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在柏林的安德鲁斯军营（Andrews Barracks），一位表情严肃的特种部队军士长在走廊里踱步点名。军队日常的列队通常都是在室外进行的，但由于当天站在大厅里的特种部队士兵所担负的任务非常机密，所以点名必须在室内进行，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敌方特工监视或拍照。
“今天是诺曼底登陆纪念日，”军士长对手下的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们说，“有谁当年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想去法国参加纪念日集会?”
走廊里有很多人都有在越南的服役经历，比如MACV-SOG和Sigma计划，但在当天的队列中，只有少数人曾参与过D日的作战行动。有几个士兵，比如约翰、迪克或哈利举起了手。军士长在点名，然后走到最后一个举起手的士兵边上，开始记下他的名字“格哈德·库纳特”（Gerhard Kunert）。突然，他的铅笔停止在笔记板上的涂写。
“等一下，库纳特? 1944年的时候你甚至都不在美国军队里!”
科诺特是第六小队的一员，他一并脚跟回答道:“我当时隶属于诺曼底的德军第七装甲部队，我想去参加聚会!”库纳特并不孤单，他的小队中还有一名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曾在U艇上服役。
上面提到的这个单位曾一度由西德·沙克诺(Sid Shachnow)指挥，他是一名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移民到美国，最终成为了一名绿色贝雷帽，但是这个特殊的单位里却有那么一些前纳粹分子。以参议员的名字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命名的洛奇法案，允许在二战流离失所的人员,那些来自乌克兰,匈牙利、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国家的人加入美国军队,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陆军特种部队。随着冷战升级，他们的外语技能越来越受到军队的欢迎。他们中有些人曾在参加过反对纳粹的华沙起义，有些人曾参加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有些人甚至在战争期间曾是芬兰地下组织的一员。
华纳•法尔(Warner Farr)表示:“这是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捷径。”“经洛奇法案加入美军的移民绿色贝雷帽可以通过查看他们的陆军序列编号来识别，这些序列号一开始都带有相同的前缀:10812。法尔说:“我敢打赌，当时(1971年)这支部队里真正的美国人不超过15人。”渐渐地，随着冷战的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老去离开，这支部队变得越来越美国化。
这个单位被称为A特遣队（Detachment A ，简称Det A），当时的正式编制名称是第39特种部队作战分队(SFOD)，这是一支秘密的特种部队。严格意义上讲，根据《四国协议》(Four Powers Agreement)， A特遣队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其成员在柏林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以防苏联从东德推倒柏林墙并大举入侵西欧。一旦这一幕发生，Det A成员会躲在安全屋里，一直等到苏联军队的前线越过他们的所在位置，他们就会活跃起来，在苏军的后方进行破坏袭扰和游击战。
柏林墙
A特遣队成立于1956年，最初由4个A类小队组成，每个A类小队在柏林的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各负责一个任务区，后来随着冷战的发展，该单位又增加了两个A类小队。华纳 “洛奇”法尔说:“每个A类小队由11人组成，在他们之上有一个负责指挥的B类小队，整个单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超过80-90人。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响后，留在敌后执行任务。”
