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迪顿也是一个乐观的人，他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他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充满信心。或许，正是因为时刻生活“在理论和现实之间”，迪顿才成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怀疑主义者”。
贾拥民 / 文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微观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S. Deaton），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迪顿拥有美英双重国籍，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德怀特·艾森豪维尔国际事务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和经济学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他是亚当·斯密的“老乡”，1945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然后在剑桥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迪顿早年曾先后就职于英国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大学，后来于1983年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至今。迪顿担任过许多其他重要职务，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等等。他是1978年首届经济计量学会“弗里希奖”得主；他还因为在消费和储蓄理论以及经济福利度量等方面的贡献，获得了2011年BBVA基金会的“经济、金融和管理知识先锋”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是迪顿“在消费、贫困和福利等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迪顿的工作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与消费有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的认识，他在具体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总体的经济结果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对经济理论和现实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已经促使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出现了深刻的转变。
【从消费者理论到微观发展经济学】
迪顿在计量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才华，他与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并称“普林斯顿计量双塔”，在计量经济学界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迪顿原本是一位数学家，后来因为对人类经济行为非常感兴趣，才决定进入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学习经济学。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称“国民收入核算之父”的约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创建的（还得到了凯恩斯的帮助）。斯通是迪顿的导师，对迪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初迪顿主要关注消费者行为，分析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消费以及储蓄等，他的博士论文的标题是《消费者需求模型及其在英国的应用》。1980年，他和约翰·米尔鲍尔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一书出版，立即成了经典著作，它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理论及结果进行了全面总结，阐明了消费者理论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随后，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一文。2011年该文入选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根据斯通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鹿特丹支出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函数逼近方法，提出了一个“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这个系统后来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用于解释政府购买的消费效应、各种政策的影响等等。目前，该系统已经成了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标准。
此后，在对收入和消费进行研究时，迪顿发现了“迪顿悖论”。宏观经济学传统的永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的波动要比收入的波动更为平滑，其解释是，消费是由其永久收入决定的，由于永久收入的波动比当期收入小，所以消费的波动要小于收入波动（即更加平滑）。但是，许多学者在对收入的长期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后发现，收入通常是一个“一阶自回归过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今年的收入增长较快，那么一般来说明年的收入也会增长较快。对此，迪顿追问道：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因为永久收入是所有各期收入的均值，它的波动就会大于当期收入的波动，然而这样一来，如果消费真的由持久收入决定，那么从理论上讲消费的波动就应该大于收入的波动了。这个发现被称为“迪顿悖论”。迪顿在1987年发表的《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理论与证据一致吗？》一文中，确实发现持久收入比当前收入更不平滑。1989年，迪顿和坎贝尔在《为什么消费如此平滑？》一文中，从美国季度消费数据中也发现了消费的“过度平滑性”。迪顿指出，要化解这个悖论，就需要研究个体的收入和消费，用个人层面的数据，来研究宏观的消费行为，而个体的收入和消费却与平均收入和消费完全不同。
自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学上的研究一直仅依靠总量数据；而今天，经济学家则通常从个体开始，先加总所有个体数据，再推断整个经济的特征。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数据的可得性，为此，迪顿设计了用多期的跨部门数据来构造面板数据的方法。利用这种“虚构面板”能节省大量调查成本，被世界银行等机构和研究者广泛采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迪顿逐渐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微观发展经济学上。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的成员，这个项目使得普林斯顿成为全世界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基地之一。在世界银行工作时，迪顿主持了生活标准测度调查问卷的设计，然后取得了很多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迪顿完成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在以往，发展经济学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国民账户总量数据进行的分析。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实证研究领域，其基础变成了来自单个家庭的详细数据。迪顿是这个伟大转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一个例子是，长期以来，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低收入导致低卡路里摄入，而营养不良的人当然不可能尽展才智去发家致富，从而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样一来，向穷国提供国际援助时就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援助着眼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增加仍然不能导致卡路里摄入量明显增加，那么就应该直接援助粮食。迪顿关于收入和卡路里摄入量关系的研究表明，收入增加确实会导致更多热量被消耗；但是另一方面，营养不良导致贫穷这个假设并没有可靠的证据的支持；换句话说，营养不良主要是低收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另一个例子是迪顿关于家庭内部性别歧视的研究。有很多迹象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男女比例失调。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女儿获得的资源比儿子少。但是这个假说很难检验。（研究者或许可以住进观察对象的家中，观察他们的消费选择，但是被观察到也可能改变行为。）为了克服这个难题，迪顿巧妙地利用家庭调查得到的消费数据来间接估算女儿是否只能得到更少的资源：当家里有了儿童时，成人的消费用品（如成人的衣服、烟草或酒精）是否减少。当儿童是个男孩而不是女孩时，如果成人的消费减少，则说明男孩被赋予了更多的资源。
