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高敏 编辑丨雪梨王
晚上11点左右，刘宇菲开始做睡前准备。她先是拉好窗帘，喝了杯热牛奶，洗漱、躺下，把手机调成静音，扔到一边，开始放空。
还是毫无困意。手机里的一方亮光显示，已经过了零点。她继续做其他努力——听歌或者有声书，但思维总是很活跃，跟着耳机里的情节跑。
熬到3点，她开始焦躁。先是没能睡着的挫败感，接着，生活中各种解决不了的事，心里过不去的坎，一股脑侵入大脑皮层——整个团队投入了两三年的项目说没就没了，自己二十七八岁却一事无成，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作品，感情也一败涂地。
一切关于睡眠的努力都是徒劳。
她就这么睁着眼睛，点灯熬油般躺在床上。凌晨四五点，窗外开始透出熹微的晨光，透过窗帘褶皱投影在墙上，她就望着渐亮的天光发呆。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也总在此时提醒她，“天又亮了”。到了这个时间，她总算把自己熬干，可以勉强睡着。但两三个小时后，就又会醒来。
刘宇菲失眠时记录下来的图片和文字。
中国睡眠研究会调查显示，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2%，这意味着，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在深夜辗转反侧，然后开始忧虑失眠本身，在试尽广为流传的各种办法后仍无法逃脱，进而演变成对自我的否定和厌弃。
挣扎过后，有人决定与失眠共处——起身，盘腿坐直，开始冥想，将各种不舒服的想法抽离出来。也有人走出家门，用长达一小时的长曝光，去拍一朵盛开的花；或是去健身房做一组引体向上，看着肌肉扩张、隆起，线条凸显，获得即时的满足感；再或者，索性出去跑网约车，一跑就是18个小时，直到平台提示疲劳驾驶，被强制收车，要求休息。
但或许就像李明所说，失眠后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停止对失眠采取任何行动。李明是豆瓣睡吧的创立者，被称为“失眠救世主”。这个成立于2010年的小组里，聚集着6万多失眠者。
“他妈的，天亮了”凌晨，刘宇菲先是听到开门声，4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开始搬家具，最后搬走的是一个长沙发——是4个人一起抬出去的。随后，一个男的又折回来进了卧室，走到她身后，一把尖刀朝她的胸口刺来。
刘宇菲猛地睁开眼，心“咚咚”跳个不停。她开始仔细回想门锁是不是被人动过，留心听家里的动静，感知到黑暗中一片安静，才慢慢确认只是做了个恐怖的梦。惊醒后，她便再也睡不着了——那是她失眠最严重的时候。在难得睡着的几个小时里，总有各种奇怪的梦境闯入。
梦境总是层层嵌套，有时候，是现实中认识的人和没发生过的事交织在一起；有时候，她在梦里彻夜狂奔，醒来后发现才睡了一两个小时。短暂的睡眠没带来休息，反而让她更累。
失眠缘于刘宇菲第一次对生活失去了掌控感的阶段。
2018年年底，她所在的项目被老板突然宣布解散，那时候，经过两年摸索，他们刚找到些门路，也谈了外部合作，仿佛一切正要开始走上正轨。解散的决定，使得大家一起努力构建起来的工作以及密友般的同事关系，被以一种刘宇菲很不认可的方式突然瓦解掉了。即将失业，再加上刚失恋，她的生活逐渐失控。
接近两个星期时间，她每天躺在床上，眼睛闭不上。熬到凌晨3点，她会极度焦躁——今天尝试睡一个好觉的努力又失败了，挫败感随之而来。
越是努力想把生活拉回正轨，反而越崩溃。她给自己定过计划——早上七八点起床，吃早饭，再出门买个菜，做顿饭；下午出门见朋友，或者逛公园。然而凌晨两三点发现自己还没睡着，就意味着，第二天的所有计划都会泡汤，她尝试将自己拉回正轨的努力又白费了。
当习以为常的睡眠猝不及防地丢失，谁都无法与这种突然发生的失控做对抗。
