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数代人的努力后，宋代的经济、文化各方面在徽宗皇帝在位期间发展到了巅峰。表面的繁荣，更令赵佶虚荣心大盛。为了歌颂盛世升平景象，徽宗特意成立了大晟府。
大晟府的创立虽然与徽宗的个人爱好有极大关系，但它的的确确是中国音乐史和词史上的盛事。
一脸雍容的宋徽宗
大晟府是宫廷乐府，负责颁布乐律、教习音乐、修正乐律，编辑调谱制声律，制造乐器、制撰文字的专门国家机构。周邦彥曾经担任过大晟府提举官，后代词评人曾提出了“大晟府词人”的概念，甚至将周邦彥视为大晟词派的领军人物。
大晟府，本来就是为政府歌功颂德的专门机构。历任大晟府提举，都非诤臣直臣，蔡攸与杨戬更是知名的佞臣。周邦彥不愿意同流合污，沦为政治工具。所以，在任上采取了不合作、明哲保身的态度。
呆若木鸡的周邦彥
徽宗皇帝好大喜功，许多地方官为迎合其虚荣心理，不断制造祥瑞，上报祥瑞。从大观二年开始，全国各地先后有庐州雨豆，汀怀二州庆云现，乾宁军、同州黄河水清三次的异事，陕州、岚州黄河清，虔州芝草生，蔡州瑞麦连野，河南府嘉禾生、野蚕成茧，相州野蚕成茧等等不一而足的祥瑞现象发生。
龙颜大喜的徽宗命蔡京暗示周邦彥，希望周邦彥作首马屁词，以便使天下共唱，万世流芳。
哪知，周邦彥借口“某老矣，颇悔少作！”为由婉言拒绝。（据周密《浩然斋雅谈》载）据《清真先生文集序》记载，晚年的周邦彥“学道退然，委顺如命，人望之如木鸡。”学者认为，周邦彥之所以变得“呆若木鸡”，完全是因为他在经历了党争的波涛之后，不敢随便乱说话了。
其实，周邦彥的仕宦并未受北宋末年党争的影响，因为他并没有在政治上站队，当然也不会有站错队的事情。婉拒蔡京，是因为他从前写过一首诗狂拍蔡京马屁，为士林所笑。晚年的周邦彥觉今是而昨非，不愿意再去阿附权贵。
关于周邦彥献诗的记载，始见于宋《西清诗话》，原书已佚（《西清诗话》为蔡京季子蔡絛所作，因此，周邦彥献诗之事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苕溪渔隐丛话》转引其中内容道：“周邦彥美成上家公生日诗云：‘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时称警策”。
周邦彥向权贵蔡京献诗是事实，但关于献诗的性质却一直充满了争论。
多数人以为，这两句诗只是泛泛之言，随便献给哪位权相都可以，所以这只是逢场作戏之作而已，当不得真；有人却认为，献诗说明周邦彥人品有问题，“用颂天子之词谀蔡京，是有过于潘岳远拜路尘，清流为之齿冷的行为”。
美男潘岳
潘岳、字安仁，历史上著名的美男，“貌若潘安”说的就是他。在其仕宦不显之时，曾作《闲居赋》自励道“览知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表示自己绝不会不义而富贵。可是为了攀附权贵贾谧，每当贾出行，潘安与石崇望尘而拜。这种趋赴权势的行为与其所标榜的洁身自好相去不啻千里，因此被人讥讽道：“高情千古《闲居赋》，争知安仁拜路尘！”
古往今来，人们都是嘴上说一套、行为却是另一套，文人奔竞于权门是种常态。文学更只是苦闷的象征，将其视作精神超越的方式就可以了。至于作者表现出的言行相悖，无足惊诧！
北宋末年蔡京父子权倾中外，能巴结上蔡京，从此就会仕途坦荡，平步青云立可待矣。年轻热中功名的周邦彥，为了仕途进步，写诗去巴结奉承蔡京也可以理解。
圣人周公
人们讥讽周邦彥，是纠结于周诗中“人在周公礼乐中”句。须知周公者，绝不是专颂天子之辞。如果是，曹操就不会在《短歌行》中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句了。所谓“化行禹贡山川内”，是指在蔡京为相期间，教化大行于九州之内。此一句明显是谀词，但这种例行文字根本当不得真，蔡京不是周公，北宋末年内忧外患，民变蜂起，说教化大行，则是赤裸裸的打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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