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Utopia)——一个不存在的“美好”地方,最早出现于柏拉图《理想国》一书,在这个理想世界里人类有所归属的群体和阵营,试图解决人类目前遇到的复杂问题。反乌托邦(Dystopia)显然解释起来要复杂许多,它反对的并非“美好”,而是反对“统一标准的幸福”。

记者/卡生

反乌托邦剧情(反乌托邦之爱)(1)

电影《龙虾》剧照(2015)

被计算出来的幸福

反乌托邦作品在科幻类型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它代表了高度文明下人类的自由意志和怀疑精神。第一部称得上反乌托邦的开山之作是俄国作家尤金·扎米亚京(Eugene Zamiakin)的《我们》,在未来模拟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个体化被消解,人类成为了没有任何负面情绪的“完美”的人。相比之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和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它们搭建了一个未来世界整体划一的基础模型,在尤金·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文学中又朝前走了一步。

《我们》里描述了这样一个社会——人类进入到26世纪,大一统的世界里,社会科技高度发达,人类进入到无比精确的数字时代。居民们以数字代号作为名字,每个人都生存在透明的玻璃盒子里不再有隐私,人们的情绪稳定、积极、健康,犯罪率降至最低,任何的秘密无处遁巡。与我们生活中充满的谎言、仇恨、嫉妒、抑郁相比,这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世界,然而如果消灭了所有的不良情绪,人类的爱和性如何存在呢?

《我们》中颁布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性法》,也就是说“一个号码可以获得将任何别的号码作为性产品使用的许可证”。每个人到性部的实验室接受检查,他们会测试你血液里的性荷尔蒙比例,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周期制定一张性时间表,你可以提出申请,享受某个号码或某些号码的服务,国家会把“性权”变成一本粉红色的票据本分发到个人。毫无疑问,提供给“羡慕”和“嫉妒”滋生的条件将不复存在,性的需求转变成和睡觉、体力劳动、进食、消化无差别的功能。

反乌托邦剧情(反乌托邦之爱)(2)

电影《龙虾》剧照(2015)

主人公D-503号是一名联合国培养出来的数学家,并成为“积分号”飞船的建造者之一。这位处于社会顶端的知识分子,一开始,赞美着数字、逻辑以及空前的人类文明,直到他遇到I-303号(反对者)这位与众不同的女士,她带他进入“古人”的世界,并开启了他对世界理解的另一种感知。在这之前的D-503,声称古代的神话乐园里有两种选择——没有幸福的自由和没有自由的幸福,那些愚蠢的古人选择了自由,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渴望得到镣铐的束缚,这就是他们感到的对世界的厌恶,即所谓“世界之痛”的根源所在。

为了消除负面的情绪以及痛苦的本源,通过制度、监督以及完美的参数,《我们》世界里的人类放弃了自由,拥有想象力和爱恨意识被认为是一种“灵魂上的疾病”,必须通过切除手术,杜绝感情的泛滥和个人主义的滋生。《我们》里的造福者曾经宣布:“万一他们不了解我们为他们带来的是经过数学方法计算出的毫无瑕疵的幸福,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来强迫他们享此幸福。”

现实比小说精彩,离26世纪还有500年,如今我们所处的互联网时代,已经开始了“爱情数据化”的分析——爱情可以被数字化、数据化、数学化。如今,每个人的线上浏览记录都有可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专属“数据库”,通过对偏好的统计和分析,最终在线上约会平台推荐并预测约会双方的匹配度。就在2017年,一个大数据创业公司Gausscode宣称,通过数据模块化的分析,可以大幅度提高我们遇到伴侣的效率。

在极端秩序和文明之后,人们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从精神上消灭情感带给人的痛苦和牵制,给人类找到一种类似“永恒”的情感归属?在《我们》中没有答案,被模块化的幸福终究将回馈给人类的是什么?

有没有美丽新世界

《我们》中的爱情是一种科学的爱需定量分配,而在《美丽新世界》里呈现的另一种情爱模式似乎和现实的关联更为紧密,这部作品不仅预言了克隆人和试管婴儿的大量使用,还有“自由性爱”在经济更自由之后的爆发。

《美丽新世界》的书名出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剧中女主角米兰达自幼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孤岛上长大,当第一次看到一群衣饰华丽的人,她脱口称赞:美丽的新世界,有这样的人在里面!与强调极权化的《我们》和《一九八四》不同,前两者的爱情被寄予厚望,并拥有了革命的意义,用来瓦解专制大厦,而在阿道司·赫胥黎看来,爱情与性在专制化中同样被改变,在他的《美丽新世界》中,性爱不是解放的力量,而是自由的性爱能让人更温顺。