虽然大多数人都熟练掌握三种主要的渗透敌后的方法：即通过陆路、伞降或海路(包括潜水装备的水下部分)潜入敌后，但很少有人熟悉“提前深入敌后”的概念。事实上部署在柏林的绿色贝雷帽已经进入了他们的任务区域，在预期的苏军大举入侵前即完成了“渗透”，等前苏联军队的前线推过柏林，他们所处的位置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敌军的后方。
冷战期间，柏林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阴谋诡计和诡计的地方。“东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月前战争才刚刚结束。到处都是废墟，”中士约翰·布莱文（John Blevins）斯描述，“荒废的建筑,不时有东西脱落下来,屋顶上没有瓦砾的地方露出一个个的空洞。但在西德，除了机枪在墙壁上留下的弹痕外，你几乎感受不到这里曾爆发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柏林被消灭了纳粹的战胜国所占领，这些国家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和俄罗斯。各国都已经预见到未来的红色苏联和西方世界之间会发生冲突，因此俄国人控制了东德，西德则被其他三个国家瓜分。这一安排在数年后被《四国协定》正式合法化。
鲍勃·沙雷斯特（Bob Charest）按照当时德国的大众时尚穿着便装以混入人群
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已经对东德公民实施了严格的旅行限制，并于1961年竖起了柏林墙。对外公布修建柏林墙的理由是为了防止西方特工的渗透，但事实是，这是苏联控制柏林市民的一种方式，许多柏林市民急于逃离红色铁幕占领下的东德。由于当时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詹姆斯·怀尔德（James Wild）说:“柏林墙建造起来后，我们晚上都必须随身带着对讲机和武器回家。”
A特遣队被认为是一颗隐藏的宝石，是陆军特种部队中最好的任务，但是知道这个单位的人很少。通常情况下，相比其他任务分配，特种部队士兵更愿意加入A特遣队，因为在德国的工作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高级军士强烈建议他们选择这份工作。事实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抵达柏林的团队房间，开始听取关于“留在敌后”行动的机密简报之前，根本就不知道A特遣队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958年，无线电修理工列兵詹姆斯·怀尔德被派往陆军特种部队10大队，尽管他个人希望继续和自己的ODA小队在一起，但最终还是被选中前往柏林。他坐卡车去了慕尼黑，然后乘火车去了柏林，几个A分遣队的成员接上了他。几年后，当他成功拿到特种部队资格并被提升为中士时，才被正式告知所在单位的任务。“这把我吓坏了，”怀尔德说，因为他觉得这份工作简直就是一次有去无回的单程任务。
1960年代，A特遣队在一次跳伞训练前合影
1968年，当约·翰李（John Lee）穿着他的A类制服抵达柏林机场时，两名身着便服的陆军中尉遇见了他，并问他为什么要穿制服。“因为我是美国士兵啊!”李说。“今天不行，在这里你不是美军”接他的人说，然后把他裹在大衣里，并迅速返回基地。回到基地后，约翰·李开始负责带领第2小队。在看到任务简报之前，李对A特遣队完全一无所知。
法尔（Farr）接受了国防语言学院(DLI)的任务，在接下来的一次轮换中到柏林学习德语，并在1971年被分配到第3小队。“赫尔曼·阿德勒（Herman Adler）是我的队长，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法尔回忆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党卫军，是一名党卫军军官，曾冒着严寒暴雪从俄国杀出重围。我们称他为黑鹰。阿德勒后来又为特殊任务单位（Special Mission Units）设计了一些选拔课程，由于他的专业知识，他被美国陆军保留为上尉军衔。
