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何谓范式“范式”这个术语最早是由美国科学史家库恩首先使用的，它有多种含义，库恩有时说它是科学家集体所共有的传统，有时说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模式或模型，有时又说它是科学共同体把握世界的共同理论框架。“按照库恩所下的定义，凡科学家在某一科学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基本观点，便是这门科学发展的范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在一定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范式不只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且是获得新知识的指导思想，是一种潜在的知识框架。”[1]
笔者认为，作为传统和共识的范式是抽象的和观念性的，应该提出一种以观察、操作、测量方式为基础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不是研究者概念把握的结果，而是隐含在研究活动中的观察、测量、操作等实践性物质性因素的抽象。它是具体的和物质性的，指的是：在认识活动中，由特定的观察角度、测量方式、观察范围、观察目的等共同构成的具有不同认知意义的观察研究模式或试验操作系统。
认识中不同的观察角度是指，在客观对象众多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中，人们选择哪一种联系或作用作为观察重点，或者说从哪一方面的联系入手进行观察：从社会联系入手还是从自然联系入手；在社会联系中，究竟是从对象的经济联系或经济属性入手，还是从对象的政治、伦理联系入手。测量尺度、方式是指：对自然现象，使用显微方式还是使用肉眼方式观察，使用温度计测量还是用冰层厚度作尺度测量；对社会现象，是用人均占有粮食的尺度还是使用购买力尺度，是用投票率还是用治安案件发生率测量。确定的观察范围，乃观察对象表现其特性规律所需要的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比如平面几何，须将其观察研究限制在二度空间范围内；牛顿力学的观察范围是宏观低速领域。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青年研究涉及的范围显然是处于青年期年龄段的人。观察目的：比如对恒星的观察，是观察它的亮度还是它的移动速度；观察犯罪现象，是观察犯罪者的行为动机，还是观察犯罪者的行为强度，是观察犯罪者的年龄构成还是观察犯罪者的性别构成。当然，这些不同的方面也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程度下它们还是统一的。如观察角度的确定，往往也就划定了相应的观察范围：从经济关系角度入手的观察，常常使其观察处于经济和与经济有较强联系的领域；显微观察方式，决定了其观察范围只能局限于微观世界；用温度计进行的测量，只能把人的认识目的限制在了解对象的温度上。观察目的会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和制约人们对观察角度、测量尺度、观察范围的选择。同时，它们也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同一观察范围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同一测量方式（或称测量尺度）又可以应用于不同的观察范围和观察目的。
客观对象的特性、规律是人通过一定的方式观察试验发现的，自然无法完全剔除主体的作用与影响。研究范式的本质正是主体的作用，是主体作用的规范化、模式化、标准化。康德认为科学研究是人为自然立法、是人逼迫自然做出回答，实际上就是认为：观察主体总是为了一定的目的、从一定的角度、以一定的测量方式、观察范围来“审问”客观对象的。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尺度、目的观察客观对象，在什么条件下或什么范围内、以怎样的角度观察，看到的就是怎样的对象，或对象的什么方面与什么层次，得出的有关对象的规律表现就是怎样的。试想，如果不是舍弃具体对象质地、重量、颜色等方面的特性和差别，如果不是从纯空间形式的角度去观察客观事物，几何学的对象——点、线、面、体，何以能抽象出来呢？同样，如果没有相应的测量尺度：长度、面积、角度、垂直等等；如果离开二度空间（指平面几何）的观察范围；最后，如果人们的观察目的不是点、线、面、体的关系及其规律；那末，几何学的规律及其真理恐怕就难以概括出来，至少不会以现在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了。应该说，几何学原理的真理性，正是以上述范式要素的确定性作前提的。同样，“水加热到100度就会沸腾”，尽管是众所周知的规律或称真理。但要使这一真理成为现实，首先就必须具备常压条件， 其次还必须要有统一的测量尺度：摄氏温度计、沸腾标准等，再次，观察者的观察目的必须是水温与沸腾的关系，而不是水温与响声的关系。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或改变了其中任何一个条件，该真理也就不存在了。
形而上学范式与经验论范式下面让我们比较一下，哲学理论中形而上学范式与经验论范式在观察角度、测量方式、观察范围、观察目的等范式要素上的区别，以及由这些区别所带来的“决定被决定理论”、“劳动价值理论”、“英雄或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理论”中不同的结论或不同的真理。
“形而上学”一词，这里取终极的、抽象的、绝对的本体论含义，而非与辩证法对立的方法论含义。所谓“形而上学范式”，特指那种：以超感觉超经验的、抽象总体的尺度和眼光看待世界，目的在于寻求事物终极本质，结论抽象笼统、很少实际意义的研究范式。“经验论”指的是：不承认什么终极的本质，只承认可感知可把握的具体事物及其现象的一种观点。所谓“经验论范式”特指：以具体特殊的、可感知可把握的事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目的是探究具体的人与具体事物之间的现实关系，研究观察具有明确的范围限制和特定角度，研究结论具体明确、可检验可测量的研究范式；是同形而上学范式在观察角度、测量尺度、观察范围、观察目的等相对立的一种具体的认知模式。