2021年4月以前，睡眠对殷维来说从来不是个事儿，他向来倒头就能睡着。小时候，有一次东海地震，上海有震感，奶奶摇醒他说感觉在晃。他劝老人别慌，说完全没有感觉，继续睡吧。第二天才发现，当晚楼里所有人都裹着被子下了楼，除了他和奶奶。
他有严重的过敏。2021年春天，恶化到过敏性哮喘，到处求医问药也无法控制。那之后，他的精神开始出现巨大波动，像条M型曲线——要么觉得自己创造力旺盛、自信心爆棚；要么晚上睡不着，早晨醒来会莫名开始哭，丧失社交能力。
他习惯夜里12点左右睡，按照标准程序，躺下，过一会儿，发现自己居然还醒着。接下来，他的注意力都放在睡不着这件事上，想自己为什么失眠，但根本没有答案。他只能试着让自己放松，等着等着，“他妈的，天亮了。”
突然的失眠过后，他每天都恐惧夜晚的到来，“天黑了，要睡觉了，睡不着怎么办？”
一千个失眠的理由一千个人，有一千种失眠的理由。
在短视频平台，湖南小哥翔子发了条动态，“男人过了三十，心态就变了，压力越来越大，经常失眠，担心父母健康，怕赚不到钱，怕自己身体垮掉。”那是2020年3月，他刚好30岁，家人每天都在催婚，可他连女朋友都没有，又刚辞掉了厨师的工作。
失眠随之开始。辞职后，翔子不用再早起上班，作息变得混乱。睡不着，他索性出去跑网约车，一跑就是两年。有时候，他从下午开始跑车，加个通宵，连续工作超过18个小时，平台提示疲劳驾驶。他被强制收车，要求休息。按照平台规则，出车24小时内需要休息至少6小时。
跑车特别累的时候，他能睡个好觉。但这种时候，往往早上就醒不来。起得晚了，出门也晚，第二天又是个晚睡循环。
失眠大多和人生某些阶段的失意有关。26岁的李帅有过几次失眠经历——被初恋女友甩了，他失眠了一个月，后来第二次、第三次被女孩甩，失眠的时间渐渐缩短，“慢慢就淡了”。2022年这一次严重得多，他干旅游行业，公司三个月没开工，他就三个月没怎么睡着。以前不上班的时候，都是他主动离职，从来没试过自己还在职，公司先关门了。
有时候，是身体最先发出失眠信号。从上海搬到丽江工作、居住了三年后，曹蕴感觉每天的气血和能量都在迅速消耗，她患上了慢性心肌炎。即使晚上平躺在床上，心脏一分钟也能蹦100多下。她睡不着了。
曹蕴在某文旅集团做副总，集团的酒店位于滇藏线上，常与一些商学院合作，为企业家们做文化类培训。上课时，她常常提问是否有人睡不好，每次都有60%以上的企业家举手。
凌晨4点左右，住在北京青年路附近的安妮总会没有缘由地醒来。她打开某内容社区APP，大数据会将一切她感兴趣的内容推到眼前，最新的剧透，篮球比赛动态，各种社会新闻——北京哪个小区又被封了、唐山打人事件中的受害者为何迟迟没有消息。
看到这些，安妮的心情急转直下，她翻看评论并查找最新消息，大脑在焦虑和愤怒中越发清醒。等到再睡着，往往是天亮了。她把自己的这种失眠称为“政治性抑郁引起的失眠”。
失眠有时是生活发生巨大转变后的明显表象。成立于2010年的豆瓣“睡吧-和失眠说再见”小组里，6万多名失眠者聚在这里，彼此分享、求助。
组长李明发现，发求助帖的人，10个里有3个是产后妈妈。生完孩子后，女性的生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开始坐月子，家务和照顾孩子的事由老人包办，她唯一要做的是“当好一头奶牛”。家里人多起来后，矛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加上产后身体和精神状态需要恢复，失眠变得特别常见。
关于失眠群体，李明无法给出准确数字。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女性占比更多——睡吧中男女比例是1:2。在他看来，女性由于在社会中身处弱势，总体生活状态不如男性。女性要怀孕做母亲，势必会影响事业和社会支持，再加上她们更敏感，一旦失眠，会更焦虑更关注睡眠，也会因为焦虑产生更多行动。这样一来，睡眠反而会更糟糕。
“你很难碰到另一个孤独的人”刚失眠时，有朋友介绍刘宇菲去新开的社区酒馆做轮值店长，“你反正也睡不着，在家也没事干，不如把自己推到有人交流的环境里去。”刘宇菲答应了。刚开始，一切还都很新鲜，她学着杯子倾斜45度打啤酒，留出两指宽的泡沫，送到客人面前。一个在机场修飞机的大哥，偶尔会在凌晨一个人跑来，开一罐单价150元的进口啤酒。
