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路西法尔
2020年夏天，正值美国的「黑人同命」抗议运动高涨之际，曼哈顿下城区骤然树立起了由非裔跨性别模特雅里·琼斯代言的「Calvin Klein」内衣广告。以通常的内衣广告模特的标准来说，雅里·琼斯不够「窈窕」也不够「性感」，在保守人士眼中这成为了「政治运动」矫枉过正的一项新「罪证」。
雅里·琼斯
然而话说回来，谁规定了女士内衣必须「性感」，女性模特必须「窈窕」？又是谁规定了「窈窕」和「性感」这些词只能被用于形容那些符合异性恋男性审美凝视的女性身体？雅里·琼斯的CK广告之所以引起轰动，正是因为它挑战了这些被男权社会视为天经地义的「常识」的法则。
如今，这股审美多元主义旋风已经延烧到了影视业。2021年6月播出的电视剧《致命女人》第二季，打破了「女主角不能胖」这条不成文的规矩，艾莉森·托尔曼在剧中饰演了本剧的第一女主角：身材丰满、举止笨拙、衣着寒酸的四十年代家庭主妇阿尔玛·菲尔考特。在第一集中，她与刻薄的邻居约斯特太太的对话为这个人物奠定了基调：
《致命女人》（2021） 《致命女人》（2021）
——「你是个家庭主妇，你穿起衣服来舒适至上，你的头发是自己做的，你觉得涂个口红去教堂，就算是打扮了。」
——「你说得我好像上不了台面似的。」
——「去看看你的衣帽间吧，除了粗花呢衣服和实用的鞋子，你还有什么呢？没有，因为你是个frump。当个frump没什么不好，但是她们是不会让一个frump加入『爱丽舍公园园艺俱乐部』的。」
「frump」这个词被某些字幕组翻译成「土包子」，但在字典里它专指「衣着邋遢的女人」，也许用东北话里的「大老娘们」来翻译更为合适。艾莉森·托尔曼所饰演的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长期被影视行业放逐的女性形象。
让《致命女人》来挑战这个禁忌再合适不过，在近年来众多的女性题材影视剧中，《致命女人》也是别出心裁的一部：第一季的《致命女人》讲述了同一幢豪宅内三个时代、三个女人身上的故事：贝丝·安是一个标准的六十年代家庭主妇，生活的全部重心就是照料丈夫的饮食起居，然而她发现自己用尽心机也无法挽回丈夫寻花问柳的心；
《致命女人》（2019）
西蒙是八十年代的社交名流，她的丈夫风度翩翩却隐藏着自己的真实性向；
《致命女人》（2019）
新世纪的泰勒是一位双性恋女权主义律师，她与丈夫伊莱的开放式婚姻关系原本融洽自得，却因为伊莱与自己的女友洁德搞在了一起而变得一团糟。
《致命女人》（2019）
三段故事第一段是复仇爽剧、第二段是伦理悲喜剧、第三段则颇有黑色惊悚片的风格，均以杀人告终。共同的场景使得原本彼此独立的时空联结了起来，勾连起了不同时代女性们的命运。
第一季《致命女人》的三个故事的共同主题是男性出轨，第二季则指向了女性的外貌焦虑。讽刺的是，不仅艾莉森·托尔曼饰演的framp有外貌焦虑，拉娜·帕瑞拉饰演的妖艳的豪门贵妇丽塔同样蒙受着外貌焦虑和身材羞辱。
她凭借年轻美貌成为了富翁卡斯特里奥的续弦，从酒吧侍应一跃成为洛杉矶名媛，然而「傍大款」的名声始终笼罩在她头顶。就像在职场中一样，当女性面临晋升机会时，「美貌」又往往成为一笔「负资产」，为当事人引来额外的争议。
在阿尔玛·菲尔考特之前，影视作品里并不是没有胖女人、丑女人的身影，但是她们大多饰演的是配角或喜剧角色，这其中有深度的、受人爱慕的女性角色又有多少？2016年，郑少秋与沈殿霞之女郑欣宜凭单曲《女神》斩获多项华语金曲奖，然而网络舆论却对其毫不宽容。
郑欣宜
很多网民自称并不歧视肥胖人群，但看不惯郑欣宜的「高调」——「歧视」并不是完全不允许「不规范」的人群存在，而是不允许这些人自信地、乐观地存在：胖子只能展现出主流社会所期待他们展示出的样子，「歧视」就这样以「包容」之名畅通无阻，其背后体现的是掌握霸权的主流文化群体不言自明的监视与审查的权力。
在《致命女人》的第二季中，阿尔玛和她的女儿迪都与外表英俊的男人有着肌肤之亲，或许正是编导为了打破性别凝视而刻意为之。
《致命女人》所掀起的这场关于女性审美形象的革新效果如何？客观地说，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口号的层面。就目前所播出的部分来看，最大的问题在于：身为本剧的主人公，阿尔玛的对立面并不清楚。
上一季一开始观众们便被告知了结局：三场凶杀的动机都是男性出轨，使得观众们能够快速地进入一个男女对抗的情境，其中不乏激烈地、模式化的冲突，但也有意料之外的转折，这些转折看似带给女主人公希望，却将她们无情地推向更深的深渊。正是在层层转折中，观众们与女主人公一道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从顺从到反抗的过程，最终演变为杀人事件实是水到渠成、天经地义的结果。
《致命女人》（2019）
而在第二季的三个主人公，尤其是在阿尔玛身上，我们看不到两种相互撞击、相互驳斥的力量。阿尔玛要杀的对象是谁？她的丈夫菲尔考特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连环杀手，但对自己的妻子忠贞不渝，够性感的身材并没有成为二人的障碍，就算接下来的剧情是阿尔玛将他除掉也与「女性形象」这个主题不搭界。
第二女主角丽塔是阿尔玛的对立面，但如果说阿尔玛要杀死的对象是她，那么势必会使该剧集有从一个极滑向另一极的危险。对女性形象的解放应是对无分美丑的女性的普遍解放，而不仅仅是对某一类型女性的解放。
我们知道到影片结尾，阿尔玛肯定会杀死什么人，然而至今为止我们仍看不出她所要杀掉的这个角色是谁。迄今为止，对于外貌歧视的控诉仅仅停留在迪与黑人侦探的一番声泪俱下的鸡汤演说上，「framp」这个属性可有可无，这是对社会议题的无端浪费。
《致命女人》第二季对于主流审美的反叛值得一书，但是教育胖人「接受自己」显然太过苍白。「歧视」并不仅仅是将阿尔玛拒之「爱丽舍公园园艺俱乐部」门外那样简单，「歧视」是一个动态的规训过程，它不仅仅存在于暴力的冷言冷语中，也存在于我们对于主流强加于我们的规范的「自愿」服从之中。
如同第一季的贝丝·安，当她知道丈夫出轨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千方百计也要挽回丈夫，为此她做了很多改变的尝试，直到最后她才意识到男尊女卑的家庭生活本身才是一种骗局。
《致命女人》（2019）
这就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应当怎样「正常地」刻画被歧视的人群？《致命女人》第二季致力于挖掘那些被认为不美的、不性感的女性的生活：阿尔玛处理起尸体来比她的「丈夫」更加周密，有着丰富的情史，除了身材她与《绝望主妇》之类的美剧女主人公似乎没什么差别。然而单单把「被歧视」者「正常化」就能够扭转歧视本身吗？改变现实似乎并不像树起一幅广告牌一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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