关于决定被决定理论，形而上学范式与经验论范式的区别在于：就观察角度而言，前者从形而上的角度，后者从现实的经验的角度；就测量方式或者尺度来说，前者用的是总体、抽象的尺度，后者用的是具体、系统的尺度；就观察范围来说，前者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限制，而且可以无限制的溯及其根源。后者则有严格的时间空间限制；就观察目的来说，前者寻求决定被决定关系的终极本质，后者追求的则是决定被决定关系在具体的环境下、具体功能追求下的意义和作用。一句话，前者从本原的、终极的、绝对的、抽象的意义上谈论决定被决定关系；后者则从具体的、相对的、相互作用的角度谈论决定被决定关系。
在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决定政治等等问题的讨论中，形而上学决定论之范畴是极度抽象和最少外延限制的。如“物质”范畴，指的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一切现实可能的存在物的总和；“意识”不仅指人脑的机能和属性，而且包括意识的产物。它不仅指某些个体的意识，也指整个阶级、民族或人类的意识；不仅包括现实的和过去的意识，而且包括未来和可能的意识。“生产力”，在这里既可以指一个企业或一个地区的生产力，也可以指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显然是包括承包制的家庭生产关系结构和企业生产关系结构，以及整个国家的生产关系结构模式的总和。作为中介范畴，“决定”“被决定”的含义也是十分笼统模糊的。既具有限制、制约与被限制、被制约的含义，也有根源与派生的含义，还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含义。 经验论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理论，其概念则要具体严格的多。它们往往研究诸如此类的问题：游泳理论与游泳实践的关系，西藏地区农业生产力与其生产关系结构模式的适应性，西藏奴隶社会政治制度与其经济基础的关系等。人们探讨的不是它们之间本原派生的关系，不是一方归根结底隶属于另一方的问题，而是前者与后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互为前提的关系。“决定”一词在这里具有系统含义。所谓决定性因素，就是在具体的相互作用整体中起首要的和关键作用的因素；反之，则是非决定因素或被决定因素。
因为上述范式要素的差别，使得人们对决定被决定关系的理解迥然相异。例如，虽然从总体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是后者决定前者的关系。但是，如果不加分析的将这一总体、抽象、终极的，或者说在形而上学层次看来不失为正确的结论，随便拿来套用到具体事物或者说经验层次问题的分析上，提出所谓“先有卫星（即人造卫星，下同）实物，然后才会有关于卫星的理论观念”这样的决定论命题，显然与实际相悖。卫星是人们创造活动的产物，而人的创造活动从来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意识和理论观念指导下进行的。当我们的问题是：卫星理论观念的产生决定卫星实物的产生，还是卫星实物的存在决定人们卫星理论观念的产生？换句话说，在卫星实物与卫星观念的产生上，是“物质”决定论还是观念决定论的时候，抽象的谈论犹如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一样，是难以有公认的令人信服的答案的。但是，一旦将这一问题置于其赖以产生的系统整体之中，其结论就会一目了然。因为，不论是卫星观念的产生，还是卫星实物的出现，都不是卫星实物与卫星观念两者孤立作用的结果，也不仅仅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所能说明的。只有“卫星的理论设计观念” “制造卫星的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的对象（制造卫星的材料）”，三者以一定社会方式的统一，才能构成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卫星生产整体结构，或者说卫星制造系统。在这个系统范围内，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作中介，才会发生卫星观念与卫星实物的相互作用。 在既定的卫星制造系统范围内，面对确定的问题，如“卫星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答案将会因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方式、要素协调或具备程度、系统要素素质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具备了制造卫星的实践能力，又有了实践改造的对象（制造卫星所需要的材料），就卫星的产生而言，卫星的设计理论观念就是其决定性的因素；当人们有了制造卫星所需要的材料，又具备了制造卫星所必需的设计理论观念，在这样的情况下，制造卫星的实践能力是否具备就成为卫星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了。
又比如，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虽然从终极的和抽象的意义上说，前者决定后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政治的、经济的、精神文化的诸要素往往相互作用互为前提，形成统一的社会系统整体。在这一整体中，不仅经济因素或经济的发展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前提，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而且政治因素以及政治系统的变化发展，有时甚至意识形态因素，都会成为这种前提，确切的说，成为社会整体系统正常运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前者如今天索马里所面临的情况：离开起码的社会秩序条件作为政治前提，社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就无从谈起；后者如文革时期，那时，一个新的政治观点的提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的确立，会给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多么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啊！比起其他因素对社会正常发展的影响，政治因素显然起着主要的和决定的作用。
