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大河之上
安化县城资水边。图/记者金林
如果安化是一本书，资江是这书的封面。
诗人于坚说：住在河边的人，也许永远都不会见面，但是你走到我故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听见人们谈论这些河，就像谈到他们的神。
河流是一种隐喻。“河流是一片家园，河流是一条路，河流是一段旅程，河流是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安化的命运与资江休戚与共。日常的家长里短，时代的生命凉热，繁华与凋零，成长与幻灭，资江就像一部纪录片，安化的事无巨细，全都立此存照。大河之上，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资江连接彼此的灵魂，望不尽，却溯得清。
世界上没有两条完全相同的河流。与资江的日夜厮守，塑造了安化人的性格——有情，有梦。过尽千帆，才能如水般逍遥豁达；枕河而居，才能如水般诗意文气。这是清名臣陶澍笔下的故里，经世致用思想的孕育地。资江，流动着安化的文脉。安化，以资江为轴，走向远阔。
安化，是中国人心中的理想国。倚在船边，看流水不疾不徐，船夫桨声摇曳，两岸鸟叫虫鸣；站在水旁，看水汽缥缈诗意，岁月沉稳不移，一切喧嚣，在此归于寂静。资水，最懂古老中国。大隐隐于江。在资江，可以找到传奇，也可以找到治愈。
河流是人生的歌。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参与构建了中国伦理、中国诗歌的场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物最丰富，所谓上善若水，它铺陈出波澜壮阔，也内藏朗朗乾坤。既开阔又内敛，河流隐含了最深刻的生命力。让内心回到河流，这是中国人精神的最终走向。
安化，因人而润
“澍”，是前一年中秀才的安化人陶必铨给自己第一个孩子取的名字。有传言说陶必铨之所以从众多汉字中选取了“澍”字，是因为这个孩子出生时天降大雨。
这个说法未必可靠——“澍”的生日是农历十一月三十日，湖南的冬天常有阴雨，但，很少有大雨；更何况，陶必铨后来专门撰文做了解释：“天下之能苏万物者，莫如雨。戊戌之夏大旱，冬，谷骤贵，而长子适生，因名之曰澍，而字以子霖，盖期有以泽苍生也。”
这里的戊戌年，是1778年。这一年如陶必铨所说，是大旱之年。
“澍”，今天看来颇为生僻的这个字，在将近2000年之前的《说文》里，指的是应时雨：“时雨澍生万物。”更早一些的，王充在《论衡·雷虚》中说：“天施气，气渥为雨；故雨润万物，名曰澍。”
颇哀民生艰难的陶必铨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澍”，且希望其将来“泽苍生”，足见他对这个孩子的期望有多高。
60年后的农历六月初二，离安化有两千里之余的江宁（南京），陶澍在两江总督任所“端坐而逝”。根据时人刘鸿翱在其《陶文毅公家传》中所说，“病中无一语及家事……卒之前江宁大雨，犹令人扶立默祷”。
当时的中国已经风雨飘摇。似有宿命般，这位名字中带雨的老者，在更大的风雨来临之前，油尽灯枯。
陶澍之前，湖南间或有能够影响一时的人物，但都未能因此而有一个持续较长时间影响时局的群体或者说体系出现。
我们回溯历史，翻到陶澍病逝这一页时，在同情这位被寄予厚望的湖湘先贤的同时，也略微替他感到欣慰：虽然他已经先行一步，他提携出来的人才群体苦心经营，为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度保留了最后一丝颜面和希望。而这丝颜面和希望，稍待时日后，终于又滋生出摧枯拉朽、欣欣向荣的力量。
今天我们重提先贤往事，不是觉得与有荣焉，而是为了激励：我们要怎样努力，才不负脚下承载着历史、浸润着独特地域文化的这片土地？
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崛起，从安化小淹陶澍始