有时刘宇菲也喝点儿。她酒精过敏，喝两口就满脸通红。但酒精多少能起到点助眠作用，回家后，入睡也能比平时快点。她不是特别爱社交的人，随着新鲜感逐渐丧失，她也就没再去酒馆帮忙。
在北京某媒体实习的丁可，则总是逼迫自己在夜晚弥补罪恶感。2020年后半年，是他失眠最严重的时期。当时，他在国外准备硕士升学考试，独自租住在市中心的一间储藏室里，那里长2米，宽1.5米，只塞得下一张床，他每天得从行李箱里取出生活用品。
他总是彻夜清醒，上午10点睡着，下午三四点醒来。醒来后，开始思考今天能去哪里，做些什么。两三个小时过去，天黑了，他带着书和相机出门，吃当天的“早饭”，开始自己的“一天”——他会带着书去咖啡馆，读想要跨考的社会学专业书；或者准备申请材料。但新冠流行期间，本来会营业到夜里12点的咖啡店，最晚的一家，也只开到十点半。
为了延长在外面的时间，他开始拿着书去坐电车绕圈，在车上看书反而能投入更多。
丁可会坐夜班公交，看书、拍照。图片：丁可
末班车停靠在他住所附近的时间是凌晨1:03。丁可下车，沿路买份夜宵，走回住处。他最清醒的时刻到来了，他应该继续看书、学习，为升学做准备。但他很清楚，自己在家里干不了任何正事。凌晨1点到天亮睡觉前，他只记得自己坐在房间里，记忆一片混沌。
只有一个画面是清晰的——他每次看到手机时间显示3点50多，就会非常沮丧。因为这意味着，再过十分钟，他就要迎接一个让人绝望的天亮了。
接近凌晨4点时，翔子在怀化一家高级酒店旁发了条动态，说自己已经在“搬砖”了。彼时街道上几乎没有车辆，只偶尔飞驰过一辆电动车。
在他的印象中，没人会在怀化这样的四线城市深夜加班。夜间的单子多往返于KTV、酒店、酒吧等场所。2012年后，城市开发起来了，每个片区都有三四家这样的娱乐场所。凌晨出动的乘客多是打扮入时的男女。
酒精总带来冲突和麻烦，翔子最怕遇到烂醉的人。有一天，他接了三个姑娘，下车时，一个人没站稳，撞歪了右前门的轮胎防护板，铁皮翘起来，车门都打不开了。他下车去理论，对方不承认，扯皮了个把小时，对方报了警。经过警察协商，对方赔了350元了事。
翔子心里不爽，第二天躺了一天没出车。还有一次，他开车回家后，按照惯例检查车后座，才发现门上有呕吐物，原来是坐在后座的醉酒女士吐了。从此，他会刻意避免拉醉酒的客人。如果对方说话不清不楚，走路摇晃得厉害，他就摆摆手，让对方取消订单。
对于失眠者来说，失去睡眠的夜晚，不愿意与他人产生实质的交流。
即使是每天夜里接送无数乘客的翔子，也只在乘客主动搭话时才开口。对方最多问一句，怎么这么晚出来跑车，“因为睡不着。”他回答。他觉得夜间跑车唯一的安慰是，“在路上，偶尔会忘记自己的年龄，忘记昨天的烦恼。”
整个北京熟睡的时候，殷维总会出门吃一餐夜宵。夏天时，他喜欢踩单车去新源里一家日料店吃烤串，每次去都固定坐同一个座位。后来，凌晨的店里出现一个日本老头，也坐在固定的位置，点烧酒和炸鸡。
凌晨北京街头的人呢。图片：丁可
殷维靠着翻译软件，跟老头认识了。老头来自北海道，叫小野寺，70多岁，儿子在东京。他会聊起家人，以及在北海道的事情。后来，俩人会点不同的食物，交换着吃，老人用翻译软件打字，他负责当听众。
遇到老人后，殷维会比平时早一点出门。半夜12点过去，呆到老头凌晨2点离开，他再从新源里慢慢溜达回家。一个月多月后，老人消失了，存在店里的酒都没喝完。殷维猜想他应该是回家了。那之后，他也再没去过那家日料店。“老头不止是个伴儿，有他在，我就觉得晚上还有个寄托，”殷维很崩溃，“你很难碰到另一个孤独的人。”
零点后的欲望日本老人消失后，殷维独自做那个在夜间孤独的人。晚上孩子睡了，他一拍大腿：干脆出门溜达去。结果越溜达越开心，在夜晚，他看到了许多白天发现不了的事情。
凌晨的街头。图片：丁可
一次，他蹲在工体附近一个地铁工地旁边，看抽水车抽水。他给自己定了个任务，水抽干就回去。没想到，等了三个小时，柴油机的油都抽没了，水还没抽干。他还把可乐带给工人们喝。他们抱着对彼此的好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工人们问他来干吗，他说睡不着。一个年轻工人说，“那挣钱有个球用啊”。“确实跟钱没关系。”殷维说。
