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每一次变法，都是有时代的特殊性的，是当时当地当人的需求，决定了变革的目的，以及成效。
因此，所有主导变革的人，都是有时代的需求作底，因此，一定会有时代的局限性。而写历史的人，一定是站在获利者的角度，讲述变革的现实意义的。因此，有人说，看野史，或许还能看到更多当时真实的模样。
相隔十几年，重读《商君书》，对商鞅的观感，大概是因为年岁日长，居然与年轻时大相径庭，只蹦出了两个字：“打手”。
了解过商鞅变法的朋友，大概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只他的三条变革法令，也够得上贻害千年了。
第一条：弱民、愚民
这一条在整个封建时代，都可见踪影。为什么？因为，对于封建国家机器掌控和驾驭的角度讲，它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效果的。
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什么意思？
《商君书·弱民》里是这么说的：“如果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动力；富有之后，就会淫。”
这里商鞅所谓的“淫”是指求智欲。如果老百姓一直穷，就会有人思考为什么这么努力，却还是这么穷。深究下去，就会通过观察、对比、质疑、读书等手段，去探究真相。
于是，老百姓如果有了“淫”之后，国家就会有“虱”，就不能强盛。这个“虱”，就是指那些开蒙的人，那些启智的人。就像新文化运动，都是启智的人在带头。因此，愚民政策就有了，比如隋唐以前，老百姓是不能读书的，其实封建时代，普通老百姓是读不起书的。
那么，要愚民，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弱民，就是国家必须想办法在百姓富裕后“合理”拿走他们的财富，让他们再度陷入贫穷。如此，才会重新激发百姓的求富动力，他们为生存疲于奔命，没有精力求智，国家也不再有“虱”了。
在商鞅看来，这种让国家富有而让老百姓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可以使国家双倍强盛。
从整体逻辑来看，商鞅就是要让老百姓始终处于温饱线附近，不能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富了，就会有追求，会有想法。只有让他们处于一直挣扎忙碌的状态，才能显出国家的恩威。
这一条的贻害极大，不仅遏制了大众的智慧，更是阻碍了文明进程。
第二条：重农抑商
封建时代的商业文明发展缓慢，是因为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小农经济的土壤上，生长了相应的政治体制。
在封建时代，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比如宋朝，老大嫁作商人妇，这是一种耻辱，是不得已的选择。那些富商，为了能够让自己显得有点社会地位，都会用许多你无法想象的办法，去与士大夫阶层产生关联。
可是为什么要抑商？
在商鞅看来，那些有钱人，是国家控制中比较难的。他们就是那些“虱子”，是容易不听话的。因为，他们有钱，你的小恩小惠根本打动不了他们。他们不像普通老百姓，因为贫穷，就容易为利所动。而有些人富可敌国了，那就是更大的危险。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历史上但凡大富之人，结局都不太好的根性所在了。
还有一层，商人多流动，见多识广，消息灵通，更容易看明白一些事情。
所以，抑商，本质还是控制老百姓的收入，控制他们的智力资源。
第三条：严刑酷法
商鞅可以算得是酷吏吧，或者是酷吏的始作俑者。
为什么要这么多惩罚人的玩意儿？目的就是恐吓老百姓，那些法令不执行的，就会以这套刑法来驯化你。后来汉独尊儒术，重启仁义礼教，是吸取了秦的严刑酷法的教训。
商鞅变法在刑法上，就有强制百姓互相告密，有“奸”不告者腰斩；百姓只许务农，从事其他职业者，以及懒惰而致贫困者，全家没收为奴；改革户籍制度 实行什伍连坐法；……
每一条，读起来都是毛骨悚然，“腰斩”、“连坐”、“告密”等等，可以看到人心惶惶，看到酷法惊悚，这样的法令面前，老百姓无不噤声，无不胆寒。
可是商鞅说，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会强盛。这种强盛的背后，是机械存活的老百姓。
由是，商鞅其心可诛。
历史证明，商鞅的法令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公元前338年， 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
有人说，商鞅死在了自己制定的法令之下。
实际上，是他的一套变革措施，因为有国家机器的支撑，以及法令本身强大的威慑力，老百姓不得不遵从。
与其说商鞅是国家机器的“打手”，不如说，这本身就是反人性，反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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