有关英雄或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形而上学范式结论与经验论范式结论
谈论某一命题的真理性必须与具体的范式联系起来。离开具体的研究范式和范式要素，抽象的谈论不同范式结论的真理性是没有意义的。有关英雄或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问题，同样存在着形而上学范式研究及其结论与经验论范式研究及其结论的区别：
从研究对象上看，形而上学范式研究的是超历史超时空的抽象总体的英雄、群众与历史之间很少具体规定的关系；其“英雄”，指古今中外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杰出人物、领衔人物、最有权力者和最有影响者的总和。既可以是劳动英雄，又可以是战斗英雄，既可以是艺术战线的英雄，又可以是经济竞争中的英雄，还可以是政治领域的英雄。“群众”，指产生英雄的人群，一切可能的或实际产生了英雄的群体都是群众的范围。他们可以是所有组织的成员、所有村民、整个国民、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总之，这里的英雄、群众其外延都是无限的。对于“历史”范畴来说，形而上学的“历史”是无所不包超越时空的、一切现实和可能的历史现象的总和。从生养孩子到改变自己门前的土地，直至改变世界的战争。与抽象的历史、英雄、群众相对应，形而上学的“创造”范畴，其含义同样是抽象和笼统的。
经验论范式研究的则是，具体特殊的受一定社会关系结构制约的英雄、群众与历史的关系。其英雄或者群众，是生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现实具体的个人或者群体，其外延在所分析研究的范围内是有限的明确的。经验论的“群众”与“英雄”，是相互依存的、相互作用的统一的历史主体的两个方面。就历史主体划分为英雄和人民群众两个方面或两个部分而言，二者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范畴；“英雄”是相对人民群众而言的，而人民群众也正是以存在着英雄人物而被称之为人民群众的；没有英雄无所谓群众，没有群众也无所谓英雄；英雄是总统，群众就是国民；英雄是企业家，群众就是员工；英雄是将军，群众就是其麾下的战士。与形而上学范式抽象的历史概念不同的是，经验论的“历史”概念是有着明确外延的具体特殊的对象：如小岗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产生发展的历史，中国杂交水稻的研制史，美国空军海湾战争史等等。在经验论范式看来，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还是英雄人物？这里的“创造”或“创造者”应该理解为：（1）对于具体的历史过程，谁是控制和左右它的主要力量，或者说谁是历史创造过程的控制者和左右者；（2）对于具体历史发展方向、发展目标的选择而言，谁是主要的改变者、改变力量，谁是决定其选择的主导者；（3）对于具体历史结果而言，谁对其贡献最大，应负主要责任，换句话说，谁是既定历史结果的创造主体。
形而上学历史创造者的问题是：谁是总体的、抽象的历史过程最终的归根结底的控制者与左右者？谁是总体的抽象的历史发展方向根本的和最终的决定者？谁是总体和抽象的历史结果的本原的归根结底的创造主体？经验论意义的历史创造者的问题是：谁是具体的历史过程的实际控制者和左右者？谁是具体历史发展方向目标的实际决定者与选择者？谁是确定的历史后果的实际责任人？
形而上学范式群众创造历史的结论是这样做出的：首先，群众包含英雄，英雄是从群众中产生的。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既没有英雄，也没有英雄的历史创造活动；其次，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是社会基本的历史活动，是英雄人物创造历史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英雄人物的历史活动是产生于人民群众历史活动基础上的派生的活动，因而对历史发展总体而言，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具有根本的和决定的意义，是决定历史发展方向、过程和历史结果的主导方面。经验论范式历史创造者的结论则是：任何历史都是发生在特定时间、地域的特定方面的历史。任何历史主体也都是具体的和特殊的。现实中的英雄与群众，是在同一舞台上、同一历史过程中，以自己的行为和努力，创造着历史不同方面的历史创造者。由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关系结构，就历史的某些侧面、某一具体方向的选择而言，或许是英雄人物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对另一些侧面或者另一些历史结果来说，则可能是群众起着重要的和主导的作用。
在一场战役中，对一个普通的士兵来说，严格执行命令，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他就可以说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且以一个合格的军人形象与军人作风写下了他自己在这场战役中的历史。至于说这场战役用兵是否恰当、后勤供应如何、进攻路线选择是否正确，最终这场战役是否取得了完全胜利。决定战役成败的这一系列重要方面的选择和努力，显然是指挥这场战役的军事主帅的事。也就是说，有关这些方面的历史是由军事主帅创造的，主帅应该对这些方面的历史后果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赤壁之战的失败史不是曹军的士兵创造的，而是主将曹操的错误指挥造成的最终结果。因而这段历史是曹操创造的，或者说这段历史悲剧是曹操酿就的；同样，发动侵苏战争、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是希特勒的选择和决定。因而这段历史不能说是德国人民创造的，应该说是希特勒制造的，希特勒应该对这段历史的重要方面负责。