到达安德鲁的兵营后，特遣队成员会发现他们看到的是相当典型的小队房间，但他们工作的建筑实际上是之前武装党卫军的基地。设施包括一个奥运会标准的游泳池，非常适合早上的体能训练和水肺潜水训练。地下室还有一个旧的射击场，据说纳粹党卫军在战争期间在那里处决了一些人。隔壁是属于陆军安全局(Army Security Agency)的一栋大楼，安全局的人们普遍认为A特遣队是个暗杀单位，但事实并非如此。
二、绿色贝雷帽与华约特工的猫鼠游戏
约翰·李，1960-1970年间A特遣队第2小队指挥官
A特遣队是陆军于冷战期间驻扎在柏林的秘密特种部队。一旦苏军大举入侵，负责“留在敌后”任务的这些绿色贝雷帽将准备在柏林进行破坏活动。当新成员抵达A特遣队时，他们将接受其他老队员的培训和指导。
在完成特种部队行动和情报(O&I)课程之后，特遣队成员也被允许参加CIA的爆破课程，在那里他们学习了各种各样鬼鬼祟祟的东西。特遣队成员也有许多机会参加外军的特别行动课程，从丹麦的侦察蛙人课程到德国的GSG-9反恐课程，最先从GSG9反恐课程毕业的美国人由韦格纳（Wegener）上校亲自授予徽章，韦格纳上校曾于1977年带队奔赴摩加迪沙解救了被困在德国民航飞机上的人质（魔火行动）。
其他成员参加了德国游骑兵学校。A特遣队的士兵都有伞降资格，所以需要每月前往巴特托尔茨的陆军特种部队10大队完成例行的跳伞训练，以便保持状态，同时，他们每年还要在阿尔卑斯山进行滑雪训练。驻扎在巴特托尔兹（Bad Tölz）的特种部队10大队第1营的士兵则时刻准备执行“降雨”行动，他们将通过空降方式渗透进东欧开展非常规战。
A特遣队成员在军营内合影
使用循环呼吸器进行潜水训练中的A特遣队成员
A特遣队的成员在参加由海豹二队负责的，位于克里特（Crete）岛的潜水课程后，将具备战斗蛙人资格。由于潜水装备必须是本地提供的，所以他们获得了德雷格LAR3型循环呼吸水肺（Drager LAR III rebreathers），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水肺，甚至于连海豹突击队都还没有进行装备。获得战斗蛙人资格后，特遣队员的潜水技能将交由德军潜水员进行指导和改进。法尔说道：“KSM（Kampfschwimmer Kompanie，德国海军特种部队）向我们提供了循环水肺的使用培训，并将他们在港口和内河潜水作业方面的专业技能传授给我们。”在此之前，在1973年，一些A特遣队成员曾使用德雷格双氧气罐水肺在柏林的运河中潜行，以寻找穿越边境的方法。
罗恩·布劳顿（Ron Braughton）最初是第五小队的一名军医，也是几门武术的练习者，他向他的手下们教授徒手格斗训练。“这种训练完全是任务导向的，不是一堆花拳绣腿，”布劳顿说。“我是一个资深黑带选手，所以我以真正战斗的角度来审视徒手格斗。我们使用棍棒，刀，简易武器，手，膝盖…进行格斗，有几天我要会单独让小队进行体能训练。当然，Det A成员也进行了近距离的战斗训练，包括隐藏携带、出枪练习，甚至还训练直接从枪套里射击他们的卡尔·瓦尔特P38手枪。
A特遣队成员通常以分散的方式工作。“在那段时间里，特遣队从未得到过特种部队体系的任何有力支持，”迈克·穆里艾瑞（Mike Mulieri）说。
柏林地铁通行证
一些士兵假扮成土耳其或希腊的外来工人，被称为gastarbeiter。穆列里解释说:“(部队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面对东德军官的审讯。”“我开始和德国篮球队打篮球，并和他们一起打了几年，”怀尔德说。“我发现他们比我年轻得多，我很难和他们在一起，但我意识到他们缺乏领导力，所以我自愿和他们一起成为他们的教练，我们一起赢得了柏林冠军。”通过与当地人交往，他得以建立自己的支持网络。“我认识的所有德国人都知道我是个教练。
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接近普通平民，Det A成员有着宽松的着装标准，从内衣到外套都是如此。着装规范也随着特遣队历史的发展而演变，先是从西装和领带开始，后来变成宽松的长裤和敞开的衬衫，以适应时代流行的风格。同样重要的是了解文化习惯的差异。
比如举着你的食指和中指来点两杯啤酒，而不是你的食指和拇指，这样简单的事情就可以暴露你美国人的身份。你拿着你的刀叉，哪只手会出卖你作为一个外国人。过马路的时候，望向错误的来车方向可能会让监控人员知道此人是英国人。无论他们的德语能力有多强，如果A特遣队的士兵没有完全融入当地文化，他们就有可能暴露。
