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宣布，华盛顿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原因是数千名移民从亚利桑那州、得克萨斯州涌向华盛顿。两州州长均为共和党人，高调反对拜登政府移民政策，州长办公室共派出200多辆巴士，将移民送往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地举行抗议。
尽管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回顾过去总是能够总结经验，经验和逻辑是人类智慧的两个源头。 我们回顾过去也许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测将来。当年为什么罗马帝国要优待城市居民呢？我们把历史先前推送两千年的古罗马帝国，会发现这是一个由大地产者、包税人集团和高利贷者统治的政权，他们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里都可以看到这些人和他们手下的奴隶代理人敲骨吸髓的行径。不过在帝国的中心，罗马人生活时幸福的，他们住在政府和富人提供的廉租房里，贫困人口每天在广场上可以领取免费派发的面包，在节日里剧院和角斗场里可以免费观看表演，公共浴池和健身房也是享受补贴亏本运营，可以让贫穷的罗马公民也可以享受这些豪华的设施。此外，罗马城还不断大兴土木，建造一个又一个的公共工程，除了要显示帝国的辉煌和财力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给罗马城的居民提供工作机会。提供这些东西的人首先是帝国的元首，他可以动用政府的资金，也可以用自己的私产收益（当时最富庶的埃及是元首的私产），然后还有为数众多的富人们，他们在节日里花钱雇佣演员和角斗士为穷人表演，捐建大型公共设施。罗马城的官员们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官员群体，他们的薪水很少，却工作的兢兢业业，而且经常要用私房钱补贴自己的工作，当然他们都出身于富人阶层。是罗马的富人们太善良吗？不过同样一群人如果外放到行省做总督就是另一张嘴脸，他们会想尽办法捞钱。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种差异，是因为民族感情吗？这个帝国是历代罗马人用铁和血征服的，有幸摘取到胜利果实的少数人，在道德和感情的层面有义务去照顾没有他们那么幸运的同胞们。那么后来类似的政策和补贴在帝国的范围却在不断扩大，那不勒斯被列入了名单我们可以立即为他们是罗马人最早的盟友，曾经在布匿战争中帮助罗马人打败了可怕的汉尼拔，拉文那被列入名单是因为它是罗马元首日常办公所在地，帝国的实际行政管理中心。不过亚历山大、安条克等东方城市被列入小麦补贴的名单就没法用情感来解释了，唯一的可信的说法就是，这些城市人口太多了，一旦反生暴动就会危及帝国的安全，这是花钱买稳定的措施之一。实际上整个罗马帝国里，城市居民享受的待遇都好于农村居民，不仅有地方政府提供的各项补贴，而且当地富人也会效仿罗马城的富人在节日里提供娱乐经费或者捐修公共设施来促进就业。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一万人分部在50个村子里，加入他们对统治阶级不满，采取暴动，那么每个村子只有200人，帝国只要排除一个连的士兵就可以轻松的镇压，最坏的局面，临近的三五个村子一起暴动，那么也仅仅需要一个营的士兵，但是如果是一万人全部聚集在城市里，就有可能发生同时暴动的危险，那么就需要出动整个军团了（十个营）。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被统治阶级的分部越分散，互相联系越少，那么统治成本就越低。相反分部越密集，互相联系越多，那么统治成本就越高，为了降低统治成本，那么统治阶级必须让这被统治阶级感到一定程度上的满意。历史上数量更少的统治阶层为什么可以统治数量众多的被统治阶层，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统治阶层更有组织，而被统治阶层是一盘散沙。就像在中世纪，贵族们成年之后都要四处游历，结交其他贵族，而其他贵族在自己的城堡里也有义务款待众多的访客，这些游历和款待宾客的行为让很多小贵族们不堪重负，但是这些行为也正是贵族们可以统治下去的关键，因为他们因为这些活动而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系，一旦某个贵族的领地发生了农民暴动，那么其他贵族带着军队就会赶来支持他们，而大部分农民们一生都没有走出自己的村庄，他们之间互相的联系很少，组织也仅仅限于同一个村庄之内。贵族们拥有铠甲、战马，并受过武器训练，这些固然是取胜的因素，但是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农民们可以用人数和地形取胜，最关键是贵族们是有组织的，而农民们是无组织，那么发生的反抗总是零星的，有组织的一方可以轻松的分时段制服他们。但是一些个别因素，会导致农民们被聚集起来，比如元代末年宰相脱脱决心治理黄河水患，当时大臣们就警告他这样会把几十万农民聚集在一起，结果会很危险，但是少年得志的脱脱听不进去，结果果然这个工程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此外大规模的天灾会让农民背井离乡，形成流民，而流民们一旦聚集在一起，那么很快就会变得更有组织起来。