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为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在1997年才升格直辖，不过，这也不是重庆第一次“直辖”，实际上重庆还是有着丰富的“直辖”经验的。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997年这一次“直辖”，显然是对重庆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重庆从“脏乱差”的山城变成了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重庆是怎样一步一步升格为直辖市的？重庆升为直辖市之后的第一任市长蒲海清曾对此有过详细的“回忆”，在接受采访时他说，当时重庆直辖有4套方案，他支持的是第四套——也就是现在重庆直辖市的方案。
重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山城，在我国的历史上一向有着相对重要的位置。
从20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巫山人”到2-3万年前的“铜梁文化”，从夏商的巴国文明到刘备在白帝城“托孤”；从隋朝设立的渝州到清朝的“湖广填四川”，巴蜀地区的历史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
到了抗战时期，重庆还当过国民政府的“陪都”，是直接隶属行政院的“特别市”。
在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当过“中央级直辖市”也当过“西南行政大区直辖市”，可谓是直辖经验十分丰富。
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重庆降级并入四川，但它仍旧是四川省，乃至是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好、面积最大的城市之一。
因而，在1983年时，重庆还率先被列入计划单列市，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副省级城市。
“计划单列”一度推进了重庆的经济发展，加强了重庆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可随着改开的不断推进，重庆市的问题也在不断暴露。
一方面，重庆本就是“老工业城市”，而且在我国“大三线”建设时期，还有大量军工企业迁入重庆，令重庆的进一步改革“举步维艰”，动辄就会有数十万职工下岗，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造成社会问题；另外一方面，重庆的城市管理也十分混乱，这是一座山地比例占到76%的城市，规划糟糕、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石板小路和成片的老屋构成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最初印象。
眼看着隔壁成都发展越来越快，经济上一度超越重庆，令重庆从上至下都感到“焦虑”，他们急切地寻找着解决重庆城市问题的办法。
当时，蒲海清正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由于他大学是在重庆读的，毕业后又在重庆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妻子也是重庆人，因此他对重庆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每当回到重庆，看到这座城市“脏乱差”的面貌时，蒲海清总是忧心忡忡，他曾找到当时的重庆市长刘志忠，请他“开个会”、研究一下“到底该怎么办”。
可他心里也明白，重庆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而且，重庆当时从上到下都希望自己能够再度成为“直辖市”。
1996年初，蒲海清找到时任四川省省长的肖秧，想和他讨论一下重庆“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也正是通过这一次谈话，肖秧告诉了他一个“秘密”：中央正在研究将重庆定位直辖市，而且已经进入了研究阶段，还要求他“一定要保密”。
实际上，早在1985年，邓公就已经提出过要将四川分成“两个省”的想法。
当时，邓公正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参加合同签字仪式，在听取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关于三峡建设和移民工作、希望成立“三峡省”的汇报后，邓公当即提出，可以考虑将四川分为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两个省。
随着三峡建设和移民工作的展开，1994年，国家正式开始进行重庆升格为直辖市的调研工作，在当时，这是一个严格保密的任务。
时任国家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审核处副处长、参与起草重庆直辖方案的孙秀东曾表示，重庆直辖调研保密到“连部长都不知情”，自己也是被借调到国务院之后才知道他要参与的是论证重庆直辖市可能性的任务。
由于事关行政区划，当时此事被认为是国家机密，连孙秀东在内一共只有4个“知情者”。
1996年4月，蒲海清去到北京汇报工作，也得知了重庆要升格为直辖市的确切消息。
当时他被告知，原本自己是可能会调任四川省省长的，但因为重庆即将建立直辖市，他可能会被调往重庆工作。同时，北京方面也告诉他，此事要“绝对保密”。
这时，蒲海清终于确定了重庆即将“升格”的消息，他严格保密，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只是在回到四川后就开始请相关专家进行重庆经济发展情况和改革情况的相关调查，为成立直辖市做准备。
蒲海清后来回忆道，当时他不敢说成立直辖市的事情，幸好他作为四川省常委副书记研究重庆发展问题“也很正常”，因此“风声”并没有从他这里走漏。
但没想到的是，风声最后还是“走漏”了出去。1996年春，香港报纸发布了重庆准备设立直辖市的消息，甚至连区划示意图都刊登了出来——并且和后来公布的方案一致。
此事令整个调研小组都十分被动，彻查后才发现是一地方报纸的负责人走漏了消息，此人也因此受到了处分。