在1997年出版的《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一书中，迪顿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表的设计、经济计量分析工具的选择，还讨论了相应的政策问题。迪顿强调，家庭调查是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关键数据源。
【对贫困、不平等和幸福感的研究】
迪顿非常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几十年来，迪顿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强调，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消费数据常比收入数据更加可靠。他给出了很好的范例，应该如何利用消费数据来衡量贫困、理解其决定因素。例如，贫困是在个人层面上定义的，而消费数据通常是在家庭层面上收集的，比较常见的处理方法是按照人均家庭总支出来衡量个人贫困程度，即假设儿童的消费与成年人相同。但是迪顿认为这种估计并不合理：儿童的消费支出通常仅为成年人的30%—40%，因此有儿童的家庭的人均贫困程度被夸大了。迪顿警告，使用国民账户数据往往会得到与使用家庭调查数据相反的结果。他还警告，对贫困水平进行跨国、跨地区比较时要特别谨慎。
迪顿特别对印度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有人认为，在这个时期，印度“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也有人认为，印度仍然处于“普遍贫穷”中。迪顿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贫困如何度量。他根据印度全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修订了贫困发生率以及其他贫困标准，修订后的结果与人均支出、各州产出和实际农业工资的趋势一致。他和合作者通过对印度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全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不平等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印度各邦内部特别是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恶化了。总之，尽管从贫困发生率减少这个角度看，印度确实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无论是“空前提高”，还是“普遍贫穷”，都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2005年，迪顿和瓦莱丽·科泽尔在《印度贫困大辩论》一书中，解释了政治因素和统计因素在这场关于印度贫困的大辩论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并讨论了有效的问卷设计、报告期、无回应调查、调查数据的完善、贫困线的设定等相关问题。
近些年来，迪顿也非常关注人们的幸福感和不平等问题。2001年，他出版了《健康、不平等与经济发展》；2013年，他又出版了《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尤其是后者，成了一本畅销书。在这本书中，迪顿主张从更多的维度来刻画人们的福祉，例如健康、自由、幸福感，等等；同时，在讨论不平等问题时，也要关注这些指标的不平等，而不能只考虑金钱。另外，迪顿还与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合写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评价但没有改善情感福祉》一文，系统地阐述了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钱多可以带来较满意的生活，但是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不过钱少一定是与情感痛苦有关。迪顿建议，在对各国福祉进行比较时，直接询问人们的自身情况或许比用货币指标衡量更加真实可靠。
对于不平等问题，迪顿认为，适度不平等的存在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当人们看到自己的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往往会激发出奋斗的动力，从而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境况。因此，不平等的存在可能会增加社会活力；不过前提是整个社会环境能给予人们向上流动的空间，而这就要求具有良好的政治环境，要排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往往是发展的结果。”
【在理论和现实之间】
称迪顿为微观经济学家当然没有错，但是更准确的称呼或许是“微观计量经济学家”。好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必定是理论模型与优美的统计计量（检验）方法和新颖可靠的数据的结合。迪顿的研究正是如此，它们构成了理论和数据之间的完美的桥梁。从分析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到探究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再到将微观计量方法扩展到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的收入水平、幸福感、贫困和不平等的研究，并利用新型的家庭调查数据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迪顿自始至终一直在致力于协调理论与现实、模型与数据。
有人称，迪顿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在做出任何一个结论之前，他总是要求看到更多的数据。他认为，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把世界化约为简单的理论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在别人眼中的“因”和“果”之间，迪顿经常会看到无数个“第三因素”（例如，他说，并没有“你更健康，所以更富有；你更富有，所以更健康”这种“规律”，中间可能发生很多事情）。
事实上，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迪顿也确实经常扮演置疑者的角色：从对“理性预期假说”的挑战、到对以总量分析为特色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扬弃，从对外国援助的批判，再到对用“随机对照实验”方法去评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干预的有效性的做法的否定，都是如此。
当然，迪顿也是一个乐观的人，他对自己的研究充满信心，他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充满信心。或许，正是因为时刻生活“在理论和现实之间”，迪顿才成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怀疑主义者”。他的实证结论和在经济发展、不平等、贫困等问题上的政策主张，全都是建立在对扎实的微观数据的计量分析的基础上的，所以他经常能够看到“众多指标显示趋势向好，但是需要做的事情仍然非常多。”
多年以前，迪顿就被一些评论者称为所属领域“唯一既具有权威性、又没有意识形态偏向的经济学家”。他证明，有智慧地利用调查数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攸关人类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并促进公共理性的生长。迪顿非常坚决地认为，公共政策应该是民主实践的结果，而不能让某些专家随意决定，也不能单纯根据“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决定；政府尤其不应试图将经济政策与公共辩论隔离开来。相信微观主体，怀疑专家和政府，迪顿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如此。
作者为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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