由于任何细节都可能导致特遣队成员的暴露，再加上冷战期间柏林极端敏感的政治局势，A特遣队的人没有犯错的余地。两名Det A成员因协助东德人偷渡到西德牟利而被西德逮捕，当然他们也赚了一大笔钱，至少在美国陆军情报部门发现他们的行为之前是这样。
另一次特殊情况则出现在三名A特遣队成员在柏林的英国管辖区内被逮捕时。1974年，为测试当地基础设施的安全性，特遣队接到了一个专门为此设计的任务。
美国陆军中士鲍勃·米切尔（Bob Mitchell）说:“就在我们把红色菲亚特从树林里的藏身之处拉出来的时候，两辆满载柏林警察的大众巴士朝我们冲过来，开始追赶我们。”三名A特遣队士兵被困在英国军官住宅附近的一条死胡同里，他们使用了发射空包弹的武器与德国警察发生了交火，最终美国人寡不敌众被俘。英国宪兵司令目睹了整个事件，认为美国人是英国军官，而一身黑的德国警察则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全副武装的英国宪兵随之出动，但奇迹般地没有出现任何伤亡，很快，大家都意识到这只是一次训练任务。
米切尔说:“宪兵司令非常生气，他把我们都抓了起来，带到了奥林匹克体育场，关进了监狱。”“最终，美军在柏林的指挥官，一位三星将军，不得不正式向英国道歉，这样我们才能被释放。”这起事件还冲击了当地媒体，描述了相关的训练和随后的模拟交火。一家报纸开玩笑说，“英国人在战争历史上第一次终结了德美间的战斗。”
第五小队合影
有时，中央情报局还会指派A特遣队在德国挖掘二战遗留下来的旧藏匿处。他们发现了武器、食物和弹药，以及医疗用品，所有的物资都已过期。一些仓库无法进入，因为德国人在上面建造了加油站或其他建筑，直到今天他们还在那里。
根据四国协议，柏林不得有任何精锐部队驻扎，但事实上英国的SAS特种部队、美国特种部队以及苏联特种部队都在那里。“这在我们的圈子里是众所周知的，但在官方层面上我们却从去过那里，”沙雷斯特（Charest）评论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德的特种部队可能和A特遣队有着同样的任务，如果北约决定越过大草原向莫斯科挺进，它就会作为一个留守部队在敌后执行破坏行动。
《四国协定》还规定，俄罗斯和美国军队可以在监督下穿着制服进入对方的领土。特遣队成员经常这样做，穿着A类制服，佩戴常规部队的臂章。怀尔德说，在20世纪50年代末，“几乎每天都有人从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开着一辆由一名宪兵驾驶，并由一名参谋陪同的专车前往东德”，他们要选择一条特定的路线，并且不能偏离路线。
到了20世纪70年代，特遣队成员可以穿着制服进入东德四处走动。由于美元在东德的兑换率如此之高，特种部队的士兵可以趁机花上几个美元就吃一顿大餐。
当被问及臭名昭著的东德斯塔西（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警察时，沃纳·法尔（Warner Farr）笑着说:“我们曾经和他们一起吃过午饭。东柏林有一家叫Ganymed的餐厅，紧邻运河，以斯塔西而闻名。有一次，斯塔西坐在特种部队士兵旁边的一张桌子旁，大声抱怨说，美国人会来到东柏林，享用所有的美食和美酒。特遣队某个小队的队长，沃尔夫冈·加特纳（Wolfgang Gartner）站起来，转过身说道:“先生们，让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沃尔夫冈·高德纳，我出生在离这里三个街区的地方，我随时都可以在这里吃饭。
在东柏林的时候，绿色贝雷帽们知道他们会受到斯塔西和苏联克格勃的监视。一些特遣队成员甚至穿着便服通过公共交通系统潜入东柏林，试探他们的渗透极限在哪里，但他们的指挥官从未批准过这种活动。进入东德之后他们通常都被跟踪并处于监视下,士兵们不得不假装一切正常,就像他们只是普通的美国大兵，跑到东柏林只为了利用低汇率购买一些在柏林墙另一边较为昂贵的商品。回到西德，有敌军特工在监视着他们的跳伞训练，监视着安德鲁斯军营，偶尔也会尾随着他们在城里四处活动。
特遣队的人都是受过高度训练的专业人员，他们都准备好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几个小时里执行近似自杀的高风险任务。