道光时期，中国出现的两个影响全国的人才群体，都与陶澍有密切关系。
其一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魏源、陶澍、龚自珍等，陶澍是这个改革派集团前期（鸦片战争之前）的重要领袖和核心。
其二是“湘系经世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李星沅、邓显鹤、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等，陶澍是其当之无愧的领袖，堪称近代湖南人才兴起的源头。
这个源头再往上溯，便是安化小淹。
清代两江总督陶澍堪称近代湖南人才兴起的源头。安化小淹镇的文澜塔是陶澍为纪念道光皇帝御赐“印心石屋“四字捐资修建。摄于2015年。图/贺迪清
两个渡口，一南一北遥遥相望
安化县城往东30公里，是和桃江马迹塘交界的小淹镇。洢水是相邻的这两个镇的界河。“小淹”的得名，传说和后来被拥立为帝的赵昀有关。嘉定十七年（1224），南宋宁宗（赵扩）驾崩，赵昀从邵州返回临安继承帝位，路过石峰山，资江暴涨，淹留了数日。还好，耽搁的那几日，不影响他帝位的继承。他去了临安当皇帝了，在洢水入资江处留下了地名“小淹”。
资江上半年两个涨水的时段，一个是桃花开时的桃花汛，一个是五六月间的梅雨季。5月18日，我们从东坪去小淹，40分钟的车程，路上的雨下一阵，停一阵。车子前方的资江水流却不怎么浑浊。两岸苍翠托着一江巨流浩浩荡荡东去，水流最急且有大漩涡处，便是小淹。
小淹镇政府在资江南岸，陶澍故里在北岸。有两个渡口，一南一北遥遥相望。水流很急，难怪当年赵昀会停留几日。一艘机动的钢铁轮渡在渡口间来回。两岸交通频繁，等个十分钟、八分钟，有个三五台车上了轮渡，船老板觉得不亏，就会掉转头航向对面。渡船到底是钢铁材质，很平稳，人在上面还没看够上下游和两岸的风景，就到了对岸。
陶澍故里，陶澍出生地早已不见当年的一丝遗迹。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紧贴资江的“两江总督官厅”旧址。旧址现在是安化三中所在地。虽然面貌大有改变，但一些残存的石木构建仍能让人模糊勾勒出这座官厅昔日的格局。
现在安化三中的规模，基本就是昔日陶澍官厅的规模。总占地约50亩的陶澍官厅，坐北朝南，面临资江，由宫保第、总督府、乡贤祠、御书楼、贤良祠、思贤学府、过江码头等七个部分组成。
这是个大工程，前后分了两期来建设。首建是1823年，这年陶澍由安徽布政使升为安徽巡抚。他在老家的旧宅就是这个时候拆除的，在原屋基上扩充面积，建了宫保第、乡贤祠、御书楼、过江码头等；同时，这一年他还支持重修了安化县学宫（旧址在梅城今安化一中校园内）。第二期是陶澍升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后建的。
陶澍被后世称为理财高手，他的擅长理财最初便是表现在安徽巡抚任上。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各省钱粮亏欠均在两三百万银两，安徽亏欠最多，达到了一千多万银两。陶澍到任后立即调集藩司衙门原有档案，建立清查局，并按地方官员、年份、数额落实清查欠款情况，累计查有渎职亏欠官员62人。陶澍分别根据情况予以处理。《清史稿·陶澍传》载：安徽库款，五次清查，未得要领。陶澍自为布政使时，钩核档案，分别应劾、应偿、应豁，三十余年亏欠积案，豁然一清。
陶澎为官数十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其在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任上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尤其是盐政上的改革，使两淮盐场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的危困局面，转变为“盐销、课裕、商利、民便”的兴盛形势，为此，晚清学者陈文述将陶澍和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桓宽、刘晏并提。从这个角度看，无疑陶澍不负他的名字，不负其父亲对他“泽苍生”的期望。