以更隐秘方式存在的劳动者也会在凌晨出来。经过多天观察，殷维找到了三里屯的“流莺”（流动拉客的性工作者）。
她们隐藏在夜色和新的媒介之下。偶然一天，他在三里某高级酒店的大堂看到一个看似在等人的姑娘，不停刷着社交软件。殷维瞄了眼她的手机屏幕，上面出现这么一行字：“哥哥，要人陪吗？”
通过观察，他发现附近的性工作者并不会直接在街上招揽客人，而是在不同社交软件间切换，给无数人发出试探信息，寻觅客人，贩卖欲望。
为了确认自己的判断，他也下载了社交软件。发了一条定位高级酒店的动态，立刻收到不少招呼，“哥哥一个人吗？”“在干吗呀？”“哥哥住哪里？”接着，他就会被问需不需要人陪。
摸清门路后，殷维能很轻易辨认出这类女性。她们往往坐在酒店门口的公共座位，太古里的咖啡店或快餐店——这些都是离高级酒店近又不用花钱的位置，刷着各种社交软件。
他也去蹦迪，卡座形式的迪厅没意思，他开始去gay吧。舞池里卖力扭动的肉体、往表演者内裤里塞钱的举动，以及扫码付钱后可以把想说的话打上去的公屏，在他看来，都是奇观。现场永远很嗨，他就是单纯地蹦，然后出汗，“那里才是原教旨主义的快乐”。
有时候为了让自己睡眠好点儿，殷维会去喝一杯。他在附近的酒吧存了瓶酒，自己酒精过敏，喝一杯后，走到家就开始晕，正好借着酒劲睡过去。
殷维在三里屯游荡的几个小时，海南人李帅在24小时健身房里练了组器械。他每天练40分钟，胸、背、手臂、大腿轮着来。他身材健硕，但还是不自信。
回家洗漱好躺下时，已经两三点了。李帅开始刷手机，短视频平台推来一条“如何开网店赚钱”的视频。他想，这APP还真是自己肚子里的蛔虫，他正翻来覆去地想着，怎么才能搞点钱。
李帅加上评论区的联系方式，交了680块学费。自己的网店搭起来后，对方继续张口要钱，他不愿意继续投入，被删了。他又想学跨境电商，但要先交8000多元，他担心再次上当，就作罢。有时，他开始寻思，是不是可以带别人去健身，收点课时费。
总之，夜里所有乱飞的思绪都是关于钱。为了睡觉，他读了纸质版的《活着》，却觉得书里的福贵比自己幸福多了——至少出身于有钱的地主家，虽然最后一无所有，但妻子仍然不离不弃。这个时候，他就总想，“是这个社会想让我失眠”。
和自己对话失眠后，刘宇菲情绪很不稳定。她总觉得自己委屈，有时会坐在家里突然大哭。有时候睡不着，就睁眼躺着，不玩手机也不追剧，躺到下午一两点，才起来洗漱。没精神，也没力气。
她也不愿意社交。只要听到微信提示音，她就会一激灵，索性将手机调成静音，或者直接关机。别人发来的信息，除非是十万火急，她都只看一眼，但没力气回，也不想回，希望最好谁都别来找自己。睡不好，她没有能量去应付各种人和事，只想自己呆着。
她很不喜欢自己的状态，又没办法控制。这种做不了自己主的感觉，会让她感到更糟糕。
后来，刘宇菲去寻求医生帮助。医生让她做了各种量表，还用仪器看了大脑的热成像，结论是中度抑郁。于是她开始吃药——早上吃抗抑郁的药，让自己兴奋起来；晚上吃助眠的药，让自己安定下来。每次吞下药，她都觉得脑袋一片空白，没法思考，也便能睡过去了。
睡不了觉的时候，曹蕴会坐起来冥想。她盘腿坐在床上，脊柱挺直的同时，放松身体，任各种想法和情绪来回飘浮，让身心得到休息。她练习冥想20年了，这已经成为本能。
在他们的理论里，冥想可以让人从痛苦和折磨中抽离，同时也是一种低耗能的休息，即使睡不着，也能让自己得到休息。就像一台关掉了后台运行程序的电脑，消耗很小，也能让机器得到休息。她将自己的方法教给失眠的企业家们，得到了许多正面反馈。
独自在深夜清醒，失眠也变成了一个人与自己独处的空间和时间。
回国后，丁可会去坐夜班公交。在那里，别人看不到他的情绪，也不需要互动，是他可以独处的安全空间。在车上看书之余，他也拍车上人的状态。北京夜班车首班是23:20，刚开始的几班几乎都能坐满。坐得多了，丁可发现，夜班公交上的人群其实挺单一，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代驾——他们或靠着车窗休息，或在车上打电话，大声而热情地说：“你好，我是XX代驾。”
他一般会晃到两三点再回家。如果回家比较早——在半夜12点之前，就会看两部电影再睡。他习惯在凌晨看电影，在国外时，他常去通宵电影院呆一整个夜晚。