然而，特遣队的活动并不总是那么积极主动，由于常规军官不了解非常规战争的特种部队任务，该部队也经历着一些黑暗时期。柏林旅的一位上校曾命令特遣队去训练基本的步兵技能，这让他们偏离了非常规战的任务。
随后特遣队的所有小队成员都穿着制服，留着新发型，在基地里走来走去。直到特遣队军士长杰夫·瑞克(Jeff Raker)去找他在常规部队的战友谈话。他与常规部队的同僚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并解释说，长期训练步兵技能会埋没他们的士官。考虑到这一点，陆军决定让特遣队回归他们的城市非常规战中。
随着冷战的日趋发展，A特遣队的使命也在不断演变，转变方向以面对西方世界没有准备好的新威胁。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了多起飞机劫机事件，其中许多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发动的，他们隶属于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LFP)。1972年，在慕尼黑夏季奥运会期间，一群自称“黑色九月”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以色列运动员作为人质。德国警方试图将恐怖分子诱入埋伏圈，让他们在不伤害人质的情况下被狙击手击毙，但危机以大屠杀告终，恐怖分子和人质均遭杀害。
国际恐怖主义的幽灵日渐抬头，而德国联邦警察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一威胁，慕尼黑事件后，德国警察受命组建一个名为GSG-9的反恐部队，由乌尔里希•韦格纳上校(Ulrich Wegener)指挥。
美国人花了更长的时间才赶上反恐怖主义这班车，几年后，A特遣队接受了OPLAN 0300框架下的新任务:反恐。特遣队成员除了原有的“留在敌后”任务外，现在还必须准备开展反恐行动。特遣队最担心的是美国泛美航空公司(Pan Am)进出柏林的航班遭到劫持，但同时他们还需要负责在欧洲保护和营救任何被劫持的美国飞机。巴德尔·迈因霍夫帮（Baader Meinhof gang）也是特遣队行动区域内的一大威胁，特遣队的其中一个小队专门被指派打击该组织，特别是在巴德尔·迈因霍夫帮绑架了柏林市长之后。
特遣队成员从GSG9的反恐课程毕业后，韦格纳上校亲自为他们授予GSG9徽章
随后，A特遣队便开始与GSG-9进行交换训练，以备联合作战之需，他们与GSG-9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时常分享反恐技战术和行动程序。特遣队的6名成员被派往匡蒂科参加联邦调查局组织的空中犯罪课程。特种部队士兵还因为他们的新任务，获得了额外的武器，比如用于狙击的加装了瞄准镜的Model 70 Winchesters步枪和卡尔·瓦尔特MPK冲锋枪，另有一架军用运输机随时待命，以便将A特遣队的成员运送到未来需要攻击的目标附近。
由于主要的担忧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被劫持，该公司允许特遣队的小队使用他们的飞机进行突击训练，在其他时候，特遣队还接受了攻击公共汽车、火车和建筑物的训练。“我们练习从你能想到的任何角度突入飞机的技巧”Charest说。“我们日夜在那架飞机上练习。”多年后，特遣队新承担的反恐职能将面临考验，不过不是在欧洲，而是在“鹰爪行动”期间的伊朗。
1979年11月4日上午10时30分，近3000名武装“大学生”袭击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在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命令下劫持了90多名美国人质。学生们要求将沙阿从美国送回伊朗接受审判。后来陆续有一些人质被释放，最终剩下66人，在一次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的行动中，又有6名美国人用加拿大护照逃到瑞典和加拿大大使馆。
虽然大多数人质被关押在大使馆内，但有3名人质被扣留在伊朗外交部(MFA)的建筑内，位于16街区使馆,包括代理大使和两名使馆工作人员，美国大使馆被袭击时，他们正好在伊朗外交部办事。
