”又认识了“自己”的缘故。《月下听琴》时，徐志摩所想象的分别时“心心相印”，其实就有不少“误解”的成分。正如林徽因所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这句话可以与她1932年1月1日写给胡适的信做对照：“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我永远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
林徽因对自己有准确的认知，而与徐志摩构想出来的她差别甚大。在徐志摩爱上陆小曼时，类似的情形又发生了，徐志摩相信陆小曼看他的眼神是“soulcommunication”（心有灵犀），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写道，“徐志摩把陆小曼看作是爱的化身。他是在追求爱与美的幻影，就像他在追求一个真实的人一样。他爱上了这爱本身。当他得到爱的实体后，理想和现实的差异便无可避免地变得明显”。
1926年，就是李欧梵认为徐志摩理想被现实打破的第一年，徐志摩写下了著名的诗《偶然》，林徽因说是写给她的：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这首诗仿佛有两种声音在竞争、冲撞。一种声音是高高在上的“云”的声音，是劝诫、否定性的声音，仿佛是没有感情的造物或天地的声音。另一种被压抑的声音，是“水”的声音，在另一首云投影到水的诗《云游》里，水的反应更为清晰：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林徽因的话对于理解“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很有帮助：“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意旨，归根都是运命，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
就是说，在命运的压迫下，个人仍能坚守自己，甚至提升自己。“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
警醒、激励（stimulant）都是人与人交往中激发出的最可宝贵的“光芒”，促使精神的提升，而不是堕入凡俗。难怪切尔卡斯基将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恋，比作但丁和贝阿特里斯、彼得拉克和劳拉，“徐志摩的心灵，只好与这些人物相提并论”。
在硬币的另一面，徐志摩与“康桥”再别时，两者的关系更自然、融洽。在写于1928年的名作《再别康桥》中，开篇时诗人挥手向云彩作别，衣袖也被投上了云彩；结尾处诗人再次挥手，要把这片“云彩”留在康桥。这是另一种“相忘于江湖”，来的时候，亲密无间；去的时候，心里不存一丝遗憾。“投影”在《偶然》里有着不可弥合的距离感，但《再别康桥》里，“投影”却成了心心相印的基础；“影”未必都是幻，也能借其认识“真”。他认识了幻影，也就很大程度上能够认清真实的自己。这些对自己生活的理性反思，节制了情感，或许是他诗歌风格变化的一个原因。
徐志摩的情诗为何广为传播徐志摩“爱上爱情”，对当事人未必是好的，但却给人们留下了风采各异的情诗。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肯定徐志摩的成绩：“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他（徐志摩）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
徐志摩（左）与陆小曼（右）在西湖湖畔
近代以来，中国人情感的一大变化，便是介于公私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出现，情动于中者公开追求自己的“爱人”。这种关系发展，可能走向更为私密的为夫妻或情人关系，也可能转为不含性意识的异性朋友。“被人恋爱”的女生，常引起好事的人的各色猜想，林徽因也概莫能外。然而，传统感情戏里的“使君有妇”与“恨不相逢未嫁时”的俗滥情节怎能套到对爱情有了更高要求的现代人身上？现代人更为独立，差异性更大，因而现代情感里的两情相悦，较古代多了“两心相知”的要求；相较之下，社会地位差异、家庭束缚及经济困境的阻碍，作用减弱。由于传统情感成见与现代教育所导致的情感问题，如被延迟的爱情，对异性不切实际的想象，缺少足够智慧去认识所爱之人等，需要一些自助式的指引，这是否是徐志摩的诗文广为传播的原因？
徐志摩找寻“灵魂伴侣”，向往心心相印，而他所经历的挫败以及此后的自我认知，是只有一百年公开的爱情交往史的中国人的宝贵心灵财富。自然，徐志摩的一生不只如此，他的“情诗”也可以有其他读解方法，以上不过是认识他的一个小小窗口。借徐志摩翻译的泰戈尔《萤火集》中的诗句作结：“我认识他，因此我认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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