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5月25日电 “妈妈，妈妈，我无法呼吸……“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非裔美国人佛洛伊德（Floyd）绝望地呼喚着。2020年5月25日，白人警官肖文（Derek Chauvin）在拘捕佛洛伊德时，跪在他脖子上长达8分46秒，导致其死亡。这段视频震惊全球，引发成千上万美国人大规模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当地时间5月24日，《华盛顿邮报》发布了一篇题为《佛洛伊德遇害两年后，当初的抗议者们反思改变了什么》的报道，采访了当时的几位示威者，两年来的生活感触。
“我们并没有在痊愈。“——玛丽亚·托瓦尔（Maria Tovar），20岁
托瓦尔是一名音乐家，最近几个月，她开始自己写歌，捕捉她对心爱城市的失望，用这种方式将痛苦宣泄出来，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希望这座城市阳光多于雨水，如果我说我的城市没有流血，那我就是在说谎。”她最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北部发生的两起谋杀案后写道。谈到暴力犯罪激增，她说：“我们并没有在痊愈。“
托瓦尔是美国原住民和西班牙裔，早在弗洛伊德去世前就知道种族主义的存在。在她所在的圣保罗高中，她会感到来自白人学生的怒视，并表示家庭成员曾受到执法部门的虐待。但弗洛伊德被杀害后，她变得更加谨慎了。她介绍，2020年夏天，她和两个黑人朋友因超速10英里被拦下。“我告诉车里的每个人:‘什么也别说。确保他们能看到你的手。’”她回忆道，当时这名警官已经叫了两辆警车来支援。“我把所有的窗户都摇下来，这样他们就能看到我们什么都没有。”
“明尼阿波利斯地区有更多的黑人男性死亡。”——乔希·梅尔顿（Josh Melton），31岁
梅尔顿一直在等待改变。两年前，梅尔顿(白人)和妻子霍普（Hope）(黑人)带着他们5岁的女儿伊兹（Izzy）参加了抗议活动，希望肖文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希望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尽管陪审团发现肖文犯有二级无意谋杀罪，并判处他22.5年的监禁，梅尔顿并不抱希望。他说，自弗洛伊德死后，明尼阿波利斯地区有更多的黑人男性死亡，包括丹特·莱特（Daunte Wright）和阿米尔·洛克（Amir Locke）（这两名非裔男子也死于白人警察之手）。
“大多终结种族主义的工作取决于白人。”——苏珊•拉尔森（Susan Larson），55岁
几个月来，拉尔森多次拨打911，希望警方对于她所住的波莱罗公寓内的家庭暴力和枪支事件做出回应。她说，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什么也没做，直到她搬出四天后，一名警官开枪打死了阿米尔·洛克。
“他们一直告诉我，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她说。自弗洛伊德死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暴力犯罪事件激增，警力严重短缺等问题也层出不穷。拉尔森仍然坚定地致力于消除任何她听到的偏见，并希望回到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工作。她表示，大多终结种族主义的工作取决于白人。“我们才是做错事的人，”她说，“我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无辜的。”
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弗洛伊德——斯泰勒·韦斯利(Starla Wesley)，43岁
两年前，韦斯利在观看视频时，在弗洛伊德仿佛看到了自己、儿子和父亲。韦斯利说，15岁时她住在奥马哈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她被一名警察勒住了脖子，养母痛苦的哭声救了她的命。从那以后，她就一直生活在对警察的怀疑中。看着佛洛伊德恳求呼吸的样子，她的内心被触动了。在过去的10个月里，她成了一名多文化多民族委员会的成员，与警方试图合作解决种族歧视问题。她认为这是纪念弗洛伊德的一种方式。
“不敲门搜查令容易引发种族问题。”——多兰·肖佩奇（Doran Schoeppach），58岁
大约在弗洛伊德被杀害的六年前，肖佩奇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南部的家中透过窗外目睹了警察的暴行。他看到八、九名警察围住了一个戴着手铐的黑人男子，一些人在其他警察的注视下踢他。肖佩奇称当时本想出去制止警察，但他被吓呆了。“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原谅了自己。”他说。在看了肖文压住弗洛伊德脖子的视频后，他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之后多次参加了纪念弗洛伊德的集会和游行。肖佩奇说，弗洛伊德的死让他更加意识到有些问题会影响到有色人种，比如不敲门搜查令。他正在通过各种委员会和提案，推动他所在的学校区域发出更多不同的声音。
“努力思考如何对未来保持乐观。”——文森特·金（Vincent Kim），20岁
作为越南和韩国移民者的儿子，金一直想知道自己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地位。“我认为明尼阿波利斯是有效划定大都市红线的典型城市之一，”他说。“这显然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城市。”但当他反思针对亚洲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一连串暴力事件时，他也在努力思考如何对未来保持乐观。
去年，当看到长得像母亲和祖母的女性被一名白人男子枪杀时，他感到沮丧。一名官员称，这名白人男子只是“过了糟糕的一天”。当他想到弗洛伊德时，他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分钟被夺走的人性而悲伤。
“厌倦了看到黑人遭到警察杀害。”——47岁的贝姬·沃特斯（Becky Waters）和55岁的迪沃（Deevo）
沃特斯和她的未婚夫迪沃都在2020年夏天参与了示威活动，要求为弗洛伊德伸张正义，但理由不同。沃特斯是白人，她想让孩子们了解美国存在的对黑人的不平等。“而迪沃在芝加哥长大，已经厌倦了看到黑人被警察杀害。自从1999年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白人警察发生冲突后，他就患上了腕管综合症。在抗议活动中挥舞着拳头寻求正义时，疼痛令他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改变。
“两年来我们没有看到什么 变化。”——杰达·纳特（Jada Nutter），41岁
纳特仍然记得2020年夏天弥漫在她院子里的警报声和火的味道。这位四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在弗洛伊德死后花了几周时间向孩子们解释，在美国，有色人种在历史上是如何受到诸如警察等当权者虐待的。纳特说，她和丈夫想要进行平衡的对话，而并非给一个群体贴上好坏的标签。
纳特的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她还记得，母亲曾多么努力地组织她的邻居们建立一个更安全的社区，而她有时对这份工作又感到多么沮丧。“体制缺乏改变让她精疲力竭。” 纳特说。两年后，当纳特环顾四周时，她能理解那种沮丧。“我希望弗洛伊德事件可以成为改变的催化剂，”她说。“但现在已经两年了，我们还没有看到太多变化。”
（编译：胡晓珊 编辑：韩鹤）
来源：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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