美国陆军新成立的专职反恐的三角洲部队，在完成麦克尔营(Camp Mackall)的训练任务后刚被官方确认具备实战能力。该部队指挥官查理•贝克维斯上校(Colonel Charlie Beckwith)立即着手进行任务规划，一旦政治手段解决无效，卡特总统便会授权立即开展人质营救行动。拥有两个中队兵力的贝克威斯根本没有足够的突击队员，在突袭占地27英亩的大使馆的同时攻击外交部大楼。“我不想再动用其他地面部队。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了这种需求，但最终不得不接受三角洲无法同时攻击两处目标的现实”。
鹰爪行动准备阶段的三角洲特种部队
A特遣队的指挥官，Stan Oleshevic中校，被要求组织一个8人的突击部队，与三角洲部队一道进入伊朗，并营救在外交部大楼中被劫持的人质。他们这一部分的任务被称为“风暴云”。然后特遣队制定了一个战术计划，并开始了任务演练，一个来自A特遣队的2人小组被确认可以便装潜入伊朗并监视外交部大楼，为这次袭击收集关键情报。
这两名侦察人员随后将从伊朗撤出，并在三角洲部队的集结地与剩下五名队员会合，组成八人突击部队。最初的侦察任务非常成功，一名特遣队成员和一名伊朗士兵一起合影，外交部建筑正好出现在照片的背景处。GSG-9的乌尔里希•韦格纳上校甚至准备派遣一支德国电视摄制组前往德黑兰，并提出三角洲部队的行动人员可以随摄制组一同前往，以便他们可以进入大使馆内部侦察，但这个想法在五角大楼的审批过程中夭折了。
德黑兰的特遣队2人侦察组中的1人甚至“进入了关押着3名人质的外交部大楼内部”，并发现那里的守卫力量比他们预期的要大得多。因此，A特遣队的突击部队不得不增加到10-14人。在奥列斯维奇（Oleshevic）上校的领导下，这项工作得以完成，并草拟了一个新的行动概念。
A特遣队与GSG9一同进行反恐训练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已经确定了一个适合在伊朗境内进行救援任务的集结点，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为“沙漠一号”(Desert One)。然而，任务规划者需要有人实地进行踩点，这个人必须“有知识、有经验、有能力”掌握“取土芯样品、校准读数、导航和夜间测量”以及“安装仪表着陆装置”的技能。
3月30日，“沙漠一号的实地调查组是由美国空军特种作战控制组(CCT)组长约翰·卡尼少校（John Carney）指挥的。他搭乘一架小型民用斯托尔式飞机送至沙漠一号，飞机由中央情报局提供”。
空中侦察和土壤样本任务完成后,三角洲特种部队在美国结束了他们的任务演练，飞往渥迪肯那（Wadi Kena）然后是马西拉（Masirah）。4月20日，三角洲部队与负责攻击外交部大楼的A特遣队8人小组汇合。在出发前往“沙漠一号”之前，三角洲的B中队指挥官路易斯·“巴基”·伯鲁斯少校(Major Lewis " Bucky " Burruss)在他们登机前带领大家高唱《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
4月24日晚，三角洲部队和A特遣队在伊朗中部的沙漠一号降落，六架飞机中的最后一架在午夜降落。现在，他们需要等待行动所需的直升机从阿曼湾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飞来，然后在前往美国大使馆和外交部的途中把他们带到下一站。负责沙漠一号外围安全的游骑兵来自第75团第1营C连，他们骑着越野摩托绕着大型集结地巡逻，其中一名游骑兵很快用LAW火箭筒击中了一辆开在附近道路上的油罐车。
由于沙尘暴的原因，直升机延误了几个小时，其中几架在飞行中严重受损。由于时间延误和机械故障导致可用直升机不足，贝克维斯上校做出了取消任务的艰难决定。凌晨2点40分左右，当突击部队准备放弃并撤离沙漠一号时，沙费尔（Schaefer）少校的直升机撞上一架EC-130飞机。地面部队指挥官写道:“一颗蓝色火球在深夜中迅速膨胀。”
沙漠一号的直升机残骸
爆炸发生时，一名A特遣队中士与三角洲部队的情报官员在距离飞机停放地点大约一英里远的地方外警戒线外巡逻并目击了这一切。这位中士坐着游骑兵驾驶的越野摩托回到了爆炸现场，并与A特遣队的队友取得了联系。然后，他告诉游骑兵骑车回去把三角洲的情报官也接回来，但不知什么原因，游骑兵并没有采取这一行动。A特遣队的成员随后便开始使用他们随身携带用于急救的静脉注射袋，来治疗严重受伤的机组人员。