在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前，作为被统治阶级中的主体的农民们的组织是非常有限的。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而城市化让更多的被统治阶级居住在一起，同时工业化也导致科技进步，交通的便利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也让被统治阶级更有条件进行自我组织，即便是不居住在城市里的分散的被统治阶级也远远比过去更有组织能力，就像在当年苏联援助给中国闹革命的装备里第一位的不是武器弹药，而是通信电台一样，只有拥有这些电台，那么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才能够得以付出实践。在19世纪前半期，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对铁路的发明都感到无限的欣慰，因为这项发明不仅可以提升经济，而且让他们一劳永逸的摆脱了城市居民暴动造成的风险——这种风险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就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盘旋在各国统治阶层的头上。有了铁路，一个团的士兵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从一个城市部署到另外一个城市，而在过去徒步行军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并且因为疾病、受伤、开小差等原因，这种行军都会导致至少十分之一的减员。然做出这样的预测的前提是，铁路只允许货运和社会上层人士、军队使用。这样我们假设一下，为什么不能让铁路只进行货运和让社会上层人士旅行使用？那么答案很显然，这样会增加成本。一种投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如果用户越少，运营效率越低，那么它们均摊的成本就越高。同时，如果成本足够低，那么让平民阶层使用铁路也是会促进经济发展的。比如在19世纪后期工人们在郊区和城市间乘坐铁路上下班，企业的下级办事员们乘坐铁路进行出差，这些都活跃了经济，让信息和人员以更快捷的方式流动，而这些经济发展的成果又会更多的回馈占据更好社会地位的人群中。如果拒绝让下层人使用铁路，那么铁路的运营成本就会增加，然后增加的成本就必须分摊到货物运输上，而人员和信息流动的下降也会同时阻碍经济，那么最后经济就会衰退，股市就会崩盘，昨天还是亿万富翁的人今天就可能跳楼自杀，这样的后果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所不能接受的，所以铁路必须运行下层人使用。但是一旦下层人开始使用了铁路，他们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组织，那么就会要求在经济果实中分得更大的份额，这样的局面是统治阶级不愿意看到的。当时同时从另一方面说，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现有消费后有生产，如果下层人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果实，那么早晚他们会把它投入消费中，而消费又会拉动经济，经济增长又会让资产阶级赚钱更容易，那么这种局面又是让他们乐于见到的。但是无论他们是否喜欢，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无法逆转，这就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当年对于铁路如此，后来对于电报电话，对于汽车工业和因特网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发展，要想统治就需要更高的技巧，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无法逆转这个趋势，除非他们可以建立不依赖这套体系的新的财富来源方式。从火车、汽船、电报、电话和因特网的不断演化，以及全球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这个事实，让统治阶级要想继续统治就必须更有技巧并且让渡更多的利益，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如此，因为他们的城市化率更高，而且交通和通信更便捷。所以以为作风够凶狠，就可以很轻松的统治，只能发生在非洲的落后国家。这个世界由旧的资产阶级政治走向全新的富豪政治，这个趋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逆转，那么这样一种全新的政权将会对占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没人可以窥视未来，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加以推演。让子弹飞一会，我觉得吃瓜群众有热闹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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