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流产做多了会习惯性流产么(早就该干预人工流产了)(1)

近日,国家计生协发布 1 号文件《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2022 年工作要点》,提到:

「实施生殖健康促进行动,重点解决青少年、育龄人群及其他特定人群生殖健康的突出问题,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提高群众生殖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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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而其中「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一项,很快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从当下的现状出发,这一行动,是出于提升群众生殖健康的考虑,还是在悄然抬高流产的门槛?

「人工流产,早就该干预了」

从政策与措施层面,在网络上引发关注的「人工流产干预」,实际上并非全新概念。

以上海市为例,2021 年上海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中心已经提出「人流对象干预服务项目」,并为此编制预算。

该项目的核心是「为全面提高目标人群的科学避孕意识, 降低非意愿妊娠,减少重复人工流产,提高育龄人群生殖健康水平,在本市开展人流对象干预服务公益项目」。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 2018~2021 年战略计划的实施执行主任的报告,也提到「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加强对性传播高危行为人群的综合干预,减少意外妊娠和性相关疾病传播等措施——从提高生殖健康水平的角度来说,对人工流产的干预是既往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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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 年取得的关键成果

图片来源:联合国

刘艳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她在妇产科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2010 年的时候,人工流产手术的数量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达到了一个高峰,最多的时候,我在 3 小时内可以完成 27 台手术」。

而近些年,中国人工流产手术的数量虽依然居高,但有所回落,刘艳所在医院的妇产科,现在每天到不了 10 台这样的手术,「这一方面跟国家的生育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在普遍较低的生育意愿有关」。

「国家早就应该干预人工流产了」,从业内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领域鱼龙混杂」。刘艳认为,对人工流产的干预不但要加强教育,减少意外怀孕,同时也要使人流手术更加规范。

现在依然常见的无痛人流广告,曾经更为猖獗地占据着各类媒介,「说什么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其实这些给人特别多的误导」。刘艳表示,人流手术确实很快,但风险却大,「医院将手术说得很简单,但医生的水平难以把控」。

让刘艳医生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有一名十几岁的女孩,在别的医院做人流手术,由于医生操作不当造成了子宫穿孔和肠管穿孔,导致肠坏死,转院过来后已经昏迷,住进了 ICU 重症监护病房。

因此,出于对生殖健康和行业规范的双重考量,人工流产亟需干预。

但对于要关注「未婚人群」的人工流产,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菊芬却持有不同态度。

王菊芬一直坚持从事妇女和人口研究,对当下中国女性婚育的状况有着长期和系统的观察,根据这些经验和判断,她认为在计生协的工作要点中,对「未婚人群」的界定已不够科学。

王菊芬告诉丁香园:「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婚育观念越来越多元的背景下,人们可以终生不婚,也可以选择闪电式地结婚、离婚,即便已婚也可以组建丁克家庭。

而随着婚育观念一同发生变化的,还有女性不断提早的性成熟年龄,之前女性性成熟年龄在十二三岁,现在已经提前到十岁左右,而女性的生育能力一般可以一直持续到 45 到 49 岁之间。

在社会观念和公众生理状态都处于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单一关注未婚人群和青少年群体的意外妊娠和人工流产状况,可能把问题简化了,不具备与时俱进的普遍意义。」

「社会对人工流产的关注应该将所有的育龄期女性都包括进去,不要再区分已婚和未婚」,这也是王菊芬与他们课题组参与制订《上海市妇女发展「十四五」规划》时的观点。她认为,对于女性健康的服务,应该将她们的全生命周期都纳入其中,才是更科学地有效改善公众生殖健康,实现优生优育。

不能放任的药物流产

走进药店,计生柜台永远最为醒目,每扇橱窗前都张贴着红黄撞色的「万艾可已到货」。

但最近引起讨论的,却变成了收银台前,一张写有「不得销售终止妊娠药品」的提示卡,结合 2021 年的第五批国家集采中,米非司酮与卡贝缩宫素被踢出,这也使得部分网友担忧,往后「药物人工流产也越来越难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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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其实,在市场监管层面,对终止妊娠药品早就有所限制。

「规范终止妊娠药品的销售和使用,主要是为了配合国家的整治两非的政策」,河南省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副局长王定介绍,所谓「两非」,是指非医学需要鉴别胎儿性别、非医学需要人工终止妊娠,这一政策提出的背景是国内持续多年失衡的男女性别比。

从临床角度,刘艳医生也表示药物流产的适用范围有限:「从专业角度来说,我们不推荐自行服药行药物流产;虽然我们也做药流,但一定应是在正规医院,在专业人士的判断和观察下才能进行。」

「终止妊娠药基本上是通过让子宫收缩,在压力作用下使胚胎脱出。这种情况有可能胚胎脱出不彻底,导致出血危险。相对于人流手术,药流的大出血风险更高,如果对这类药物不予管控,放开让患者自行操作,流产风险会成倍放大。

王定已从事药品监管工作 20 余年,他表示,以河南省为例,在 2005 年就已开始执行《河南省终止妊娠药品管理规定》,其他各省对此类药品的相关规定也大致是在这个时间段内相继执行。

在管理的落实中,主要是从销售渠道和使用规范两方面来对这类药品进行监管,2005 年开始到今天,随着企业对新政策的逐渐接受和监管部门的强化监管,违法售卖终止妊娠药品已经逐渐被杜绝。

「我们会严格检查药品批发企业和医院的购进、销售和使用记录,对照进货量、使用量和库存量,检查终止妊娠药品有没有非法流失」,王定表示。

谈到未来对终止妊娠药品管理的走向,王定认为,管理规定在不断修订中会更加严格和完善,这关系到药品使用者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人口安全,「因此药物流产不会放任、也不能放任」。

没有人是局外者

人工流产不管是手术还是药物,相关风险与负担都更加直接地作用于女性本身。用人工流产来控制生育,无论从单个怀孕周期,还是从人口的长期发展来看,都并非健康的生殖观念。

我国一年的人工流产手术 950 万台,而出生人口数也只有不到 1100 万人,这些流产掉的孩子有的非常可惜」,王菊芬感叹,除了在复旦大学任职外,她还有一重身份——12338 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的志愿者,每月一次为来电者提供咨询服务。

「几年前,有一个女孩怀孕了,她男朋友就吓跑了,害怕承担责任,来电者诉说流产要 1000 多块,她已经怀孕 4 个月,医生说再不流产就流不了了,但她没有钱」,讲起这件事,王菊芬至今仍难以释怀。

「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应该提供更多的服务、更适宜的科学教育和更正确的婚育理念?怀孕不应该是女性的单一责任」,王菊芬认为,对于还没有做好怀孕准备的公众,他们应该掌握充分的性健康知识和科学的避孕措施来避免意外妊娠,也就避免了可能的人工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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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而对于已经意外妊娠的情况,如果双方是真诚相爱,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必要帮助和条件,给他们继续发展和组建家庭的机会,或许不一定要走到流产这一步。」

王菊芬说,可以参考一些国家设立的流产冷静期,给予当事者充分的咨询和可能的帮助;对于意外妊娠但决定生育的女性,或者是男方缺失,却仍鼓足勇气继续生育的孕妇,社会应为她们提供就业指导等方面的培训,减轻母亲负担,给降生的孩子提供适合成长的环境,这也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人工流产数量庞大、出生人口数量持续走低、不孕率增高……婚育观念日渐多元的婚育观念,人口结构更为复杂,如何提供普适性更强、更与时俱进、更有温度和关怀的政策,如何完善配套的教育和服务,或许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

而在承担生育责任、提升生殖健康水平的问题上,无论性别、年龄,没有人是局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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