抬头一看，一个A特遣队的绿色贝雷帽突然意识到其中一架C-130运输机正在掉头准备起飞，机上没有任何乘客。他从飞机的机头前跳了出来，手里拿着他的卡尔·瓦尔特 MPK冲锋枪，挥手示意飞行员注意。“我甚至已经准备好了射杀那些混蛋飞行员，”他说，他不喜欢被落下的感觉。当那架飞机最终起飞时，机上多了七八十名士兵。
鹰爪行动和暴风云行动失败后，特遣部队立即开始计划后续行动以营救人质。人们普遍认为，一旦卡特总统下台，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就任总统、他马上就会批准该任务。第二次尝试被称为“雪鸟行动”。
A特遣队的士兵仍肩负着袭击德黑兰外交部大楼的任务。这次任务演练是在鲁德尔营（Camp Rudder）进行的，那里是游骑兵学校的训练场地。任务将使用新的直升机，由于燃料消耗会出现问题，直升机无法负担副驾驶加上突击队员的重量，所以每架飞机只能有一名飞行员。为了防止飞行员中弹失去飞行能力，A特遣队的成员还接受了安全驾驶直升机降落的训练。“我们都得到了一些握操纵杆的时间”军士长杰夫·瑞克（Jeff Raker）微笑着回忆道。
在里根就职几小时后，伊朗释放了在伊朗被关押的其余美国人质，结束了僵局。回到柏林后，A分队继续担负非常规战和反恐任务，但后者开始对该分队的作战安全产生不利影响。沙漠一号的灾难使美国的反恐部队成为焦点，《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揭露了A特遣队的存在。出于这个原因，情报和安全司令部(INSCOM)决定解散这个A特遣队，重新组件一个新单位。
这就是反恐任务的可怕影响，特别是与秘密间谍活动混在一起时。反恐怖主义的行动让A特遣队变的高调，导致其在媒体上曝光。对于三角洲部队这样的单位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因为他们是位于布拉格堡的直接行动部队，但对于部署在柏林的秘密部队来说，媒体的曝光是一场灾难。
在随后的几年里，特遣队还与德国的特警部队SEK (Spezialeinsatzkommandos)发展了良好的关系。特遣队的第六小队“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我们大多数人都和当地的SEK有着密切的战友关系，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这些人在一起。”布劳夫腾（Braughton）说道，他们小队负责城镇监视任务。
在他们忙碌的职业生涯中，Det A的成员也会找时间娱乐，其中一些人成为业余寻宝者。几个人用金属探测器在乡间搜寻，找到了一个小盒子。把它带回到部队的休息室，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希望能在里面找到一些纳粹的战利品就像印第安纳琼斯的电影里一样。但当这些人打开它时，他们发现里面只有一只死鸟，有人把自己的宠物埋葬了，仅此而已。
第二小队在德国
1981年，多齐尔（Dozier）将军在意大利维罗纳被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特遣队的突击队员被分成狙击组和突击组，收拾好武器和装备，准备好等待军用飞机接他们前往营救。被囚禁6周后，意大利警方的橡皮头套突击队突袭了多齐尔被关押的公寓，成功解救了他，并在没有开枪的情况下逮捕了6名恐怖分子。
1984年12月，特遣队正处于解散前夕，部队中只剩下少数人，他们被要求执行最后一项任务。德国海关和柏林特警正在进行联合行动，需要一位俄语专家。来自特遣队的Pranas Rimeikis因为会说俄语被派去协助调查。该任务被称为“敖德萨行动”，最初被设想为一项秘密行动，德国当局针对的是乌克兰、立陶宛和苏联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他们走私枪支、毒品和护照。在接下来的监视行动中，几乎每一个仍然留在特遣队的人都参与了，最终，这个黑帮头目被捕，后来在德国法庭被判有罪。
第六小队
尽管特遣队工作卓有成效，但一个时代即将结束。1984年的一天，凯文•莫纳汉(Kevin Monahan)和埃德•考克斯(Ed Cox)离开了安德鲁斯军营(Andrews barracks)空荡荡的团队房间，所有的装备和装备都已打包运出。楼下是休息室和单位酒吧，男人们过去常常在那里每周聚会一次。他们会一起打扫小队的房间，厕所和车辆，在军士长视察之后，他们会开始派对，喝上一整夜。许多特遣队成员回忆道:“那个时候我们努力工作，也尽情玩乐。”