《美丽新世界》呈现这样的一个景象:“今天的世界是安定的。人们很快乐,他们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他们永远不会要他们得不到的。他们富有、安全,没有疾病,不惧怕死亡,他们幸运地对激情和老迈一无所知,他们没有父亲或母亲来找麻烦,也没有妻子、孩子或者情人带给自己强烈的感觉。”

有人提出将《美丽新世界》和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一起阅读,后者是前者的现实世界。在西方社会20世纪70年代性解放以来,呈现出了小说中“娱乐至死”的苗头,而当今社会越来越居高不下的离婚率,独身主义者的增多,性伴侣替代爱情的方式也在此预言之中。

有趣的是,在1946年阿道司·赫胥黎就这样预言未来的婚姻形态:“过不了多少年,结婚证书会像畜犬证书一样地发售,有效期12个月,没有法律条文禁止犬只互换或者豢养多一只,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减少,性自由势必补偿性地增加。性自由加上麻醉品、电影和收音机所支配的做白日梦的自由,统治者会更容易使他的臣民顺从于自己的奴隶命运。”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反乌托邦小说在当时确实像危言耸听,而如今看来似乎都已经渐渐浮上水面。仅仅就在《美丽新世界》出版15年后,阿道司·赫胥黎在再版的序言中提道:“15年前,我还把在小说中发生的一切归结为600年后,今天看起来,人们在寻欢作乐之中失去自我的状态可能要不了一个世纪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这样的忧心忡忡与尼尔·波兹曼在80年代所写的《娱乐至死》有异曲同工之妙——毁灭我们的不是那些我们所憎恶的,而是那些我们曾经热爱过的东西。

现实中的爱情阵营

好莱坞电影中出现的反乌托邦题材越来越受欢迎,IMDb网站上被标注的“反乌托邦”电影从1940到2014年,共有287部作品之多。为什么这个题材如此受欢迎?

反乌托邦作品有一个特点:支持者&反对者;大众意识&少数派异类——反乌托邦是上世纪“冷战”的隐喻,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情感阵营的寓言。

近年有一部电影《龙虾》,继承了反乌托邦的衣钵,把“单身阵营和已婚阵营”的母题推向了看似荒诞、戏谑的极端。

影片设定了一个“未来世界”,“单身”被认为人类异化的疾病,如果在为期45天的时间里无法与人配对成功结为伴侣,将会被带到动物转换室,变成一种自己选择的动物,然后释放到野外,任凭猎杀。

“如果没有找到伴侣,你将变成一种动物”,荒诞得让人毛骨悚然。电影里,主人公大卫看着酒店里一对对男女为了生存下去结为伴侣,似乎是为了避免成为一种动物而所做的最优选择,这和爱情毫无关联。这像极了现实中为结婚而结婚,为成全父母的期望而结婚的无奈选择。大多数看上去其乐融融的婚姻关系并不如我们看上去的坚不可摧,相反,它就像是一个脆弱的城堡。

《龙虾》里有一次对话。工作人员考问:如果你没有配对成功,你想成为什么动物?大卫说,我想成为一只龙虾。工作人员说,你选得很另类,大多数人选择成为一条狗——现代年轻人“单身狗”的自嘲不言而喻。

在统治者眼中,家庭是利于稳定的社会单元,单身则应该成为被高度文明猎杀的对象。这让我想起《欲望都市》第一季第三集里专门讨论的主题——“两个阵营的对峙”,剧中专栏作家凯莉在她写的两性专题里提出问题:“现代社会,已婚和单身之间正在上演一场秘密的‘冷战’吗?在已婚人士看来,单身女子可能和任何人发生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真的势不两立吗?”

凯莉和一对夫妻聚会,席间朋友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凯莉略尴尬地说,我发现我似乎不合适婚姻。对方露出一种同情、怜悯的眼神,似乎在说,任何被迫的孤独都是可悲的。凯莉的朋友米兰达境遇也不好,单身影响了她和上司的关系,因为单身她从未被邀请参加过成双成对的家宴,因为单身,她遭受上司妻子警惕的审视。剧中单身者的处境很像反乌托邦电影里的被驱逐者,因为他们并没有在规定的年纪用婚姻的方式证明和他人的相似。

反乌托邦反对的并非“美好”,而是反对“统一标准的幸福”。我想起《美丽新世界》里野人约翰对元首说的那段话:“我不要舒适,我要神,我要诗,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至善,我也要罪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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