有人，有家，有烟火，安化群山深处，慢时光里的寻常人家。
70年出5个进士时的安化，“茶市斯为最”
在陶澍的改革中，带有明显的“重商”“利商”“便商”的特点，这很可能和他的生活环境有关。安化地处多山的湘中，给人以闭塞的印象，实际上，安化的商业化程度远超外界认知。东坪、黄沙坪、唐家观、江南、小淹，资江沿线的这几个乡镇，因为茶叶、桐油等贸易成为远近闻名的商镇。陶澍父亲当私塾先生，其东家也多是商家，陶澍自小跟着父亲学习，可谓是耳濡目染。
翻开《安化县志》，陶澍之前，有记录的安化名人、读书人甚少。宋熙宁五年，也即公元1072年，安化置县，同年安化建学宫。安化区域有官方教育的历史应该是从这时起。16年后，因为资江及其支流洢溪两岸茶叶出产较多，官方在安化开始设置专门交易茶叶的茶场。
清雍正二年之前，湖南人要参加乡试及乡试以上的科举考试，须出湖到武昌，这就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如自己凑不齐盘缠，才华再高都是空话。
安化第一个有记载的进士，出现在茶场设立12年后的1100年。很难说刘允迪的横空出世和茶场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安化日益繁盛的商贸，为陶澍及陶澍之后安化人才的涌出，奠定了基础。
明洪武十四年，朝廷规定，安化须上贡茶22斤。可见，当时安化茶已经名声在外。一百余年后的万历二十三年，安化茶被定为官茶，多销往陕甘一带。到崇祯三年，朝廷又在资江岸边的东坪专门设立了保护茶商的东坪堡。
今天的黄沙坪、唐家观、江南等地，仍可见清朝年间诸多有关茶叶贸易的石碑，可见当时茶叶贸易已成为安化的重要经济支柱。
陶澍出生的十八世纪末，欧洲国家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中国这片土地上虽未同步进入蒸汽机时代，商贸活动虽未取得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当时是重农抑商，但茶叶巨大利润的驱使，让安化这片土地上遍布茶商、茶农。
陶澍曾在文章中透露其曾祖父陶崇雅也曾做过茶商，“种植外，时或市茶汉镇”。“汉镇”即汉口。茶叶贸易积累起来的财富让先富起来的安化人有闲暇读书。
陶澍的父亲，“平生不营财产，视阿堵物犹土苴也。偶有嬴馀，专置古籍，插架甚富，皆印‘爱吾庐藏本’于卷首”，能够“视阿堵物犹土苴”的，不会是穷人，而其“插架甚富”的古籍，不仅为他自己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也为陶澍营造出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
1802年，23岁的陶澍中进士。15年后,31岁的黄德濂中进士。又只过了12年，罗绕典高中进士，他是继陶澍之后，第二个任总督的安化人，他担任的是云贵总督。黄自元中进士是1867年。李桃中进士是1873年。从陶澍到李桃，70年时间，安化就出了5个进士。这段时期的安化，正是“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的时期。
南京、长沙等多地有“印心石屋”，安化小淹镇的这个才算“正宗”。
左宗棠在小淹待了八年
在安化三中校园内，有两棵近30米高的广玉兰。这是当年两江总督官厅唯一留到现在的活物。据传，这两棵树是越南国王供奉大清朝廷的礼品，道光转赐给陶澍，陶澍没将其栽于任所，而是辗转带回老家，亲自栽在总督官厅天井里。如今天井已不在很多年，两棵广玉兰长在两栋学生宿舍中间。