莫纳汉和考克斯是那天最后一批离开这支队伍的人，他们永远锁上了营区的房门。当特遣队被解散的时候，绿色贝雷帽开玩笑说，他们感觉就像二战中撤退的德国人，一袋又一袋地燃烧着机密材料。在秘密工作了几十年之后，A特遣队结束了历史使命。
德国潜水学校
特遣队遗留的资源被移交给了柏林的一个新的特种部队单位，叫做物理安全支援部队(Physical Security Support Element ，PSSE)，几个A特遣队成员成了新单位的核心干部。这个新单位伪装成宪兵，在“287宪兵连”更有效的官方掩护下工作，制定了安全规程，但也继续秘密任务，以打击苏联和开展反恐行动。此外，PSSE还在非洲和中东工作，负责使馆安全。PSSE一直存在到冷战结束，在柏林墙倒塌后于1990年撤销。
冷战结束之后，驻柏林的美国军官们有机会与他们的苏联对手会面。事实证明，俄罗斯人相信，在柏林有800-900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准备进行破坏行动。事实上，这个数字从未超过90。特种部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核心任务之一，即作为战斗力的倍增器，不仅在实战中，在苏联军界高层的头脑中也是如此。随着PSSE的解散，美国在欧洲的反恐任务又被移交给另一个新成立的战区指挥官应急响应连队(CIF)。
A特遣队的滑雪训练
大多数在特遣队服役的人都认为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任务，包括那些在特种部队服役超过20年的人，或转到特别任务部队服役的人，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人。他们热爱这个组织以及它所承担的任务。A特遣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城市非常规战部队服役。
如今，在专注于中东地区的直接行动任务15年后，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正寻求重新投入非常规战争的核心任务。其中一部分内容包括重新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可以从退伍军人身上传承下来，比如那些在A特遣队服役的老兵，他们曾在国外混入人群，并完成低可视度的任务。
帕科丰塔纳（“Paco” Fontana）说,“有很多人不了解A特遣队，特遣队在冷战时期有实战任务,没有人知道我们做了这么久,所以沉默是金。沙雷斯特记得特遣队是一个“能做不可能的事”的单位。上级曾交给我们很多任务，我们都做到了。我们如此专注，就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沙雷斯特在布拉格堡的纪念碑前发表讲话
近年来，特遣队的队员们开始站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揭开了该单位神秘的面纱。由于分工的关系，即使在部队内部，6个小队也互不知道其他小队的任务。在2014年，特种作战司令部举行了一个仪式，为特遣队的队员们在布拉格堡立了纪念碑以纪念该单位，在此之前，该单位以及在该单位服役过的老兵，都从未收到过任何来自官方的纪念。。
如今，A分队不再是冷战时期的历史遗迹，而是特种部队士兵学习如何依靠当地经济生活、携带伪造的旅行证件四处活动、策划破坏行动和发动城市非常规战的一个经典案例。这些是美国特种部队迫切希望重新获得的能力。15年来，反恐战争一直强调直接行动任务，但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环境下，美国将不得不再次完善非常规战任务。
感谢A特遣队，今天的绿色贝雷帽在发展这些能力时，没有必要从零开始。特战司令部还有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而且知道应该向谁寻求建议：那些在冷战前线对抗苏联的秘密特种部队士兵。
*注：本文中提到的所有军衔指的是在这段时间内退役的士兵的军衔，这些军衔指的是退役的士兵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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