当然，最后“泄密事件”并没有影响到重庆直辖的进程，因为当时重庆直辖方案“四选一”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同年6月，中央就批准了直辖方案，开始进行直辖筹备工作。
在重庆设置直辖市，主要是基于3个原因。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四川省人口多、面积大，管理层级多、难度大。
数据显示，当时四川省5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超过1.1亿人口，划分为23个地级市和221个县，管理难度十分大。
蒲海清曾回忆道，他在四川干了11年的副省长、副书记都没能走遍四川省所有的县，可见当时的四川堪称“幅员辽阔”。
其次，这也是为了方便进行三峡工程的建设工作。1994年，三峡工程上马，虽然这项工程的地理位置是在湖北省，可是为了三峡库区建设，有“百万移民”将要背井离乡，而其中有85%是来自于重庆市辖区。
百万移民放在哪国都是难题，而三峡工程的建设的成败就在于如何安置这些人民群众，因而，不少人指出，重庆直辖将是实现三峡库区大发展、大稳定的“最佳方案”，因为这有利于三峡移民的统一管理和安排，促进政策落实和三峡工程建设。
最后，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也是连接中西部的重要节点，如果在这里设立直辖市，可以辐射带动中西部发展，带动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正是重庆十分重要，调研小组在进行调研后，一共提出了4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以三峡库区为中心建立一个省或是直辖市，这个方案和之前“三峡省”的方案类似，但设计范围很广，且管理成本很高，一开始就被“放弃”了。
第二个方案是将万县、涪陵、黔江、广安、达川、南充等地统统划入重庆，由于这个方案牵涉的面积最广，也被称之为“大方案”。
当时，有不少人支持这一方案，不过中央却不同意，原因是这样划入重庆的贫穷县和人口都太多了：按照这一方案，重庆市管辖的人口将多达5000多万，几乎占到了四川省的一半。
当时重庆的经济本来就亟待发展，如果还要划入这么多贫困县，那么重庆的情况可能就是“小马拉不动大车”。
第三个方案是将原本的重庆地区直接升格为直辖市，不多划入任何地区，这个方案最为简便，可因为无法解决三峡库区移民问题而被放弃。
第四个方案就是蒲海清支持的方案，将老重庆地区、黔江地区、涪陵和万县合并，成立重庆直辖市，这也是最终入选、现在的重庆直辖市区划。
蒲海清认为，黔江地区本就是从涪陵分出去的，划回重庆十分合理，但同时，蒲海清还想“要”广安，因为当时广安产粮而重庆缺粮，每年都需要四川省调拨粮食给重庆。
不过，最终蒲海清的补充意见并没有被接受，最终重庆直辖市还是选用了第四套方案，只是涪陵、黔江、万县暂时不直接纳入重庆，而是由重庆代管，以便这些地区“逐渐适应”。
于是，重庆直辖市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方案确定了以后，重庆直辖市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安排行政体制。
有人主张重庆直接管县，取消万县、涪陵两个市和黔江地委；也有人主张不能直管，因为重庆直接管40多个县很容易顾此失彼，而且取消两市一地还可能会造成中间层级干部的动荡。
最终，蒲海清决定先保留地市，但县级可以直接到重庆汇报工作，在此期间，地市干部通过提前退休，调任巡视员、人大或政协岗位来减少编制，实现重庆直管的平稳过渡。
重庆直管县级行政区有许多好处，例如，可以将公务人员的数量减少1/3，实现“大社会”的格局；例如，有利于减少财政负担，将更多经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经济发展；例如，干部责任感也会进一步提高。
1997年6月18日，重庆正式升格为直辖市，揭开了重庆发展新时代的序幕。
升级成为直辖市，重庆人民很高兴，但是作为领导层，蒲海清却觉得这是真正“困难”的开始。
蒲海清说，当时，重庆市缺乏活力、交通拥堵，城市环境也很差，整体就像是一个“大县城”，其中一个很直观的表现就是当时的商场七八点就关门了，完全没有“夜生活”可言。
万事开头难，为了改善城市环境，蒲海清带着主城区的书记、区长带头上街捡垃圾、查卫生，并公开承诺会解决“脏乱差”的问题，请电视台监督。
此外，重庆市政府和广泛听取人民的建议，拆除了许多围墙、建起了广场和绿化设施，改善了重庆的整体环境。
除了整体环境环问题，重庆市还面临着40万下岗职工、103万移民、300万贫困人口的严峻问题，这是重庆发展道路上必须翻越的“三座大山”。
幸运的是，重庆人民顺利翻了过去。1996年底，三峡四川库区移民工作顺利移交重庆，到2007年，重庆基本完成了安置百万三峡移民的艰巨任务，城镇移民“零就业”家庭基本消除。
十年时间里，重庆的城市绿化率从29.5%上涨到了48%，财政收入也从74.5亿元上涨到了788.5亿元，农村和城市百姓的人均收入也获得了翻倍增长，显示出重庆在直辖以后，获得了多么巨大的发展。
此外，重庆直辖也成为了“西部大开发”的序曲，改革开放从重庆向更深的内陆挺进。
到了2015年，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连接点上的重庆，又成为了国家区域开发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城市。
2017年设立的重庆自贸区进一步推进了重庆和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数据最能显示出重庆直辖后的高速发展：1997年，重庆的GDP仅有1525亿元，而如今，重庆的GDP已经高达27894亿元。
现在的重庆，一改过去“脏乱差”的面貌，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汽车、建筑、新型材料等为主的发展体系，高息技术制造业占到了全市制造业的19.1%。
蒲海清曾回忆道，重庆人敢于做“弄潮儿”，而且感情真挚，如果你对他们好，他们自己不吃饭也会让给你吃。因为他带领重庆实现了经济发展，因而每次他回到重庆，都会碰到热情的市民拉着他合影，显示出重庆人“从来没有忘记我”。
现在，重庆的经济增量也很可观，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和改革的深入推进，重庆还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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