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1年报考中国科大，当时在中学过得颇有些百无聊赖，但生活似乎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上大学。很多人觉得科大难考，其实在80年代初，正值“科学的春天”，科大那时如日中天，录取分数线极高，更难以企及。
学校通知用三天时间报道，我是第二天到校，也几乎是最晚的。我班23人，2位女生，家长送到学校的很少，每人都带了个不大的行李箱，学校给我们发了床棉垫子。课本是免费的，记得最清楚的是，还发了一套New Concept English。每个宿舍配了一台匈牙利产的录音机，给大家学英语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录音机，磁带。
中国科大的老校门
学生宿舍，现在已经拆了，即“四牌楼”152楼一层，同宿舍还有四位，分别来自于无锡、上海、太原和湖北孝感。宿舍正对着正在建的学校大礼堂，就在窗前。第一天大家集中，班主任朱源老师开场白：你们如果不想念研究生，就没必要来这里。我当场就吓晕了，这刚第一次见到大学，就凭我这样，还能上研究生？！
在科大几年，感触最深的就是老师对学生的关爱。班主任朱源老师对我们恩重如山，并非夸大。我们的学习生活，简单地说就是朴实、勤奋。大四时，有一次方老师演讲，提到科大学生三点一线的生活，大概就是从宿舍到食堂再到图书馆，一线不知是什么了，说要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当然也要分是什么人，我自己丝毫没体会到校园生活的单调乏味，毕竟比起中学要丰富得多了。下午的操场总是热气腾腾，尘土飞扬：有踢足球，打排球的。 学校里稍有点空地几乎总有人在打羽毛球。
严济慈校长的题词
刚进校不久，就传来消息：科大在81年CUSPEA考试中大获全胜，斩获全国第1，2，4，5名。近期末时，在四牌楼一教室，文小刚、干政、吴彦、李渊民和同学们座谈，意气风发的文小刚鼓吹大学生四大修养：下围棋，打桥牌，看小说，吹牛皮。作为科大的物理学生，文小刚，干政是我心中永远的英雄。
周六晚上四牌楼教室里，总有一些学生组织小讲座。清楚记得一位学生介绍莫扎特的作品是“三分骨头七分肉的美人“，此前从未听过古典乐的我喜欢上了交响乐和贝多芬。 后来我女儿也考上了科大少院，我就让她学钢琴，我又搭顺风车学，喜爱弹巴赫、月光奏鸣曲，这是我在科大受到的影响。
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学习刻苦，但也有学习不用功的。本班的周同学， 印象中大三以后，他几乎除了上课，就是吃饭， 打乒乓球以外，都躺在床上，从不去图书馆或教室自习。后来他上了科大研究生，毕业后回老家无锡。几年前我俩还见过一面，人很精神，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另一位是来自苏州的同学，大二后似乎从不上课了，也不去图书馆， 无论哪门课考试，就提前一天的晚上，背个书包找个教室，奋战一夜，第二天过关。 后来他去Duke University拿了生物学博士后，又学了个MBA转行了。
在科大的几年里，我几乎是埋头不问任何事的木瓜。 离开学校后，我分外体会到朱源老师所说的科大学生“基础扎实， 外语好”，体会到踏实勤奋的可贵，格外感激科大老师的质朴和对学生的倾心关爱。在科大，我开始领略并思考民主与科学，感受到科学和人的高贵，这一直激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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