陶澍在他的两江总督官厅待的时间其实屈指可数。在任上病逝后，他的妻儿和他的灵柩逆水而上，回到小淹，回到资江北岸。他被葬在其官厅西3.5公里左右的沙湾，在他官厅替他教子和经营家业的，是后来也曾担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
1838年，左宗棠赴京应考返程，专门绕道金陵拜访陶澍。陶澍待以上宾之礼，留住署中，“日使幕友亲故与之相谈论”，并多次亲与商讨学问道德、国计民生，令左宗棠大受教益。陶澍又多方鼓励，曾指总督之位对左说：“他日君当坐此，名位尚在吾右。”还正式为儿子陶桄向左宗棠之女左孝瑜求婚，“以子要文襄女而抚孤”。
1839年，陶澍病逝后，归葬故里，传其陵园为左宗棠监造。图为陵园一角。图/谌铯先
陶澍病逝后，陶澍的朋友、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写信托左宗棠主持打理陶澍的家事。左宗棠便在安化小淹待了八年。这八年对左宗棠非常重要。陶澍的女婿胡林翼曾如此评说小淹的八年对左宗棠的影响：“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当今之要，首在得人。”陶澍曾多次强调发现人才和重用人才的重要性。《清史稿》称：陶澍“用人能尽其长，所拔取多方面节铖有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黄冕诸人之力，左宗棠、胡林翼，皆识之未遇，结为婚姻，后俱为名臣”。
张佩纶曾与张之洞认为“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视陶澍为近代人才辈出的源头，就像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一样。这个源头，出自湖湘腹地。历史上被称为“南蛮之地”的这片山水，从此有了新的影响、新的力量。
安化为什么这么多羽毛球冠军
安化人熟知的黑白文化，黑是指黑茶，历史悠久，即使不是安化人也知道；而白，外地人多半会蒙，但只要提示一下和唐九红、龚智超、龚睿那等运动员相关，则基本都会反应过来：哦哦，白是羽毛球。
白色的羽毛球在安化的历史还只短短数十年——羽毛球在全世界的历史也不到150年，从时间来看，远不如黑茶的历史，但它就在这短短数十年时间，成为了和黑茶一样响当当的名片。
这小小的羽毛球，给了坚韧的安化人被世界认识的机会，也让安化以非常美妙的身姿“飞”了起来。
安化羽毛球起步时只有4个羽毛球拍
资江河畔，陶澍大道，建于2015年的安化羽毛球运动学校体育馆是安化地标性建筑。从整体外观来看，体育馆的主馆像是被一片片“羽毛”围合起来，整个场馆像是一个变形了的羽毛球；从单片的“羽毛”来看，这“羽毛”的形状又像是一片片舒展开的茶叶。
5月30日下午2点30分，下课铃一响，8岁的李子涵便从安化城南完小的教室里跑出来，两分钟不到，她就到了旁边的羽毛球学校的训练馆。熟练地启动了自动发球机后，跑到发球机的对面，和发球机打起球来。她的下一节课是音乐课，作为羽毛球学校培养的苗子，她可以选择在音乐课的时间跑到紧邻的羽毛球学校练球——当初把羽毛球学校建在城南完小的旁边，就是方便学校的孩子过来练球，这样可以做到文化学习和羽毛球训练两不误。
羽毛球不只是让安化走向领奖台的项目，也是安化人的一项事业选择。图/李良兵
这所非常现代化的羽毛球学校，前身可以追溯到1973年建在安化一中校园内的羽毛球学校。
1973年之前，绝大多数安化人还没见过羽毛球。少数几个见过羽毛球的人，基本都在安化县体委。他们认为那是一项贵族运动。在安化确定要在这项贵族运动上下大力气之前，安化体委主持工作的吕延求和他的同事曾经盘算过别的运动。
安化羽毛球第一位教练、也是多位羽毛球世界冠军启蒙教练的文巨刚已年过九旬，但他仍很清楚地记得安化是如何选择羽毛球作为努力方向的。
“乒乓球是国球，每个人都会，安化要出成绩很难；篮球，要找齐一个球队的高个子比较难，虽然当时少年组在省里有些成绩，但要打出省、再上一个台阶，很难；排球也是要个子，不要说安化人，那个时候的南方人普遍都不行……”