英雄与群众，在具体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担任的角色不同，肩负的使命和历史责任不同，因而他们在共同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创造的历史侧面也不同。例如，海尔电冰箱厂的经营史的确是所有海尔人共同创造的。因为在这段历史中包含了每一个员工的最为平凡的劳动，最不起眼的创新，包含了质检员依照程序的检查工作，也包含了推销员的营销活动和修理工的售后服务。但对于海尔经营史的重要方面：经营目标的确立、生产方向的选择、管理体制的创立等，这些决定企业经营重要方面的事物及历史变化，应该说，是由总裁张瑞敏的行为、努力、选择、决策带来的。张瑞敏创造的海尔经营史的主要方面同普通工人创造的海尔经营史的方面是不同的。
终极的、无所不包、没有任何时间空间限制的历史，自然是抽象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就像说“人的历史是人类创造的”一样。而具体特定的历史现象或历史结果，则必然是由创造这一历史现象、造就这一特定历史后果的具体的人或人群负责。人类的历史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方面的历史。正如自然史包含威苏维火山的历史，包含我们门前这条小河的变化发展的历史一样；人类历史也包含二战史、文革史、小岗村承包史、傻子瓜子发家史。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政党、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由自己的选择、努力、行为决定的历史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片断，创造着属于自己也同样汇入历史长河中的那一段那一片那一点历史。所不同的只是：人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不同，因而各自创造的是范围不同、影响不同、层次和侧面不同的历史而已。由此，经验论范式的结论是：中国杂交水稻的研制史是袁隆平创造的，海尔电冰箱厂的经营史是张瑞敏创造的，傻子瓜子的发展史是年广久创造的。
劳动价值论与均衡价值论：不同范式，不同的真理
任何真理或结论都是以特定的观察角度、测量方式、观察范围、观察目的即确定的研究范式为前提的，不同的研究范式有不同的真理。因为不同的范式，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观察着客观对象不同的关系和侧面。比如对社会现象的观察研究，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理论从社会事实对个人活动的强制作用的角度去分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的角度出发；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则从个人行为及其主观意义方面入手。他们因此得出了不同的结论。[2]社会学的观点也认为，“用不同的范式去研究同一社会现象就会做出不同的解释。例如对犯罪的研究，若用默顿的失范——机会结构理论范式去解释，就会认为犯罪是由于社会不平等，即合法和非合法的机会分布不平等造成的；若用标签理论范式去解释犯罪，就会把犯罪归结为执法者和社会对行为的判定；若用生物决定论的范式解释犯罪，就会从人的生理特征方面去寻找犯罪的原因。”[3]
劳动价值论同均衡价值论的区别，可以看作同一社会现象应用不同范式而得出不同结论的典型例子。二者的观察目的相同，即都是研究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产生的根源。二者的观察角度不同，前者是从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后者则是从供方愿意供货的价格与需方愿意支付的价格二者的均衡，即从供需双方相互作用形成价值的角度看待商品价值现象；换言之，前者从抽象劳动的角度，后者从均衡价格的角度；前者考察的是投入产出关系，后者考察的是供求关系。二者所用的测量尺度不同，前者以“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后者则以“边际效用”、“边际生产费用”等为尺度；二者研究和观察的范围不同，前者将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波动作为表面的偶然的现象加以舍弃，把观察范围限制在一般人类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范围内；后者则把供求关系和由此形成的价格均衡作为价值形成的基础，使价值问题的研究范围从纯供给方面拓展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由于范式的不同，使得同一问题的研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前者的结论是：商品的价值由抽象劳动所形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后者的结论是：商品的价值由供求双方力量的均衡所形成，均衡决定价格（价格即价值的现实表现）。
排除一切偶然的、观念的、甚至制度因素导致的市场供求失衡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仅仅从商品生产的基础——抽象劳动——入手看待价值现象，固然可以建立起劳动价值论模式。均衡价值论的确不能说明一公斤小麦的价格同一公斤白银的价格何以差别那么大。因而价格波动的基础，即马克思所说的价格围绕其上下波动的那根中轴线，还是应该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明，或者说应该由生产成本来说明。而对价值具体表现形式的现实把握，也实在离不开供求关系的考虑。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的综合、供给因素与需求因素的双重作用，的确可以为价值的现实表现提供更为合理的依据和更为有效的说明。连马歇尔自己也说：“就一般而论，我们所考虑的时期愈短，我们愈需要注意需求对价值的影响；时间愈长，生产成本对价值的影响愈加重要。”[4]
备注：
[1][2][3]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10、11
[4]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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