他还会特地坐火车去拍照，就为了拍硬座车厢夜间的人。同一时间段坐同一趟列车，他很好奇与自己挤在同一空间的其他人是什么状态。通往山区的铁路上，他总能看到大大方方在车厢里哺乳的妇女，没有任何遮挡；还有没座位的人，睡得到处都是。有一次，他在车厢里险些被绊倒，低头一看，有人睡在硬座座位下，只露出了双腿，伸到过道中。
睡在硬座车厢过道的人。图片：丁可
最近，殷维也开始搞创作了。他用胶卷相机，在没有灯光的地方，用非常小的光圈或者非常小的快门，用一小时的长曝光，去拍盛开的花。对他来说，拍下的不是一瞬间的场景，而是自己在北京失眠的一个小时。
和解李明每天都会回复睡吧里的帖子，条分缕析列出1、2、3，为失眠者解困。
他是从高中起开始反复失眠的，少则一周，多则一年。为了彻底搞明白失眠这件事，他从国外购买与失眠有关的书籍，在网上下载大量论文和资料。发现国内有关失眠的科学治疗方法很少，便在2010年建立了睡吧，以及一个相关联的网站，介绍与失眠有关的基本知识，翻译一些国外的文章，希望帮助跟自己一样失眠的人群。
基于失眠者之间的不断讨论和反馈，李明发现，失眠很好解释——根本原因存在于一个人清醒时的生活。提高白天的生活质量，停止对失眠采取一切行动——做好这两件事，或许就能与失眠和解，甚至走出失眠。
殷维正在尝试和失眠和解。某一天，一个朋友说自己也失眠，殷维喊他出来。带上酒和雪茄，俩人穿着西服，盛装出现在太古里外的木头椅子上，坐了一晚上。
他们都在维也纳呆过，就干脆在这一晚一起神游维也纳——幻想着要去吃哪条街的哪间店，再开始聊聊茨威格。两人不并排坐，总是一个坐着，另一个站着，面对面聊。他对这一晚记忆犹深，他享受这样的时光。
空无一人的路。图片：丁可
差不多凌晨4点，工体北路上的车流开始多起来，有人开始为工作忙碌。殷维一般会在这时回家。凌晨1点到4点是街上人最少的时候，夜游时，他能感到一种平静带来的peace，以及关于生活更多可能性的幻想——这都是他白天失去的东西。
夜里有事做后，殷维不再强求睡着，只要能有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瞬间，就能开心起来。
对刘宇菲来说，助眠药是有效的，吃了就能睡。但吃药一个月后，她变得更加沮丧，觉得自己完全依靠化学制剂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作息。失眠带来的这一系列影响——生活不规律，身体差劲，都不及对自己的低评价痛苦。她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废物。
吃药四五个月后，刘宇菲去江南玩了一趟。她先去苏州，离开时，随机购买去周边地方的火车票。在每个城市里，她几乎不用交通工具，只是走路，每天至少走2万多步，白天消耗了大量体力，晚上反而能睡着了。这么过了十多天后，她把药停了。
她喜欢上了走路，走路能让她内心平静，也是唯一有效安抚自己的方法。她住在地坛附近，每天下午4点多，阳光最好的时候，她戴上耳机，边听歌，边走出家门，路过下棋的老人，买菜回家的上班族，以及在公园外抖空竹、放风筝的人群，她找到了久违的平静。
她也开始愿意约朋友喝咖啡，吃饭，一起玩，现实生活中的状态有所改善，她的情绪逐渐稳定起来，甚至开始接受自己的失眠——“晚睡就晚睡吧，反正我不用早起上班”。
入睡前，她会拿出手机，看剧、读小说，直到眼睛睁不开，也就睡着了。即使每次躺下到睡着至少需要两个小时，但她每天至少可以睡那么几个小时了。
再后来，有一次，失眠到凌晨四五点还醒着，刘宇菲打开手机，查下当天日出时间和景山公园开门时间，出门打了个车，穿过十来个遛早的大爷大妈，爬上景山最高处的亭子，看了一次日出，晒了会儿太阳。最后在回家的路上，吃了份早餐。
虽然没睡着，但她过了个正常的早晨，干了一件没干过的事，在人生list上打了一个钩。
（文中刘宇菲、殷维、李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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