还有人建议了游泳，说有不少孩子从小在资江里游泳，很厉害，但也被否定了，理由是在资江游泳是野游，但正规训练要有游泳场馆，安化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商量到最后，大家锁定了在整个中国还不大熟悉的羽毛球，属于“冷门”。在“冷门”上下大力气，有可能出成绩。
确定了羽毛球后，安化体委接着确定羽毛球教练。在把全县所有的体育老师摸排了一遍后，发现没有哪位老师称得上会打羽毛球，最后，安化体委把目光选定在安化一中的体育老师文巨刚身上，理由是他做事不讲条件，而且之前带过篮球、排球和乒乓球，成绩都还可以。
安化一中在老县城梅城，吕延求亲自去梅城登门请文巨刚负责羽毛球的训练。
果然，尽管没有场地、没有任何羽毛球教学专业知识，文巨刚还是把任务接了过来。他提的要求是，安化一中当时只有4个羽毛球拍、若干个羽毛球，他希望能够给他解决更多球拍、球以及训练场地。
1978年，文巨刚和他的学生们，右二为后来成为安化第一个世界冠军的唐九红。 供图/安化羽毛球学校
“跨湘江、过黄河、漂洋过海走向世界”
文巨刚坦言，他最初在安化一中办羽毛球学校时，简直就是乞丐。他讨的，不是钱或别的什么东西，而是羽毛球。1973年，安化体委给文巨刚的羽毛球队拨款了15元、2筒球以及500斤训练补助粮（每人每堂训练课补助粮食2两）。补助粮没了，可以想办法，毕竟没有羽毛球训练也要吃粮、也有粮吃，但羽毛球打坏了就没了。
为此，文巨刚想尽办法四处化缘羽毛球。听到市里或者省里有羽毛球比赛了，就坐便车跑过去，去捡赛前训练及比赛用球。他还给已经毕业了的学生写信，让他们注意一下附近哪里有羽毛球的比赛或训练，有没有打过的残次球捡。为此，他自称是“丐帮出身、丐帮头子”。他很感谢湖北体委和八一体育队工作的两位学生，他们给他捡了很多残次球。
球的问题解决了，文巨刚开始选苗子。“一双灵巧快速的腿；一只爆发力强、感觉敏锐的手；一个机智多变、善于思考的大脑；一个高度柔韧、协调、灵活的身躯；一个顽强拼搏的意志……”文巨刚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选材标准。
“田忌赛马，不管是几匹马，总要是拉得出来的马，而不是随便一匹马。”这是文巨刚的坚持。
1974年，一个叫唐九红的5岁小女孩进入了文巨刚的视野。她是跟着她的两个哥哥出现在羽毛球学校的。让文巨刚引起注意的，是唐九红荡秋千。她的两个哥哥跟着文巨刚练羽毛球，而她则在旁边荡秋千。唐九红把秋千能荡到4米多高还没一点害怕。
文巨刚曾去过唐九红家家访，不过，那时不是为了唐九红，而是为他的两个哥哥，他想看看唐九红父母的身高，这样可以预测孩子们将来的身高。在唐九红家，文巨刚看到了唐九红一米七四的父亲和一米六八的母亲。他觉得唐九红的两个哥哥应该能够长到一米八以上。不过，那次家访，他并没有看到唐九红。
从秋千上下来后，文巨刚注意到了唐九红匀称的身材，潜意识里觉得她应该是个打羽毛球的好苗子，“当时我就觉得她应该能够长到一米七多，果然，她后来长到了一米七四”。
那次之后，每次唐九红跟着她的哥哥到了羽毛球队，文巨刚就有意识地训练她。让她跳绳练下肢力量，让她跑步练体能和耐力。
1977年，8岁的唐九红正式成为羽毛球学校的一名小学员。4年后便入选湖南省羽毛球队。1986年，唐九红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赢得混合双打冠军、女子单打亚军及女子双打第三名。又过了4年，唐九红在日本举行的尤伯杯上夺得她的首个单打世界冠军。
“跨湘江、过黄河、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这是文巨刚受命训练羽毛球开始就有的野心。他没想到他的弟子这么快就真的跨过湘江、越过黄河、漂洋过海走向了世界。
唐九红很感激文巨刚对她的启蒙。多年以后，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她5岁就遇到的启蒙教练：“他能很好地引导我们。比方说，看到有飞机飞过，他就会问我们：‘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飞机，能飞到北京，飞到上海，飞到外国，那些大城市很美很漂亮，你们想不想坐飞机啊？你们想坐就要跟着文老师一起好好打羽毛球，将来就能坐上飞机到全世界去比赛。’”
奥运冠军龚智超是安化人的骄傲。图/赵尚渝
一届锦标赛，三个冠军
“在半决赛中以11比1和11比0重击世界排名第一的丹麦选手马丁之后，这位身材矮小的选手，形象骤然高大；而在昨天决赛中对印尼选手尤莉雅的比赛中，这一幕再次上演，她以优美的步伐、凌厉的劈杀，令对手无法抵挡。她的表演如舞蹈般优美和轻松，她的胜利，令中国队最终捧起苏迪曼杯。”
这是2001年6月3日，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的第七届苏迪曼杯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决赛后，法新社记者对龚智超的赞美。
在羽毛球选手中，龚智超的个子是偏矮的。这点，在她1985年由启蒙教练袁铁云推荐到文巨刚麾下时，文巨刚即有预料。当时，8岁的龚智超身高是一米二八，个头偏小，袁铁云认为龚智超很灵活，是个好苗子。
文巨刚出生于武术世家，会摸骨，在他仔细检查完龚智超的关节后，决定收下。彼时，安化羽毛球学校已移到县城东坪镇。东坪有个十八拐。十八拐是个森林公园，山其实并不高，海拔503米，但非常陡峭，从山脚到山顶需沿迂回曲折的山路盘旋十八下，安化人就叫它十八拐。羽毛球学校搬到县城后，文巨刚与他的小学员们，每天早晚两次攀登“十八拐”。龚智超就是爬十八拐的好手。后来她到国家队，教练让她和队友爬香山的“鬼见愁”，普通游客经过“鬼见愁”到香山顶要两个小时左右，龚智超的队友需要半个多小时，但龚智超最快就只要18分钟。龚智超身手的灵活迅速由此可见一斑。
2001年5月底和6月初，是安化县城置县以来最高光的时刻。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的第7届苏迪曼杯羽毛球赛和第12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上，安化的龚智超和黄穗夺得苏迪曼杯冠军；安化的龚睿那获得第12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黄穗还获得女子双打冠军。安化的陈林也获得了女双季军。尤其在女单半决赛上，龚睿那迎战的是她的师姐龚智超，她们都是安化羽毛球学校送到国家队的队员。
这是全世界都无法复制的一段高光时刻。安化也随着冠军们击出的羽毛球而飞起来，出现在全世界的眼前。
那段高光时刻师姐们的表现，也成为了安化羽毛球学校此后激励新学员的最好教材。与此同时，羽毛球的高光表现也带动了安化其他体育项目的发展。2003年，10岁的谌利军从安化老家来到益阳市少儿体校练习举重。10年后，23岁的他夺得世界举重锦标赛男子62公斤级冠军。2021年，他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举重男子67公斤级比赛中获得金牌并打破挺举项目奥运会纪录。
很多人只记得冠军，但只有走进安化羽毛球学校，看到荣誉墙上一个个名字，才真正明白冠军只是安化羽毛球学校优秀学员中极少的一部分。荣誉墙上，安化羽毛球学校统计出了从1975年到2021年这46年输送到国家队、湖南省队和外省（市）队的101位优秀学员，还有更多没有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学员，他们或成为各地羽毛球馆或羽毛球学校的教练，或自己开办羽毛球馆或羽毛球学校。羽毛球不止是让安化走向领奖台的项目，也是安化人的一项事业选择，和黑茶一样，都是安化走向世界的桥梁。
黑与白，让人们认识了安化，也认识了务实创新、坚忍不拔的梅山精神。
撰文/本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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